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毛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o20事件”。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没想到，王力一煽呼，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是让吴法宪来负责。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我父亲黄永胜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接着，吴法宪就陪着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母亲去京西宾馆。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是毛的嫡系。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毛通过“7o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第一，我能力不行；第二，我资历不行。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中共九大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笺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领悟高不高。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直贯彻着。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的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要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子，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林彪、叶剑英等坚决顶住；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守了这条线。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发了很大火，说我父亲封锁她。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从这之后，江青和我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之后，中央决定让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哪里跑的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利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应该说，当时知道林彪对江青不满这一情况的范围是非常小的。只有黄、叶知道林的一些想法，开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黄、叶、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时，对于全国的工作，他们会在一起议论。在探讨工作的过程中，他们难免要议论到江青。这样，林的一些想法，父亲他们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确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
文革前，父亲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触，对她没有多少了解。父亲在广州时，江青去过几次。当时是中南局书记陶铸负责接待，让她住在给主席准备的房子里。他嫌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太吵，就对陶铸抱怨。陶铸跟我父亲说：怎么办呀？父亲说：好办，派警卫部队去粘。于是，就派了警卫战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几天，多数都粘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见了。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岛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来回鸣笛，江青又嫌鸣笛吵。于是，赶紧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许鸣笛。可有的船是从广西过来的，不知道啊，又鸣笛了。结果，江青又找陶铸闹。后来，一直到丁盛当司令员，江青去广州还是如此。
那时候，父亲就觉得，她的要求太过分了。那是航道呀，怎么连鸣笛都不让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这样呀！比主席还难伺候，父亲不高兴，就跟母亲说。母亲就跟我唠叨：江青这个人真难伺候，连船都不让人家走，多耽误人家运输啊！那时候，父母对江青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太特殊，太难伺候，其他的倒也没有什么接触。应该说，父亲对江青态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尽量照顾的。父亲对主席特别崇敬。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对江青尊重，但是敬而远之。
其实，我父亲那个层级的干部，跟主席的生活还是隔得太远，也不了解。父亲只有在开会的时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门，给主席敬个礼，主席问一问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况，更不知道中南海里面的事情，也没人跟他们讲主席和江青关系这些事情。军队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总和陈老总两个人，军队的大部分干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内，对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对他们的政治关系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亲没有进入军委领导层之前，对江青出于礼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纸上就开始宣传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个帽子是谁给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给戴的，能够上中央的报纸，应该是中央的负责人。江青既然当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领导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们对他就另眼相看了，觉得她不简单。
随着陶铸、王任重的问题出来后，父亲就感觉不能理解了。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却怎么也跟不上。对造反派冲击公检法、国防部、中南海，把老干部往死里整等等，父亲都看不惯、不赞成。第一次在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父亲是军人，性格比较直，面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有时他敢于顶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江青也在会上讲了话。会上，各总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干部对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对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做法有很大的抵触情绪。父亲就说了：江青同志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中央文革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甚至还为此拍了桌子。
父亲之所以敢顶撞江青，是因为他有自信。他16岁就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就像项羽的三千江东子弟一样，是铁杆兵。况且，毛主席当时还没三千人呢。多年来他对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办的任务，都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完成。而且，父亲不仅忠于主席，对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庆谈判，因为担心主席的安全，父亲到延安机场送主席登机时，还留下的担忧的眼泪。主席对他当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刚进城时没那样，后来变成这样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文革中，江青这个人不管不顾，管你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翻脸就翻脸，总理的工作被她搅得一塌糊涂。父亲对江青的一些所做所为非常不满意。在父亲看来，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个老婆嘛，和这个党、和中央，以至和毛泽东都是两回事啊。
其实，对于毛泽东和江青的政治关系，我父亲，甚至包括林彪、杨成武这些人，我觉得都没看清楚。
据说陶铸文革初期调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况，就问总理：中央高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注意什么？周恩来说：正确对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潜台词是，对待江青的态度，就是对待毛的态度，就是对待文革的态度。陶铸没悟透，多次和江青对抗，得罪了江青，导致自己倒台。这和后来总理跟黄、吴、李、邱讲的，处理好毛、林、江的关系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应该说，对于毛和江之间的关系，总理还是比较明白的，中南海外边的人就不清楚了，总觉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后来，军委办事组和江青的矛盾不断加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汪东兴的误导。因为汪是毛泽东身边的大总管，他传过来毛和江的关系和一些事，并曾说：“毛和江是两回事。”林彪、叶群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很相信他。可以说，对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的判断，直接决定着人们的政治命运。
父亲被公审后，他才真正明白江青和主席的关系，他说：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们的。
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在父亲起床之前，溜到他办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他办公室没人去。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候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几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那是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这样，我当时看到了一份让我印象极深的文件，就是关于九大中央委员的酝酿名单。当时筹备组组长是总理，筹备组写了一份对张春桥历史问题和姚文元父亲姚篷子历史问题的报告。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毛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合适进中央委员会？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帮”时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样。这样的处理说明了些什么？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席一直没有划掉过。
