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李路曲主编《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内容摘要：对经济社会不平等的批判是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核和发展主线，倡导经济社会公平则是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主导性价值观。这种公平导向主要表现在对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相统一、效率与平等以及自由与平等相平衡的追求，对国家与民众、精英与大众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公平性的倡导，其核心是强调人民大众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利益、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谋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克服经济民主的矛盾问题、理想化和实践困难，有效地实施他们设计的公平导向型经济民主制度模式，西方经济民主学者们，针对性地提出了经济民主制度的实施路径和机制。据此也许可以说，政府公平施政为主导的公民合作自治相结合的多元合作主义道路，可能就是经济民主发展的可行之路。

关 键 词：西方；经济民主思想；公平导向；公平施政；多元合作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越强烈。然而，在现代政治社会，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是自发达成的，实际上，它与政府（即国家政权机关）是否公平施政具有直接的正相关性。因此，要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就需要作为全社会代表的政府履行谋求社会公平的职能。从经济政治学 1的视角来讲，经济是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因素，一方面，经济能够发挥政治性的功能，另一方面，经济又能实现社会性的目的。根据这种关联性原理，可以说，经济民主是公平施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中介因素，一方面，要促进社会公平，就需要政府公平施政以发展经济民主，另一方面，政府公平施政的重要内容就是发展经济民主，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在西方经济民主学者看来，在现代各国，政府公平施政的一种路径，就是通过经济民主促进社会公平。为此，本文将在简要阐述西方经济民主思想对公平价值、经济民主现象的公平属性和经济民主制度的公平功能的基础上，从政府公平施政的角度，对西方经济民主思想进行相应的分析评价。 2

一、经济民主思想对公平价值的探索

经济民主的思想源远流长，在西方，最早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以此为起点，可以将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古希腊时期，经济民主思想的理论萌芽；（2）18-19世纪，在“自由、平等”理念基础上产生的以“经济平等”为特征的近代经济民主思想；（3）19世纪末以来，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基础上形成的现当代经济民主思想；（4）二战以来特别是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国际经济民主思想。

古雅典时期，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使用“经济民主”这个词汇，但在《理想国》和《政治学》中，无不闪耀着经济民主思想的火花，他们发现了经济权力公平分配和经济生活的自主性对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城邦的政治安排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公平。尽管他们的经济民主观更多具有古典的共和主义内涵，但却确立了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传统。即是说，民主的古典意义即“人民的权力”或“人民的统治”，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价值理念，是可以运用于整个社会的术语。古雅典时期的这种民主理念开创了近现代共和主义民主思想的传统，也成为西方经济民主思想最早的理论源头。

近代西方经济民主思想是在共和主义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分歧与争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国的卢梭、雅各宾派等激进民主派，倡导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更意味着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平等，由此推动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正式产生。自由民主论者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而主张财产权高于公民权，把民主严格限制在政治领域，划清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界限，使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不能以民主程序威胁到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在经济生活中忽视“人民的权力”的精神实质，导致代议制民主蜕变为资本民主或“宪政财主”。对此，以卢梭为代表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他与自由主义者洛克的绝对所有权观念不同，更注重民主的经济和社会意义。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可以看到，民主更多地包括国家的社会内容，意味着社会国家对公民经济社会权利的保护，是一种社会经济民主。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更意味着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平等，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公民权高于财产权，国家社会的繁荣在于社会所有成员幸福。这些观念假说对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产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并成为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概要地说，近代早期的经济民主观更多建立在“自由、平等”理念基础上一种“经济平等”吁求，是针对当时政治民主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民主思想 3，是对自由民主把民主严格限定在政治领域而忽视经济不平等影响的理论反驳，也是古典共和主义在一定程度的回归。

