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哲学系67111班是“李达实验班”。作为这个班的学生，在它五十周年的时候，特作一些个人的回忆。
老校长的特别关怀
1962年入学的这个班招生30人，湖南同学朱芳森身体复检不合，只有29人，全是男生。后来从别系转来4人，其中一位休学，1968年共32人分配离校。
此前哲学系的学生大都是调干生，这些中、青年调干学生大都是各部门的负责干部，有的还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他们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文化知识基础却比较薄弱。李达校长认为他们学哲学专业有一定困难，决定改变这种情况，直接从普通高中招生。按照他的决定，我们这一届便是直接从当时的中南五省即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的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择优录取。由于这一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最后一年，高校招生指标甚少，所以被录取到武大哲学系的学生大都是中南五省高中德学双优的学生。老校长十分高兴，决定按他的思路培养我们，我们这个光头班也就荣幸地成为“李达实验班”，老校长给予特殊的关怀。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见李达，嘱他修改旧著《社会学大纲》。他接受毛泽东的嘱托，辞去所兼的哲学系系主任职务，成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由修改《社会学大纲》而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老校长派研究室黄德华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后由研究室曹仁杰老师接任，用他正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作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课的讲义，派他的助手陶德麟老师主讲。陶老师每次讲完课后，老校长又派黄德华、段启咸、李少白、司马志纯、曹仁杰、陈祖华、尹良荣等研究室所有成员下班辅导和答疑。我们班住六个房间，平均每个房间一个多老师，这在当时的武大学生班，一门课受到如此的重视，可谓绝无仅有。这门课开了一年，是我们学的最好的一门课。
那时候，老校长已年逾古稀，患有多种老年病，已不大出席学校的公众活动。即使开学典礼，他也只是到场见一下面就离开了，他的致辞通常由何定华副校长代读。但是，他却两次来到教室接见我们。
我们上课不久，9月22日，老校长第一次接见我们。他说：“我与哲学系有亲密关系，所以才来与你们见见面，以表达我对你们的关怀，别的系我就不去了。哲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它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如果不掌握它的原理，就会变成唯心主义。”他在列举一些很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成为唯心主义的事例后接着说：“过去有人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也不对，我看哲学是首先的科学。任何人要想在科学方面做出点成绩，必先掌握马列主义哲学。”所谓首先的科学，也就是首席科学。
老校长问我们专业思想巩固没有？我们齐声回答“巩固了”！他满意地微笑说：“这很好！”他伸出大拇指说：“今年我对你们的成绩很满意。今年考上真不容易，往年是来一个取一个，只要身体合格，成绩取四十分左右的，而今年几乎平均二十个取一个，在有些地方是五十个取一个，你们的成绩都是七十几分以上。”但他特别交待“不要外传”。
接着，老校长问我们课程紧不紧？他编的讲义看不看的懂？他说：“我正在编哲学讲义，明年暑假初稿可完成。中国还没有一本适用的统一教科书，苏联那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也和中国环境、实际有隔膜。中国人要说中国话，要看中国文章，要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所以我打算试试，编出的东西你们对照着看，可以提意见。同时，你们初看这本讲义，可能不那么懂。不懂不要紧，慢慢来。主席教导我们读书的问题在于精通，精通后在于运用，你们要好好读书。”
老校长又问我们自修时间多不多？他说：“时间多，你们要充分利用时间，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外文学习也很重要，国文要紧，要练习，要写。读书的时候，脑要清楚灵活，口要能讲，手要能写，将来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还说到德要好，体要健。后来我把他讲的“脑、口、手、德、体”取名为李达的“五字箴言”，传授给我的学生。
最后，老校长问我们生活习惯不习惯？他说：“要注意劳逸结合，晚上搞两个钟头算了，脑子也要休息休息。对你们我怀有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巩固专业思想，好好读书。”