我很不理解，主席为何三次对上报的材料都不表态？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为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利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主席请示，多汇报，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总理。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里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在一起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同时，他们到总理那里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斡旋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从总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对这几个人的历史了解，对他们也比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依靠以军委办事组为代表的军队这根支柱，支持了军队就是支撑住了全国。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有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的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斡旋。只要黄、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清楚。
说起总理的为人，那时还有这样一件事。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事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又过了不久，因为毛岸青的医疗关系已经转到了301医院，总理又跟父亲说：能否让301医院想想办法，让邵华怀孕，让毛主席后继有人。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301医院曹跟慧副院长负责牵头，由妇产科、神经科、泌尿科、内科的顶级专家和护士组成了专门小组。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把邵华安排住进了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受精。那时候，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受精也没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年初，孩子生下来后，办事组的人当成是一个大喜讯。这件事，也反映出总理的一片用心。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夫子”和汪东兴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在我的印象中，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往来的增多，是在准备开九大的时候。之前我的父母很少讲到陈伯达的事情，九大筹备期间，我听母亲说：昨天，老夫子（指陈伯达）又来诉苦，哭鼻子了。你想，陈伯达一个文化人，又没有几个朋友，受了江青的气，他跟谁说去？跟总理说，总理那么忙，显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说，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后台。他没地说啊，总能跟林这边的人说，跟叶群说。陈伯达和叶群又是老乡，都是福建人。因此，陈和军委办事组交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气无处诉说。
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啊？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的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但是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秘，是毛泽东的忠臣近臣，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他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我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黄、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动。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会。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母亲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正式，九大的确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标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看，大家说道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个倾诉者，找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际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哪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都叫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啊！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也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能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的是现成的。可见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后来却把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与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但是，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这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是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
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事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日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什么没打？为什么不打？他说：没有接到要拦截的命令，接到命令是坚决要把直升机拦截下来，就是击落。因为是夜间，当时不是所有飞行员都可以飞夜航的，通常机场只有两架飞机值夜航。张家口的两架值班飞机就起飞拦截，但没有发现目标。现在部队在检查原因，为什么引导了四次进入，都没发现目标。其实，我们搞作战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机和歼击机速度差过大，并不容易发现目标。
林参谋还对我说：纪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们北空指挥所。今早，纪登奎还让他拿望远镜到山上去观察西郊机场有什么动静。他以为我消息灵通，接着问我：主任，到底出什么事了？我说：没听说啊。我昨天晚上九点多钟就睡觉了，一大早就上班来了。接着，参谋长就把我叫去问话：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回家去问问。我赶紧回家，问了问我爸的秘书，他知道的情况和我一样。他还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北空的，我怎么能不知道，所有的雷达都是我们管辖的。他说：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作战部报过来，秦皇岛起飞了一架三叉戟飞机，昨天飞出了境外。别的什么都没报。我没有见到我父亲，秘书说我爸从昨天晚上离开家去开会，一直到现在没回来。午饭前，我告诉老婆说：跑了架飞机，不知道林家什么人出事了，情况不好。
下午，我回到单位不久，技侦团的报告来了。技侦团是归北空管辖，它的报告是送给司令部首长、作战处、情报处和我们防突办，另外还送空军作战部、总参作战部、总参情报部、空军情报部等，文件印数并不多。
从北空技侦团的监听情报看，当时蒙古方面是炸了营，惊慌失措。他们从雷达探测到一架大型机侵入。有的说：不好了，不好了，中国大型机入侵！有的问：怎么办？怎么办？有的说“赶紧去报告××顾问，说了个苏联人的名字。又有人说：××顾问休假，不在营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们惊慌失措的劲儿还没缓过来，飞机一下子就过去了，就是那么几十秒。他们一时找不到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实施高炮进入一等应该采取的任何措施。还有一个原因是，蒙古那边有好多设施，比如说地对空导弹，但都是苏联部队在那儿驻守，蒙古方面没权利使用调动。
到了下午，又有一份报告送来。内容是：蒙古那边说入侵的那个目标坠落了，着火坠落了。它给中央提供了飞机坠毁的第一个情况。提供这份报告的那个台立功了。
当时我们作战部有一个副处长，那天正在下面一个高炮部队检查备战，那架三叉戟飞机就从那个高炮阵地上空飞过去。如果要下命令击落，刚好在阵地上头，而且9月13号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视线很好。那个处长回来后还跟我们说：哎呦，那个飞机那个大呀，飞得很低，如果当时要打，几炮就打下来了。
14日下午，邱路光（邱会作儿子）给我打电话说：你快回来，出事了，出大事了！我说：不就是跑了架飞机嘛。他说：林子着火了，树叶也烧光了，你快回来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说林和叶都出事了。回去后他跟我说，他爸爸回来了，说林和叶都摔死了。
我爸还是没有回来，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16号傍晚，路光又给我打电话：你爸回来了，赶紧回家吧。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他告诉我：12号晚上政治局正开会，开到半截总理接了个电话，接完电话就把他从会议室叫出来。总理问：你听说北戴河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他们（指林彪）家里闹什么矛盾了吗？因为中央的领导都知道叶群和豆豆关系紧张，常常闹出些矛盾。我爸说：不知道啊，没听说他们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总理就没再多说，叫他们回去继续研究政府工作报告，而总理自己离开了会场。我父亲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9月18日是个周六，父亲回家说：看来没事了，主席还是信任我的，总理让邱会作带话过来了。其实这是父亲在宽我的心。他对邱会作当时是这么说的：话是这么说，文章并不一定这么做呦！
黄春光/口述，米鹤都/整理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