在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把经济民主作为实现人类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他们继承了古代民主经济内涵的理念特别是柏拉图的传统，认为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公有化的改造，但必须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真正人民在经济上当家作主。马克思的经济民主观也继承了卢梭以来的共和主义民主观念，不仅明确人民作为经济民主主体是现实的“社会化了的人”即社会的个人，而且提出了作为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的概念，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仍未能解决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就必须通过“社会经济民主”来实现从“政治解放”走向彻底的“社会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强调要以人民自主代替阶级剥削，以“自由人的民主”代替国家形式的民主，如此这样，真正的民主就实现了，也就进入公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把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价值联系起来的思想观念，对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为了应对以精英民主和多元民主为主流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困境，西方现代经济民主思想应运而生。19世纪末期特别是20世纪初期以来，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全球范围，民主理论面临着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是否存在着政治上的平等与民主？经济权力集中的少数精英人物或“特权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权地位”，操纵着民主政治过程和制约国家政府决策，影响了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造成“政治冷漠”，使代议制民主政府面临合法性危机。同时，政治上的民主治理与公司或经济企业内的独裁形成鲜明对比，公民政治权利无法扩展到公司或经济企业内部，忽视公民民主参与能力的培养。针对这些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密尔、霍布豪斯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费边社会主义者维伯夫妇、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科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纳福塔利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等西方经济政治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倡导经济民主。具体地说，自由主义者密尔，晚年更多地把自己当作一名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 4，他已经意识到了收入、财富和权力的重大经济不平等遏止了大多数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充分发展，提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保障公民经济权利。霍布豪斯试图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调和，主张扩大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范围，特别是对经济福利民主分配的关注，重视国家在经济公平中的作用，完成了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费边社会主义者维伯夫妇最早提出“工业民主”的术语，要求将政治领域的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在工业生产领域内消除资本家的独裁地位，提倡用工业民主代替工业寡头，并与社会主义国有化联系起来，发挥国家在经济民主中的作用，认为消灭少数富人对广大穷人群众的专制是“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标”。 5科尔认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平等，政治权力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投票箱构成的抽象民主”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平等，由普选权所反映的公民之间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它掩盖了政治权力实际上不平等分配的事实。在他看来，“那些理论上的民主主义者，忽视了财富和地位重大不平等导致了教育、权力和对环境的控制方面的不平等的事实，这一事实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体系而言都是非常致命的，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任何其他领域”。 6在此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批判经济独裁并主张将经济民主上升到经济宪法的形式，1919年制定《魏玛宪法》，就首先在宪法中确立的“经济民主”的精神和原则。

特别是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础作用广泛加强，经济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对代议制民主发出了新的挑战，其合法性受到更大的质疑。其主要表现是，少数富人占有社会的多数财富，并由此控制着经济生活和政治过程，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而大多数创造财富的劳动大众却在经济领域受到资本经济权力的限制和剥削，他们缺乏参与民主政治活动的机会和条件，被排斥在社会财富之外。归纳进来，经济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生产领域源于所有权不平等的资本与劳动者、雇主与雇员的矛盾，更表现为源于经济组织内部管理权与控制权不平等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也存在于在国家与民众之间经济权利分配、贫富公民群体之间经济成果的分配，等等。由此决定了经济民主的内容和形式，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发展，经济民主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还扩展到投资、分配、消费等领域，更体现在从工作场所、基层、地区和全国。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的一些民主理论家继承了卢梭、密尔等思想家的民主传统，提出用参与民主或直接民主来替代或补充代议制民主，从而发展经济民主。这些参与民主理论者一般要求将政治领域的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在工业生产领域内消除资本家的独裁地位，建立工会、基尔特等工人代表组织，实现劳资集体协商谈判和平等参与，缓和劳资矛盾。他们认为，公民在只有不断的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个人发展和自由才能充分实现，因此，发展工业领域等基层直接民主，能够促进积极公民经济社会参与的形成。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道格拉斯?拉米斯、塔基斯?福托鲍洛斯、本杰明?巴伯、卡罗尔?佩特曼等。当代社群民主理论，也从不同方面论证了经济民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如科恩和罗杰斯、保罗?赫斯特、迈克尔?沃尔泽、C?B?麦克弗森。英国左翼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试图通过“第三条道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以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7，并坚持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以及无民主即无权威等价值，推动经济社会民主的新发展。面对多元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困境，甚至连罗伯特·达尔、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等传统多元民主主义者，也转而强调经济平等和经济民主对实现政治民主的意义。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造成了收入、财富的分配不公以及经济权力向少数精英手中的巨大集中，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也体现在国际层面。即是说，全球财富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权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在某些发达国家及其各种精英手中，不仅拉大了南北差距，造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经济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由此催生了国际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英国民主理论家戴维·赫尔德所著《民主与全球秩序》、美国政治经济学家J·W·斯密斯所著《经济民主：21世纪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民主：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伟大战略》、新加坡学者Dhanjoo N Ghista的《社会经济民主及世界治理》等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世界主义民主视角主张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以扩展“全球化进程中的民主”(globalizing democracy) ，推行全球范围的经济民主治理。

