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广泛认为，中国必须削减政府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但是目前来看政策上并不准备迅速降低投资规模，如此下去，中国的债务负担将重到难以为继，一旦触及债务能力的上限，中国经济将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中国届时将重温上世纪美国30年代和巴西80年代遭遇过的情景：投资下降，GDP增长停滞，金融危机使大量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失业率上升导致消费萎缩，又引发GDP加速下降,引起更大的危机。美国在1929至1933年间实际总投资下降了91%，实际消费下降了19%，实际GDP下降了30%。这无疑是一场灾难，但是美国最终还是把经济结构调整了过来，投资的迅速下降换来了消费在GDP占比的上升。

对于中国来说，一个伤害较轻的办法便是提升真实利率、将人民币升值10~20%，然后提高工人工资或者降低所得税和消费税。这将能迅速的改变社会财富当前从民间向国家部门集中的情况。同时也能调整社会中的投机资本流速，控制政府债务的规模。

但是这种做法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政府停止发放隐性补贴将导致很多企业出现财务紧张的状况，出口企业首当其冲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借贷成本上升及货币升值带来的竞争力下降，劳动密集型行业将受到打击。短期内我们将看到家庭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负面影响，这将抵消财富逆转移带来的福利。

政府可能会放慢这种措施的施行速度，给出口商及借款人们足够时间来调整自己。但是这样的话达到目标所需的时间太久，并且目前才开始施行这种措施也显得有些晚了。

中国积累的劣质投资越多，其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本会越高、速度也会越慢。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债务能力上限，可用的时间已经不多。

采用上述方法在短期内会造成数量不少的人失业，政府为使失业者不闲散可以分派一定的工作以缓冲改革的冲击，不过对这些劳动力支付的工资将不能用借贷和隐性税收来补贴，因为这样无益于缩减债务和提高家庭消费。

正确答案是，政府需要靠清算国有资产，来负担这些工资。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家庭收入和提高实际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同时完成财富从国家向家庭的转移。

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好处良多的。但是让政府割肉也是比较难的，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出售国有资产，其次的选择是降低国有资产增速，使其低于经济总体的增长速度，从而实现相对的收缩，不过这样的方法速度会比较慢。

让国家财富转移到私人部门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让农民的土地完全私有化，解除户籍限制，因为这样可以给予农民以经济能力和权利去享受城市消费享受城市提供的服务，此举会成为对农民和城市的一种双重补贴。或者政府也可以把国企的所有权转移给养老基金，这样做还能强化社会安全网络。

政府可以通过开放行业竞争，以削弱某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权，增强民众的财产安全感，同时使创业也变得更容易一些。

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得到的现金可以用来增加家庭部门的收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用这些钱来偿还国家债务，这样可以使央行快速升息同时不提高融资难度。

马丁路德金曾说历史就是一段关于权贵阶级放弃如何自己特权的过程。在如今的中国，还富于民的过程也是让“权贵”企业及领导逐渐放弃自己特权和利益的过程，这个过程无疑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鉴于此，中国政府目前也正以吸收私企债务的方式“间接”的把财富从国营部门转移向私营部门。这也是日本在90年代调整经济结构时使用的方法，政府有效的吸收了银行的呆坏账，表现为政府债务从占GDP飞20%升至如今的200%，而私营部门债务持续收缩。

但是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日本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留下的巨额债务如今成了束缚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高企的税收削弱了消费的增长，债务规模也使政府的动作每多掣肘。

无论中国政府想怎么应对经济发展问题，其手段都无法跳出经济和历史的规律。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更多空间，必须从这些历史道路中挑选一条属于自己的。

来源:华尔街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