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我差一个月满20岁，学校停课已经3年，最高领袖毛泽东一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要必要”的最高指示，将所有15岁到22岁的中学生送去农村。我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丙寅分场第20生产队，后改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称三师十团四营一连。
走过人生大半截的我，打心底里承认，在陇川的那几年成就了现在的这个我。陇川农场是哺育我生命的摇篮。在那里，我实质上经历了一场成人礼。
我是怎样下乡的
我生于1949年，人生的前16年和我的同时代人大同小异——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家国一体的体制下，国家的命运决定了个人的命运。
196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念高一，是学校品学兼优的优等生，学生会主席，一直在赞扬声中长大，此时发生了“文革”。在老干部中，我的父亲是被揪出来最早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他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后来又升级为四家店黑掌柜。这牵连到我母亲也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当时邓小平的女儿，我的高一同学邓榕曾告诉我，她问过她父亲，说我父亲的问题是中央决定的，要我不要抱任何希望。这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的父亲得知后也黯然失色。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我父亲的问题仍然迟迟不得解决，我母亲为他到处奔波，才知道当时一批老干部被毛泽东画圈做重案处理，父亲也在其中。而在我父亲被“揪”出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都被毛泽东当作异己分子“揪”出来了。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这个一路鲜花一路凯歌、只认公理公义的高一学生，居然还不晓得应该害怕应该示弱，直到我被同学揪到学校高台上为走资派的父亲而挨斗。
此后，班上和学校所有的同学都不再理我了。在食堂吃饭时有的初一小同学还专门往我的饭碗里吐唾沫。我同班的几个当红卫兵的同学，专程到我家抄家。老保姆赵婆婆告诉我，来抄砸的有几拨红卫兵。赵婆婆是个旗人，50多岁了，很有血性，当即就去派出所告状。让我的大弟杨都都看家。都都那时十二岁，饿了大半天没吃饭，就在一片狼藉中第一次自己开煤气煮棒子面吃。好在赵婆婆及时赶到，发现那棒子面里全是玻璃茬，才没让他吃下去。
家里呆不下去了，父母也都给关起来了，赵婆婆带上我们姐弟三人搬到清华大学旁边的一间小茅屋栖身。一天杨都都自己上街，踢小石子踢到清华附中某个红卫兵，在其喝问下说出爸爸是走资派，结果被带到学校关起来打，之后精神失常在野地里狂奔了一天，找到他时已经完全疯了。从此种下了精神病的根子，一生被毁掉了。
还有一个8岁的小弟弟杨飞飞比较乖巧。他在东交民巷小学上二年级，因为是大走资派的儿子，只要上学就得挨打受骂，受尽欺辱，老师自顾不暇，也管不了。为了躲避，他居然想出个办法：每天照常对家里说他上学了，然后坐上各路公共汽车消磨时间，从起点坐到终点，循环往复，到下学时分再回家。这样的小学生活居然过了好几年，等于是个有家的流浪儿，而家里谁也不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文革”结束十多年了，一次他和我一起出游时，不经意间偶然讲起我才知晓。作为姐姐，我的辛酸无以言表。
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一段日子里父亲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1966年5月8号是个星期天，母亲在河南四清工作团，父亲带我们三个孩子去颐和园玩。中午回家，看到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大字写的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明、何炬。父亲看到这个报纸就愣在那里，嘴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今天不该出去。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懂得，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凭着在党内多年的政治经验已经嗅出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而这个发动者就是毛泽东本人。父亲需要时间来做好精神准备。有没有这个准备结果会完全不同，很多人在“文革”中不是被别人直接杀害，而是自己经受不住精神折磨自残自杀。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对我讲我母亲后来写在《思痛录》里的1941年“延安抢救”他受冤屈的事情。当时他就判断即将到来的“文革”将是一场错误的、专门打倒党内外好人的运动。父亲的判断来自他的经历。1936年，他在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中加入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1941年在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甚至戴着特务帽子在延安一年多。后来是毛泽东亲自纠正错误脱帽鞠躬向被错打的人致歉。他就原谅了。