如上所述，西方经济民主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理论形态、观念主张和制度设计，但对经济社会不平等的批判却是其基本的思想内核和发展主线，倡导经济社会公平则是西方经济民主思想的主导性价值观。

二、经济民主公平属性的主要表现

从西方经济民主思想对公平价值理念的倡导来看，经济民主所具有的公平属性，可以从本质、主体、内容和价值这几个方面来观察和分析。

（1）经济民主是实现人民大众经济地位自主性和经济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治理理念和方式。经济民主的本质含义就是人民在经济上当家作主，意味着相对于公权力和精英群体的经济特权而言，人民大众具有经济主体地位与平等权益。具体地说，从公权与私权的关系视角来看，经济民主意味着人民相对于公权力管制具有经济地位利益上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从精英群体（或富强群体）与人民大众（贫弱群体）关系视角来看，经济民主意味着人民相对于精英强势具有经济地位利益上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根据主体性理论，经济民主是人的自主性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自主性”意味着人民大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而不受来自于他之外的他人或者其他力量的控制和支配，民主就是大众‘自己’拥有主权；自主就是“自治”，即大众自我治理的原则。人的自主性在社会经济领域体现为主体性，就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当家作主，即人民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主体地位和享有主体权益。在现实上，经济民主的本质内容可以形象地表现为经济民有、经济民治和经济民享。

（2）经济民主追求人民主权地位与公民权利地位的协调统一。当代西方主流自由民主理论主张把民主局限在狭义的政治领域，在经济生活领域忽视了“人民主权”的精神实质，人民的主体地位面临被虚化、被架空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西方经济民主的倡导者包括参与民主主义者、新多元主义者和后自由民主主义者，都主张把人民主权扩展到经济领域，并实现人民主权的个人化。他们一方面继承共和主义对人民主权的理解，即卢梭所主张的人民的共同意志，人民主权不仅具有政治意义，更具有经济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又吸收自由民主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把人民当作现实中的个人来对待，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的统一。因此，与“股东民主”、“资本民主”、“财产民主”强调少数精英的经济特权不同，经济民主旨在实现人民主权与公民权利的结合，在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的基础上，强调公民权高于财产权，突出共同体所有公民在经济生活中平等的主体地位、主体权利与主体责任，彰显人民大众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性。

（3）经济民主强调国家与民众（公权与私权）、精英与大众之间经济权益关系的公平调节。与精英民主强调少数精英的政治经济特权不同，经济民主论者关注经济平等，主张通过制度安排对经济权力（权利）重新配置，协调国家与民众、精英与大众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人民大众在经济利益上的主体性和平等性。经济民主论者还期望通过经济领域特别是微观经济企业组织内公民的民主参与，改变少数精英统治的现状，最大限度地推动公民参与民主政治，培养公民的民主品格和素质，从而实现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和道德的发展。简要地说，经济民主对经济权益关系公平配置的强调，主要是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生产领域的财产占有关系、生产过程的控制关系、收入及财富的再分配关系，以及经济权利的配置关系等。从内容来看，经济民主所追求的公平，不单纯意味着企业内部劳资“利润分享”，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经济权利（权力）的平等配置，以及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它更包括了通过主导性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控，实现利益均衡和分配公平，使人民大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4）经济民主追求效率与平等、自由与平等相平衡的经济社会公平价值。追求效率与平等平衡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经济民主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效率和平等是当今各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对内在矛盾。自由主义者往往主张，政治领域强调平等、经济领域强调效率，或者强调平等主要是经济机会和条件的平等，即“给不平等的人以平等的机会”，而且，自由高于平等。与此不同，经济民主论者试图从价值意义上对效率与平等的进行重新阐释，追求效率与平等相平衡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正义。如同经济民主的倡导者施韦卡特所言，无论是日常意义还是技术意义，效率都不是一个价值中性的概念，它预设了某些特定的价值关怀。从这个意义上，经济民主论者一般把效率重新定义为“满足人类需要的有效性”， 8而不只是少数有钱人或强势群体的需要。换言之，效率作为经济民主的价值目标，不是以技术效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满足人民大众的基本需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平等，更多是基于收入、财富、经济机会、权利分配意义上的公平（不仅包括经济公平也包括社会公平）。正如新公共行政学派倡导人弗雷德里森所言，公平是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包括了平等感和正义感。具体地说，公平的重点就在于纠正现存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分配过程中的不平衡。与所谓对所有人同等待遇不同的是，公平强调的是那些处于不利的地位的人给予更多的福利；与效率观点不同的是，公平特别重视回应和参与。而且，经济民主所追求的效率与平等的平衡，实质上也是指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实际上，经济民主并不是要求在经济领域内特别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领域内一律平等和绝对平均，而是关注人民大众作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在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前提下，经济机会能够向全社会公平提供，并且通过政府制度安排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权益，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其价值目标是经济社会公平。总之，经济民主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人民主权、效率、平等价值的促进上，更体现在用公平对效率与平等、自由与平等这些相互冲突价值的平衡上。

