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一辈子只会遇到一次的金融危机隐隐浮现之际，我的一个朋友——一位企业高管——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进化论是否可能解释引起这次危机的原因？虽然我们这类在生物学领域工作的人员并不习惯解答企业高管提出的问题，但是我成立了进化研究所，而这位朋友是当时初期的支持者。我们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时刻：金融危机出现，暴露出大家对于经济体系的基本理解严重不足。经济学主流理论不但没能预测出此次危机，甚至促使危机恶化，已经失去了可信度。那么进化论能否做得更好？
当然，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一直迫切需要跨学科干预。该领域陷入两大观点之间的拔河战：一种观点认为市场需要不受干预的自我调控，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健康发展需要调控。18世纪政治经济学先驱亚当?斯密认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经济有自行运转的方式。他表示，没有监督者的干预，市场本身运转中会出现一双“看不见的手”。然而，斯密也明白，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对整个社会通常是非常有害的。工业革命和大萧条是这种危险出现的两个最佳实例。共产主义则展示了另一面的危险，即过多调控必将给经济带来停滞。目前经济领域缺乏的就是足以引导大家在这两大观点之间的中间地带前进的理论。政策都来自于生发于哲学、社会科学和实践经验的各种观点的大杂烩。
有人认为形式数学理论可填补这个巨大的理论真空。19世纪末，法国数学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渴望创造出一种与牛顿运动定律相当的社会行为物理学。如果人类在经济体系中的行为能以与牛顿力学相同的准确度作出分析，这将会成为一流成就。1874年，瓦尔拉斯发明了这样一个理论，被称为一般均衡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存在致命缺陷。瓦尔拉斯的模型就人类喜好和能力做了许多假设，因此它要求经济学家思考人类的方式过于受限。瓦尔拉斯的理论基础是一种虚构生物，通常被称为“理性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类。该模型还需要限制性地假设理性人所居住的环境。虽然该理论复杂且需要过多假设，但是仍旧让瓦尔拉斯论断得出“看不见的手”猜想的数学证据。每个人都在努力最大化自己的绝对效用，这也会最大化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效用——其中没有任何调控。
一般均衡模型的瑕疵有大量文献能够证明。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其文章《政治经济学定义》中写道，理性人是“对人的一种武断定义，即认为人必定会做一些事，并用最少劳动力和最小的自我牺牲来获得最大量的必需品、便利和享受。”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在其文章《为何经济学不是进化科学》（1898年）中讽刺理性人是“快乐和痛苦的一个快速计算器，像一个渴望幸福的均匀球体那样，在刺激推动下在一定区间震动，并保持完好无损。”在此之前，凡勃伦甚至认为这种关于人类的构想早已过时。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为理性人与人类几乎没有关系，然而，直到现在，一般均衡模型仍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经典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满怀信心向读者保证，即使该传统模型的假设都是错误的，其做出的预测也可能是正确的。弗里德曼表示，瓦尔拉斯的理论建议对经济政策采取自由放任的极端方针，并且该理论认为如果离开政府管制——总统和首相也包括在内——任何事物都将运转得更好。
当前经济学范式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原因是其作为形式化数学理论的威信。相比之下，经济学中的其它理论似乎只是观点的大杂烩。该主导模型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行为经济学家，后者呼吁以智人，而非理性人为基础得出经济理论和政策。不过，到目前为止，行为经济学家只是列出了一系列在一般均衡模型背景下异常且矛盾的“异常”和“悖论”，就像无法逃脱母星轨道的卫星。他们还没有提出自己的一般性理论。
虽然进化论可能在填补这个理论真空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首先必须认识到进化论完全不同于牛顿物理学。牛顿能为物体运动提供完整的数学描述，这是因为物体特性和相互作用都相对简单。当相互作用变得更加复杂时，我们就没能力用数学方法描述它们了。这种变化在天气等复杂非生物体系也可见，但是在生物体系或经济体系中更是如此，这些体系不仅复杂，而且其特性和相互作用一直在变化。不论19世纪经济学家的想象有多诱人，发明“社会行为物理学”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不过，这没有关系。成功的理论并非要与牛顿力学相似。
事实上，进化论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其普遍性。进化论者拥有一个概念工具包，可用于任何有机体的任何方面的研究。这包含四个并行的问题，分别与某种特征的功能、历史、物理机制和发展有关。例如，生活在沙漠中的物种一般都拥有沙的颜色。我们如何解释这个事实？首先，这些物种呈沙色是为了避免捕食者发现（功能方面的解释）。其次，不同物种通过不同的物理机制来呈现这种颜色——哺乳动物的皮毛、昆虫的几丁质、鸟类的羽毛（物理解释）。此外，这种特别的机制部分是基于物种的世系（历史解释），并且会在有机体生命周期中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发展方面的解释）。回答了这四个问题就可对沙漠物种颜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生物学的所有分支都是通过这个方法统一的。