父亲告诉我，党会犯错误，纠正错误需要一段时间，估计这次运动到纠偏至少需要三年。这三年他可能过不去，可能活不下来，但绝不是自杀。因为在“延安抢救”被打成特务时他曾有过自杀的念头，熬过来以后不会再有了。1966年5月17日邓拓自杀，闻讯后我父亲叹息不已。他说他曾在4月间告之邓拓至少要准备带帽三年，但邓拓没有经历过“延安抢救”，没能挺住。他要我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绝不能动摇，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后来知道，像我父亲这样对“文革”的残酷有预见的老干部并不多，但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文革”竞持续了10年，他从被打倒到被“解放”竟然整整12年！
在当时，我瞪大眼睛听，好像自己完全失去知觉了。这是天方夜谭吗？实在太可怕了！可是，不管那时我想听不想听，甚至心理抗拒着不愿意听，大脑都像留声机一样，把这些话统统刀刻一般地永远印在我脑海里了。在我未满1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晓得了原来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来自外边，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1998年，我母亲写的思痛录开篇就是“抢救失足者”，揭露这一段历史，出版后引起社会巨大震撼。可直到如今，这个历史秘密并没有完全揭开。
1966年5月，让我这个对党和毛泽东无限崇拜的孩子理解这些，实在毫无可能。多年后我长大成人，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他预料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将面临严峻的人生路考，弄不好会被摔下车粉身碎骨，所以下定决心无论我能不能理解，也要用最快的速度给予我最严重的告诫，让我有思想准备。多少年了，父亲当时的严峻神态和一口淮安方言穿过岁月之河，经常浮现在眼前，回响在耳畔，提醒我不要忘记也不能忘记过去。
自1966年6月起，我一下子从巅峰掉到深谷，不但原有的所谓革干子弟身份和好学生的地位被砸的粉碎，家庭和生活也被完全颠覆了。我再也没有了快乐。父亲被关在建国门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母亲当时是河南安阳四清工作团团长。刚下火车不让回家就被送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挨批斗，结果一下子疯了，连我都不认得，医生说是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批斗班结束，原来在东交民巷10号的家早就没有了，她被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由我家做饭的保姆张文英看着。那时，赵婆婆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住进清华大学东门对面的小茅屋。过了两年，直到我父亲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受押期间不知用什么法子直接向北京市申诉无房，才在偏远的永定门丁家坑新建区得到一套两间的单元房。我把患病的母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接出来，又把两个弟弟接来，和张大妈一起，老幼病残组成了一个家。我母亲后来写过一篇中篇《夕阳赋》，就是写赵婆婆在我们家四分五裂的时候，怎么保护了我们三个孩子的故事。
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我被分配去云南农场。工宣队说，这算是照顾你了，你这样的走资派子女，应该去农村插队。1966年5月15日12点47分我和同学登上了去云南的列车。我清晰地记得，瘦小的妈妈当时穿着藏蓝色的上衣，站在车窗外面抿着嘴唇，似笑非笑的望着我。而最让她宽慰的是，她知道她的女儿没有辜负她，她的女儿和她18岁参加共产党一样，就在这一刻离开家庭奔向社会了。
列车缓缓启动时，车厢内外，哭声一片，而我大声呼喊着：妈妈，再见！北京，再见！我在用行动向妈妈，向老师，向社会证明了我是革命的不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
艰苦劳动中自我磨砺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那几年让青少年的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跌荡，在严酷的社会环境逼迫下，被动地被捶打，那么，陇川农场的经历才是真正地自主磨练和自我造就，从肉体到精神锻造出了今天的这一个我。
对于下乡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只是想证明自己。现在想来，这其实是从未受过屈辱却骤然落到社会底层的我最为自然的一种反抗。人的意志力所能发挥的力量实在难以想像，我从未经历过任何艰苦生活的磨练，却能在农场劳动中一下子完全适应，没有觉得有多苦。
