中国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发优势”。因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差距，而差距意味着技术、制度、管理等各方面的落后，因此可以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可以引入外资，不需要自己积累，所有这些后发优势都能为中国的发展所利用。
“后发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产业转移。中国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差距，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技术、资金、管理和制度，另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雁阵模型”。以往讲雁阵模型时，都是指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如沿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沿海”的路径。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那么下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国家应该是印度、越南等国家。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考虑中国大国经济的特征，因为基于东部与中西部的较大差距，中国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31个省市自治区可以不断进行产业转移。这种特征切断了“雁阵模型”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转移路径，使得“雁阵模型”的中国国内版本在理论上得以成立。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差异的缩小始终是一个极重要的命题。我们假设“雁阵模型”适用中国，按照之前阐述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雁阵模型，如果说中西部地区接受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那么应该有更多的农民工留在中西部而不是转移至东部。但2000年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有47.7%去了东部，到2005年这一比例更上升至50.3%，这说明加快发展中西部的工业增长模式并没有带动劳动力区域的重新配置，这令我们对中西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假说提出质疑。2000年以来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但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上升更快，超过了东部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超越了东部地区。显然，这不符合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是“雁阵模型”的必然结果，因为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低，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稀缺，本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东中西部的资本劳动比进行分析表明，中西部的这种赶超是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它会导致如下结果：一是按照资本密集程度及其重化工业化的趋势，中西部地区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因而不是一个分享型的经济。如某些资源富集地区的人均GDP已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但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多。这说明该地区的经济分享度不高，而这与该地区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二是这种赶超可能造成更多的污染，使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遇到更多挑战。
因此，虽然2003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逐渐超过了沿海地区，但与此同时我们应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西部到底是靠什么实现了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我国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政府的财政补贴是用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些政策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没能达到缩小中西部与东部收入差距的目标，没能导致中西部发展与东部趋同的结果。因此，向中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应当从现行的政府投资干预型实施模式，转变到依靠市场机制引导和利用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而这有利于最终在中国内部形成雁阵经济。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