这类思想看起来可能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相距甚远，但可适用于核心经济观念，特别是在大家都记得进化论包括对文化进化以及遗传进化的研究之时。这种进化模式会对传统经济理论当中根深蒂固的假设构成挑战，这些假设甚至不被视为假设。例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设每个人都努力最大化其绝对效用，但是自然选择是以相对适合度为基础。有机体生存和繁衍绝对优势有多大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对于运用其它策略的有机体有多大的相对优势。最大化群体中个人优势的特性与这个群体作为一个协调单元运作以实现共同目标所需的特性通常是不同的。对个人有利的不一定对家庭有利，对家庭有利的不一定对家族有利。对家族有利的不一定对国家有利。对国家有利的不一定对全球环境或经济有利。
在多层次等级结构的每一个阶层之上，利己行为可能会逐渐破坏更高层次行为的表现。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我称之为多级选择定律——掩藏于所有社会进化理论之中，并且会给“看不见的手”造成困难。如果更高层次的功能型组织进化需要特殊条件，大家如何能坚持以下观念：无管制的利己行为必然会有利于公众利益。
不过，进化论确实引导出一个有关“看不见的手”的可行概念，只是这个概念与受到普遍承认的经济理论有所不同。事实上，生物世界自身也存在一双“看不见的手”。细胞、多细胞生物以及社会性昆虫群落都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单元，能以敏锐精确度运作，而低层次单元不必考虑高层单元的整体福利。在大多数情况下，低层次单元甚至不像人类那样会有福利这种想法。这些自发性组织的奇迹能存在是因为作用于高层单元的选择在低层次单元中留下了少部分有利于该群体的特点。如果人类社会中也有看不见的手，其中原因是相似的历史选择，首先是在遗传进化期间的小规模群体层次上，其次是在文化进化期间的较大规模群体层次之上。多层次文化进化仍发生在我们周围，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例如，欧盟就是从一个低层次实体努力发展形成了一个高层次社会组织。
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对于将进化论作为理论框架小心翼翼是情有可原的，毕竟19世纪和20世纪初有过失败的记录。即使到今天，大多数人都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市场上“狗吃狗、人吃人”的观点联系起来（生物界的实际情况是：狗不吃其它狗）。不过，如今一种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在诞生，并且这个理论是支持合作的。
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时，许多经济机构的成员都惊呆了。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在《纽约时报》为其开设的“魔鬼经济学”博客上写道，大多数经济学家从未听说过她和她的作品——他自己甚至也是其中之一。奥斯特罗姆是一位接受过训练的政治学家，甚至在政治学家中她也是一位门外汉（根据其自己的描述）。她之所以获奖是因为她的以下观点：试图控制如灌溉系统、森林和渔业等公共资源的人群能避免过度使用的悲剧，但条件是这些人能通过拥有某些设计特点（design feature）来自我规范。这与普遍承认的经济智慧是相反的——传统经济观点认为避免“公地悲剧”的唯一方法就是私有化或自上而下的监管。
奥斯特罗姆利用公共资源的全球经验数据库，以及来自政治学、博弈论和进化论的理论证实了她的观点。进化研究所一个多年项目就是反思经济学，为此，我有幸在埃莉诺逝世之前与她和她的博士后助理迈克尔?考克斯合作了几年。我们的工作表明，成功管理公共资源的群体的核心设计原则遵循所有物种的合作进化动态，也显示了我们作为高度合作物种的独特历史。我们也认为，这些原则可归纳为一般结论，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群体，而不只是试图管理公共资源的人群。
从我的经验看，根据我与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专家的数百次对话，许多人对于进化论能阐明经济学奥秘的观念持开放态度，并且觉得不受威胁。事实上，经济学家通常假定其观点与进化论是一致的，虽然他们不会在工作中正式地用上这个理论。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与我们目前研究课题采取的方法相比，明确的进化论观点有什么额外的价值？我的回答是，没有进化论，经济无法调和阴阳，也无法调解自我组织过程和管制的重要性。进化论思想可以提供一种方法，在自由放任和笨拙管制之间找到一条智慧的中间途径。
为了追求这种新的理论范式，进化研究所与国家进化综合中心——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大的进化研究中心之一——合作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及由数十位各种学术专家参加的一系列研讨会。2013年《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发表题为“作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一般理论框架的进化论”的特刊，其中表明该项目已经有了成果。该特刊中的文章证明进化论能够并且应该用于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一般理论框架。这些文章陈述了一直处在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核心的问题，比如，群体的功效、机构的性质、自我组织、相互信任、预期未来，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特刊中的13篇文章为姗姗来迟的研究范式转型奠定了基础。
当然进化论范式还很新，这是对其持保留态度的一个理由。没有理论可立刻回答困扰该领域的所有问题，并且没有初期理论有可能解释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复杂的现象。然而，经过更多时间的打磨，经济学家可能会发现他们认同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观点，后者在1859年初次看到达尔文理论时说：“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个理论呢！真是愚蠢。”
[本文由独家网翻译。作者：David Sloan Wilson 戴维?斯隆?威尔逊，进化研究所（网址：evolution-institute.org）主席。其最近出版的著作名为《社区计划：用进化论改善我的城市，一次一个街区》（The Neighborhood Project: Using Evolution to Improve My City, One Block at a Time, 2011）。]
来源：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