1963年6月7日，“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结束，老校长第二次接见我们。他首先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这部教科书不仅高级（按：指专业性很强），而且详细有份量。“唯物辩证法”部分有三十七、八万字，目前编好四篇，即30万字，“唯物史观有30万字，一共60多万字”。他援引孟子的话说：“我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他伸出拇指称赞陶老师是“这个”。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专业，这是终身的职业。”他说他自己从1917年开始搞哲学，搞了四十多年，“还不满足，感到越学越有旨趣，越感到不足”。老校长这番简短的话语，给予我们莫大的鼓舞！
下乡劳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是主课，劳动是主课，“李达实验班”不仅不能按照老校长的思路去“实验”，而且受到颠覆性的冲击，最后终成泡影。
我们班1962年开学第一课就是劳动两周。
1963年9月，二年级一开学又动员我们下乡劳动。我当时所记的话语是：“下乡劳动的号角吹响了，党号召我们去打响头一炮，作好第一篇文章。要求我们去时受欢迎，离时受送别；要求我们带着问题去，带着答案回，带着计划去，带着总结回；要求我们去体验现实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坚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树立劳动人民的纯真的感情。”9月4日，我们班来到武昌县豹澥区五里界公社红旗大队。21日返校，前后三周。
我们在那儿参加农业劳动，参加对“坏分子”和“地主分子”的斗争会，还参加了大队支书马天发的家庭会和对贫下中农小组长马江可的访贫问苦。但主要是以劳动为核心与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为住户挑水、扫地。这是我们以后每次下乡必不可少的功课。就是说，我们是以“三同”的形式联系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搞好群众关系，同时也锻炼自己。对于那儿的斗争会，热情奔放期待进步的我还赋“诗”两首。其中一首“自由诗”云：“愤怒的群众，摩拳擦掌，携仇带冤上斗场。一声马天才，大坏蛋，老子儿子不由你来摆！二声陈绍清，狐狸精，反攻倒算今日要账清。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一本皇历怎够用？过去魔鬼当道你逞能，现在人民当家不由你！党和主席撑我贫苦腰，钢铁江山永远牢。齐心协力共对敌，共创幸福万万年。”
刚刚回校上了两个月课，高教部又指示文科学生必须在今冬明春参加农村的社教运动。11月5日，系主任余志宏作下乡动员报告，指出这是党对马列主义队伍的基本要求，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也是我们本身的需要和要求。我在当日日记中还发挥地写道：“在我看来，这次下去有四个具体好处：①可以锻炼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实际工作能力②可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感情③可以学习许多东西，尤其是阶级斗争方面的感性知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优良品质④可以更好地进行理论联系实际，把所学过的东西指导实践，把实践中得到的感性知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11日，我们班开赴红安七里坪，12月23日返校，前后40多天。
红安原名黄安，是红四方面军闹革命的老苏区，1955年授军衔，因为从这里出去的200多红军当了将军，它便成了有名的将军县。我们这次去红安搞社教，先在七里坪集中开会，听报告，学文件，听典型诉苦。随后去长兴店的联盟大队。我们发动群众诉苦，揭阶级斗争盖子。我和刘炳祥、张新年三人还被分配写长兴店村史。我还给一位社员（生春）写了家史，他感谢我“费了大心”，“苦全写出来了。”“我要放在文书屉里，当契约保管。”
那时已开始大张旗鼓地“反修防修”和“学雷锋”，为紧跟形势，1964年暑假，我又和同寝室的方光升（后名东升）结伴去武昌县豹澥区五里界公社红旗大队劳动。7月18日凌晨3时20分，我们起床洗漱后，即徒步出发，到关山才天亮，到流芳岭吃早饭，中午就赶到了大马村。这是我们一年前劳动过的地方，我们这次重来，“支书，正副队长，么爹和婆婆们、社员们无一不热烈欢迎。”“对我们说，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当晚，我们就跟社员出夜工车水，开始我们为期两周的劳动，7月31日返校。这次我们同社员一样劳动，不仅白天干活，而且打夜工车水、捆草。自感非常疲劳，常常腰酸背痛。27日，我终于感觉病了。“这一天总算坚持下来了。天刚蒙蒙亮就来咸水，想呕吐不好过，起床后出了工。上午又来咸水，还泻肚，喝了几杯开水，吃了两片ABC，喝了一点十滴水，又下田坚持。下午又这样坚持，回来又来一次咸水，心里更想呕，更是不好过。显然，身体出了毛病。”社员都叫我休息，房东两位老婆婆甚至不无责备：“你不去了，莫造孽，这样苕，身体搞病了么办？你瘦了！”收工回来，她们争着为我烧洗澡水。洗完澡后，又来咸水，陈嫂问：“不好过吧，明天莫出工了，休息下子。再不好过，就上桥上（指豹澥）去瞄下子。”接着她端来一杯糖开水，硬要我喝下去。第二天早上，陈嫂又端来一大碗荷包蛋，好多人左劝右劝，无论我怎么推让，他们都不依。志华的妈妈说：“陈嫂是真意，快莫客气。”陈嫂说：“吃下去，人要稳重些，你不吃，我就不喜欢。”她硬要我吃了。饭后去桥上看医生，其实也没什么病，只是“胃酸减少”。