我当时的理想是，只要人能干的我都要会干，结果练就了十八般武艺。农业连的所有农活，无论育秧、插秧、割谷、贯谷、晒场、犁田、耙田、种甘蔗、收甘蔗、糖厂小工、种玉米杂粮、种菜、喂猪、打猪草、出猪圈、拖土坯、盖房子等等，样样我都做得来。我还当过代课教师，给连队的三年级小学生上过语文和算术课，做过炊事员，在连队食堂用大铲子炒连队百多号人的菜。甚至还在婴幼儿室当过一段阿姨。当地的风俗都是用一大块布把孩子绑在身上。我居然比湖南老乡还土，胸前裹一个，背后绑一个，然后左手、右手各领一个，我一个人可以一下子带着四个孩子，再招呼着其他的孩子。
在云南，吃大苦，耐大劳真是到了极限。农忙时天不亮就起身去插秧，天墨黑才收工。一天干16个小时。插秧永远弯着腰。放高工效时我一天最多能插三亩地，而且行距株距很密，4寸乘6寸。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够伟大。三亩地你就是一趟趟走来回要多少时间！
记得我被派到水库工地推土车。一车土装的满满尖尖，从高坡往下跑，我一天能推一百多车，干下来浑身筋骨都像散了架一样。水库工地还要为浇注大坝搅拌水泥，这个活不是女生干的。当时缺人手，工地让我们班上。我一个女的当班长，带着全班的男队员用长把铲子搅拌水泥和石头子，那一铲子下去就像要把你的五脏六腹都折断一样那么沉。但是我挺过去了，没有人了解我的感受，只知道我特别能干。
我那时相信一句话：身体是肉做的，人的意志是钢的。在水库工地上一天开五餐，每顿饭我能吃下一斤米，没有什么菜。现在想想，觉得尽管自己当时年轻幼稚，盲目蛮干，但是人的潜力实在是太大了，有很多你无法想像的事，只要你觉得你能承受，就真的可以承受了。
记得最难的农活是犁田。那是男人干的。连队的女知青老大何晓萍和老职工学扶犁耕田，我也跟着学。至今记得，最难是扶犁过田埂，右手将铁犁把向右偏，左手提起铁犁中粱，凭巧劲将七八十斤重的犁从一块田拔起插入相邻的另一块田。劲儿使不对不是犁头插入耕地太浅，就是被老牛拖一小段路才入土，以至于靠近田埂的地没被犁到。那时，我总是嫌老水牛走得太快，我提犁太慢，跟不上。犁田当然要打赤脚。清晰地记得犁田是在一月份，云南的一月也够冷。何晓萍和我赤着脚，冻得在地上蹦高。
那时虽是个小知青，我却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不仅自己试验猪饲料，还跑到总场科技站找技术员，说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指导。那个技术员姓翁。2009年5月20日，北京知青回访团回到陇川农场时，接待处告诉我，一个姓翁的退休的总场副场长找我。我到了他家，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翁技术员。翁场长告诉我，十多年中，无论北京、四川、上海还有昆明的陇川知青，找农技站要做农业科技试验的，我是唯一的一个，所以他不会忘记我。
我记得大约是1971年春，我去场部科技站问谁是技术员，一个面目清癯，高高瘦瘦的男子说我就是，姓翁。我问，水稻能不能培育更高产的新品种呢？翁技术员很无奈地回答：现在农业科技没人管没人问，哪里有人还想这个？我说我想试一试，感动得翁技术员从杂乱的家什中立即翻出了几本农业科技书送给我。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做了两季的水稻育种试验。先是在连队的菜园里用卷秧育种，知青颜英还帮助我一起做。而后向连长张才扬要了一块五分田，自己插秧施肥。这块田长势很好，张才扬很高兴，说估摸产量要高出一般稻田的一半。但是在抽穗灌浆的时候，水稻长虫了，必须打药。结果我太着急药打多了，收成的时候稻谷空壳有一小半，而且晒场时我没在，试验田和大田的稻谷混了，没法用新稻谷选种了。当时我难受了好多天。不过，现在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自发、自主作农业科技试验，失败了很正常。重要的是，我并没有被家庭在“文革”中的苦难所吓倒，在老职工和农场技术员支持下走过的这段宝贵经历，正是我努力自立自强的写照。直到今天，我做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仍然以三农为本，矢志不渝地帮助农民做综合性的农民协会的试验。综合农协不仅做金融合作、供销合作，还做农业技术推广和社区教育，而三十多年前陇川农业试验打下的思想基础是起了作用的。
所有这些活计都是自己有意识做的。知青里几乎没有人像我这样要求自己。这是因为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苦难，我知道一生一定要靠自己站起来，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折磨相比真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只要自己什么都做过，什么苦都能吃，就什么都不怕，今后就没有什么能打得倒我了。
老职工和连队干部对我有一致好评。不仅屡屡评选我为知青模范，还几次提出要发展我入党。我说了我的父亲是没有解放的干部，他们说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入党。党组织居然向北京发出了外调函。多年后我回到北京，我父亲的专案组李组长专门找到我说，曾多次接到过我所在的农场和工厂的外调函，都为了要发展我入党，而他们无权决定只有简短回信说等待上级给结论。这样一直延至1975年，这位李组长大着胆子给当时我所在的张家口树脂厂党委回函说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影响杨团入党，请你们自行决定。厂党委就以此为据，当即发展我入了党。而我的父亲被宣布解放，是在我入党后三年，上大学后三个月的1978年11月间，胡耀邦做党中央组织部长时亲手将毛泽东钦定的一批重案彻底推翻，去掉了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