综上所述，经济民主的公平性，主要表现为对人民主权和公民权利相统一、效率与平等以及自由与平等相平衡的追求，对国家与民众、精英与大众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公平性的倡导，以及对经济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分化等问题的批评，其核心是强调人民大众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利益、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其目的是谋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公平导向型经济民主的制度模式

倡导经济民主的学者，往往都试图通过公平的制度安排对经济权力或经济权利进行重新配置，调节国家与公民、精英与大众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实现人民大众经济地位上的主体性和平等性。经济民主的制度形式和实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仅涉及宏观上的产权和所有权的经济制度安排、世界宪法或国家宪政、法律对公民经济权利的保护，以及中观上的政府行政制度、经济政策安排，还包括微观领域的企业或工厂民主合作治理机制，等等。归纳起来可以说，所有实现国家与民众、精英与大众、贫富公民群体、劳资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利益均衡，保障最大多数民众经济权益公平配置的制度安排，都属于经济民主制度。归类起来，公平导向型经济民主制度主要体现在财产所有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机制、工人参与管理制度这四个层面。围绕公平价值功能在这四个层面的配置，西方的经济民主学者，设计了不同的经济民主制度结构。其中，下面五种经济民主制度结构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模式。

（1）施韦卡特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美国左翼学者戴维·施韦卡特把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看成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取代传统资本主义的最切实可行的选择。而传统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被替代，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与正义、平等、效率和合法性相冲突的严重问题，诸如不平等、失业、过度工作、贫穷、缺乏民主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等。施韦卡特所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模式，在制度结构上包括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自由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以及民主控制的社会投资这几个方面的要素。在施韦卡特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比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更符合并支持人类对诸如公正、平等、效率、自由、民主、福利和幸福等价值目标的追求。

（2）达尔的企业民主治理模式。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专门阐释了其经济民主理论，认为理想的经济秩序应该同时满足民主、经济公平（economic fairness）、效率、道德责任和经济自由五大价值目标。而现行的经济制度，无论是法人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还是国家社会主义（bureaucratic socialism）都不能满足以上要求，因此必须寻求新的替代经济制度。他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将民主程序应用于经济秩序，倡导建立一种新型的集体合作所有和由经济企业内所有公民民主控制的企业制度即企业民主治理制度，以取代法人资本主义制度。简要地说，达尔所倡导的企业民主治理，主要包括平等的选举、有效的参与、充分的知情、公众对议事议程的最终控制权和包容性这几个方面的要素。在达尔看来，这种“自治企业不仅比股东所有、经理控制的法人企业或者国家所有、等级制控制企业比起来都具有几大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义和民主”， 9有助于减少源于所有制和控制权导致经济资源、地位和机会不平等。

（3）米德的财产所有民主制模式。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在《效率、公平与产权》一书中，提出了“财产所有民主制”的经济民主模式。米德从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角度，分别比较了工会国家、福利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即财产社会所有制国家和财产所有民主制国家这四种可以解决人们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安排。而且，比较赞同财产所有民主制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种模式。但从英国的实际来看，他更倾向于采取措施实现财产所有权平等化和社会化，以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福利国家。因此，米德所讲的财产所有民主制模式，其最大特点是财产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平等化：“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在全部私人财产中占有一个太大或太小的份额；每个公民将从财产上获得自己的大部分收入”，而“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 10他认为，“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分配，意味着权力和地位的不平等，即使它不会引起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如果财产所有权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平等分配的话，那时的社会将与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简言之，财产所有民主制模式，将通过财产所有权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分配，制约少数人肆意行使其经济权力，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公平。

（4）罗尔斯的财产所有民主制宪政模式。在当代西方，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民主思想家主张通过财产权的再分配来实现民主与平等。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经济民主这一概念，但他却将公平正义原则运用于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结构，高度赞赏并完善了由詹姆斯·米德在《效率、公平与产权》一书提出的“财产所有民主制”模式，设计出了奉行公平正义的经济民主宪政制度。罗尔斯的财产所有权民主制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强调了自由权利的优先性，但同时又力图调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在自由主义体系中为“平等”寻求一个合适的位置。罗尔斯设想的经济民主主要是一种民主的财产所有权，涉及到税收、政府和市场结构等制度安排，从他设定的两条正义原则中可以看出，其经济民主的核心，是要求国家应对私人财产权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再分配，限制经济权益分配中的不平等，倡导自由前提下的经济社会平等。

（5）福托鲍洛斯的包容性民主模式。希腊学者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在《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一书中，揭露和批判了西方当代社会的多重危机，把它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制度框架所隐含的经济、政治及社会权力的集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包容性民主，并视之为“危机解决的唯一出路”。在福托鲍洛斯看来，就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言，无论是私人所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都把控制生产过程的权力配置给了少数人，前者是少数资本家，后者是通过非直接方式委派给了现实社会主义各国中的官僚精英。就资源配置机制而言，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都造成了一大多数人为代价而少数人占据优势地位的结果。并且，在资本主义增长经济中，经济权力集中在资本精英手中，是通过源于市场经济功能的不平等收入分配而“自动”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增长经济中，把同样的权力集中在官僚精英手中，则是通过把政治权力集中在控制资源计划配置的少数人手中而实现的。为解决这些问题，福托鲍洛斯认为必须从体制外寻找途径，用新的民主形式即包容性民主替代现行的制度框架，他所讲的包容性民主，将超越传统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和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这种包容性民主还将废除政治的、经济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及其再生性的制度结构，废除在家庭、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更广泛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等级制结构。于是，从福托鲍洛斯的包容性民主自然而然地就生长出了经济民主，他的这种经济民主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公民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和决策的实施过程，确保经济权力在公民中平等分配的一种经济结构和过程。这意味着，在生产资料人民所有的制度框架中，经济过程最终由人民来控制。” 11总体而言，福托鲍洛斯的经济民主模式非常激进，不仅要废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所有制形式），还要废除市场经济关系，包含着对传统经济权力关系的明确否定，包含着经济领域中的公民主权和公平理想。

综上所述，这五种代表性的经济民主制度模式，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从渐进或渐进的角度，设计出了发展经济民主的制度结构，这明确地反映了西方经济民主学者，试图通过制度化矫正经济社会不公平并谋求经济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四、政府公平施政主导下的经济民主发展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民主可能是出现频率颇高而又争议颇多的一个术语。从世界范围来看，整个二十世纪就是一个民主化的时代。民主的价值获得普遍认同，民主化浪潮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先后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民主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随着人们对民主认识的深化，以及经济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基础作用广泛加强，经济与政治相互依存、彼此渗透，经济民主逐渐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从人权和生存权的角度讲，人为了有尊严地生存，必须要保障基本的经济权利，这是经济民主关注的首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解决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民族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劳资冲突等利益冲突，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类共享发展成果，是当代世界共同关注的经济民主话题。可以说，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利益得到合理分配、经济权利得到法律的承认与平等保护的经济民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的应有职责。由此可见，经济民主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一种新现象和新制度，使之在整个民主大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因此而扩展了民主的领域和范围，丰富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实现了对政治民主的补充甚至超越。

经济民主在西方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决定了西方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为对自由主义民主“自由至上”理论的挑战，对经济社会的不平等、民主政治的精英主义倾向和经济领域内忽视公民参与等社会问题的批判，以及对人民主权地位与公民权利地位协调统一的关注，对国家与民众（公权与私权）、精英与大众的经济权益关系平衡协调的强调，对效率与平等、自由与平等等价值平衡的倡导，以及对以人民大众的社会经济地位自主性和社会经济利益公平分配作为理想目标的追求。

不可否认，在西方国家，也有学者怀疑经济民主会破坏市场本来的规律，侵害经济自由甚至个人自由。如在林德布洛姆看来，经济民主期望以多头政治代替市场，更好地实现大众化控制的观点，是有悖于常理的 12。发展经济民主，一方面涉及到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之间的界限划分，另一方面又涉及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功能协调，以此使经济民主被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也是需要西方经济民主学者回应和解决的理论难题。