我在云南的三年多，除了不能入党，没有感受到其他政治压力，这份幸运源自陇川农场领导的一个重要决定。当时同样处于“文革”风暴中的陇川农场，张志诚书记、李岱东场长等一批老干部也曾一度靠边站，是他们出于敏锐的政治判断，意识到来自“文革”中心——北京知青的家庭会有各种复杂情况，于是商定采取整体保护政策，将所有知青的档案统统放在总场，不下放到各分场，不让我们的家庭情况扩散。
而这个十分重要的信息迟至2009年5月，北京知青组织回访团集体回云南陇川参加40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从最后一批离开陇川的知青议论中我才知晓。
当时，已近60岁的我，心底止不住奔涌的狂澜。陇川农场啊，我的保护神！是你让我像从“文革”牢笼飞到广阔天地的小鸟，从此不再备受歧视和打击，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平等对待。不但恢复了我以往真诚乐观的本性，还增添了一份坚韧执着和旁人难以觉察的深沉。若没有陇川农场的宽松环境，我真不能想像自己后来的路。我能撑得下来吗？即便撑下来能不扭曲变形吗？
我的人生总结
现在的这一个我，是“文革”和下乡这两场大运动锻造的。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只有16岁，懵懵懂懂中只知道爸爸妈妈成了人人所不齿的大黑帮，天坍塌了，以后怎么活？我不知道。生我养我的是父母，但是在他们遭罪、无暇顾及我时，社会的重压让我茫然不知所措。
命运使然，1969年我和万千知青一起被上山下乡了。我的人生轨迹和万千知青一起被改变了，城里的孩子来到了云南边陲——陇川农场。是陇川农场帮助我从个人的家庭苦难中走出来，走向广阔的土地和民众。在那里，我和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出身的老职工朝夕相处，他们的宽厚、淳朴和包容让我这个当时被打到社会最底层的大黑帮子女，心底的感激无法言说和永生铭记。
陇川农场的经历，让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让我与劳动和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的情感，找到了一条可以自强自立活下去的路。有这段生活垫底，后来无论我自己有怎样的变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这份深情厚谊只会在我心里不断发酵，像陈年老窖，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醇厚。
“文革”让人变得疯狂，人不再是人，而是和畜生为伍，而农民大爷大妈叔叔婶子，农民出身的老职工们都还保持着人的本真和本性。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人性不是由文化高低衡量的，人道来自最淳朴的自然。农民最接近自然，他们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从不会按照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歧视一个人，他们的心地是最纯朴和最少污染的。
“文革”浩劫和云南农场之于我，不是青春岁月的理想和记忆的凝结，而是生命在烈火中行进的锻造。让我真正懂得了人民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怎样做一个永远有良知的、永远不会昧良心的人。此后，我所有的情感、思想、选择和作为，全部基于这些经历。
62岁的我，总结走过的人生，有三条体会：
第一，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没有“文革”，没有下乡，就没有今天的我。苦难常常在你快要忍受不住时，恰恰是将要过去的当口。人的忍耐力超过你自己的想像力，跨越苦难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第二，健康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人格是人生的财富。它一半来自于对于艰难困苦的坚忍的承受力，另一半来自于对生活、对土地、对社会、对人们、对周围一切广阔而深沉的爱。我最喜欢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艰难时，转折时，委屈时，振奋时，默诵着荡涤我灵魂的这两句诗，眼眶不由地湿润，心底充满了力量。
第三，追求公平和正义，为实现“人”的价值而奋斗，就是在使用和积累人生的财富。每个人都是浩瀚宇宙中的沙粒，微不足道，但又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会跌倒、会哭泣，需要旁人的扶持和相依的温暖。我从为摆脱自家的冤屈、为个人的价值而奋斗，到现在为弱势群体尤其是整个农民群体的价值而奋斗，这条人生之路是从陇川农场出发的。是陇川农场，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基础，开始积累属于自己的人生财富。后来当我有能力和条件做出独立选择时，这样的人生财富就成为我为所有“人”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源泉。
陇川农场，哺育我生命的摇篮，我对你，永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眷恋。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