在实践上，经济民主的正当性受到批判，可行性受到质疑，其重要理由在于，经济民主具有强烈的大众倾向和道德取向。这些批判质疑意见认为，经济民主学者的许多主张、论断都是以价值判断和价值关怀为基础的，很容易染上乌托邦色彩，其论调“听起来很美”，但做起来很难，好似一种高调民主观念。所谓的高调民主观，就是为了实现某种道德理想比如人民的统治和自治而产生的、注重“道德感召力”的民主观，与此相对应，像精英民主一样强调操作性，降低民主的“民主性”则是一种低调的民主观。西方精英民主理论家特别强调工人过分参与管理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之间的矛盾，认为经济民主不利于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就连经济民主的支持者都承认，经济民主在实践中必然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即经济民主是一种能够实现公平和平等的民主形态，但收入和财富怎样分配才算是公平的？政治平等能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难以达成共识。达尔也指出，经济民主在实践中将主要面临公平、所有制、领导和过渡这四大问题。而且由于公平与其他的价值如效率、发展和自由之间会发生冲突，导致在现实中实施的巨大困难。更何况，经济民主的实现不仅取决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如国家的民主干预、经济政治安排，还取决于某些主观因素，如公民的经济民主意识，企业民主参与文化，如此等等。这些矛盾、问题和困难，经济民主要付诸实施，将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为了克服经济民主的矛盾问题、理想化和实践困难，有效地实施经济民主制度及其公平价值导向，西方经济民主学者们，针对性地提出了经济民主制度的实施路径和机制措施。总体而言，在他们看来，经济民主制度的实施，需要走政府公平施政与公民合作自治相结合的多元合作主义道路。但具体地说，不同学者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别。早期经济民主思想家特别是工业民主的支持者维伯夫妇、科尔等强调工会、基尔特等组织以及工人参与决策在经济民主实践的作用。而现当代西方经济民主论者，则从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民主实践出发，强调在相对完善的政治民主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公平施政与自下而上的公民合作相结合的多元合作治理的方式以实现经济民主。如达尔强调市场调节和政府民主调控的外部管理对企业民主治理的作用。米德倡导通过政府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与收入分配公平相结合的经济民主。罗尔斯设想的经济民主制度涉及到税收、政府和市场结构等制度安排，强调基于公平正义宪政制度的政府公平施政对实施经济民主的作用。亚美尼亚学者阿尔曼·阿拉伊克·格雷格言（Arman Arayik Grigoryan）强调通过政治权力主导下的阶层合作途径来实现经济民主，他在《经济民主理论的新进展 》 13（New approache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mocracy）一文中提出，经济民主可以通过使经济权力重新分配使权力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来实现，即如果不考虑其他机构和程序的影响因素，实现经济民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不同利益阶层之间合作博弈立法来实现。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提出，通过建立积极福利国家制度来实现经济民主，主张政府同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强调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经济社会民主的复兴和发展。英国民主理论家保罗·赫斯特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相协调治理方式，他从社群主义治理理念出发，要求建立一种公民社会自治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相协调的合作治理模式，一方面，支持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各种自愿行动以及强势群体支持弱势群体等方式，自下而上建立各种协会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发挥地区和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协调方面的作用。

总之，由于经济民主的价值目标内涵着自由与民主、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和矛盾，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关系的公平调整和分配，这必然决定了经济民主制度的实施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西方经济民主学者们才特别强调，如果经济民主要得到发展和繁荣，那么就必须积极创造更多的动力条件和机制，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来推动。如果借用赫尔德的话，可以说，经济民主要发展，就必须被重新看作一个双重的现象：一方面，它牵涉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新构建。“只有认识到一个双重民主化过程的必然性，自治原则才能得以确定：所谓双重民主化即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互相依赖着进行的转型。” 14由此可见，政府公平施政为主导并结合公民合作自治的多元合作主义道路，也可能就是经济民主发展的可行之路。

作者简介：刘俊祥（1964年－），男，四川乐至县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学理论、比较宪政、中国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曹芳（1981—），女，湖南郴州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行政管理专业讲师，武汉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政治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治理。

1 有关经济政治学的方法与理论，详见刘俊祥著《“经济政治学”的学科范式述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 对该问题的专门研究，详见曹芳著《经济民主思想研究》，2011年5月答辩通过的武汉大学政治学博士论文。

3 Seymour M.Lipset(ed.),The Encyclopedia of Democracy,London:Routledge,1995. p,609.

4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5 [英]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6 Cole,G.D.H.,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 London:Leaonard Parsons, 1920,p,18.

7 [英]安东尼 ·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8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9 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93.

10 [英]詹姆斯·E·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1 [希]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12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3 Arman Arayik Grigoryan, New Approache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Finance 1(1)，Issue1991-0886, 2007 .

14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