29日，我们同四队社员开联欢晚会。四队男女老少都到了会，别队青少年也来了不少，约一百多人。“在农忙劳累的农村夜晚，聚集这么多人，仅这点就是不容易，反映了社员同志们与我们之间的真挚感情。”马支书首先讲话表扬我们说：“武大同学放假不下来行不行？完全行……他们下来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论轻重累难活都干。他们晚上三点钟走起，到我们这里只11点，步行是辛苦的。他们下来一无补助粮，二无补助钱，老王病了，自己还要付药钱……个别人讲他们苕，讲他们贱。一不是苕，二不是贱，目的是为了支援农业第一线，锻炼自己。应该拿到原则上来认识，只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才能做到这点。他们不回去，不贪家，把我们这里看成了家。我们的父老就是他们的父老，我们的姐妹就是他们的姐妹。”他还讲了要向我们学习的好多方面。联欢会上，读了四队给我们的感谢信，光升讲话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感谢。
晚会的节目还蛮多的，有汉剧、楚剧折子，还有武术、歌曲，我也出演自编的花鼓和山歌，歌颂大马村的新变化，表扬四队的好人好事。
“四清”与“滚泥巴”
1964年9月，进入大学三年级，又让我们去孝感搞“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28日，刘宿贤副校长给我们作动员报告，我给予充分的体认：“这场伟大革命运动既是一场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又是一场复杂深刻的思想斗争，同时涉及的范围是空前广阔的，可以（说）是十足的全民性的运动。而它归根到底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也就是保证不被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问题，保证我国革命到底永不变色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国际问题。因为我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人类前途都直接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很难区分。”“我虽然出身农村，且经常去农村，可是对农村的了解还是很肤浅的，尤其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形式、特点、严重性等还体会得太不够。是故这次的确是千载难逢的锻炼与改造自己的大好机会。”
10月4日，余主任向我们宣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下乡参加社教问题的通知。他还详细地谈了近年来学校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典型、严重，不亚于战场上的刀枪相架、短兵相接。为下乡做准备，系里开展思想斗争，让一位犯男女关系错误的老师做检讨，发动我们学生讨论。因为我参加讨论的发言涉及到这位先生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谈到我们这次下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班党支部书记梅佳艺便让我去系里做典型发言。“接受任务后，中午我反复阅读了所有日记，发现有许多问题没同组织讲过，也没发过言，幸好这次予以清算。想（现）在全面看来，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性质是严重的，这实际上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使（是）将我培养成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自我奋斗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在今天也就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者和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接班人。”
我在系里把矛头指向父亲的典型发言，余主任进一步上升为“家庭阶级斗争”：“王炯华讲得很清楚，他父亲封建思想很严重，作资产阶级助手。不要用家庭关系来掩盖阶级关系，家庭是阶级斗争场地，剥削阶级家庭是如此，劳动人民家庭也如此。家庭关系不只是亲人关系，而且首先是阶级关系。”因为我的发言颇合当时情调，一年级辅导员程振江又要我到他们年级去讲一次。还在一二年级合开的会议上讲了一次。最后，梅佳艺传达系里的意见，说我是“自我革命的典型”，要我将发言整成书面材料。
正在这时，我接到担任大队会计的父亲的信：“我县开展消灭资本主义运动，又叫杀弯（歪）风，层层搞点。前次代表大会大队干部参加会议回家宣传开展工作要倾家破产兑现。对照起来，我家有几种大问题：1、你上学在大队借款80元未还，2、去年私人检的茶子要归队，3、私人竖房子用的木材要清理，4、母亲今年在外大队检了一点禾穗要扣口粮，5、我五月份钓的鱼钱没有交队。上述几种问题真正彻底兑现，只有卖房屋，倾家破产也兑不了，现在你的意见如何？你母亲急得走头（投）无路，坐卧难安。”其实，父亲信中所写的问题，都并算不上什么问题，但在当时却都属于“四清”运动被批判和清算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父亲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吗？我“大义灭亲”地回信：“我的意见便是：一切服从党和群众的处理，应该彻底相信党和群众。第一项属还的问题，第三项属合理折价的问题，第二、四两项要算也只能是退的问题。我的理解不过如此。如果按这些性质处理，当然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可是党和群众不能让家庭‘过不去’，一次搞不了，可分多次。应该乐意接受这些可能的处理。”我的“豪言壮语”是：“革命就是革命，一切顾虑都应取消，一切私念都应丢掉，可能涉及家庭的这些利益更不在话下！”
为下乡做准备，系里还开展“三查”活动。所谓三查，一是查阶级出身，二是查思想观点，三是查作风。我在“三查”发言中，对于第一项，查了父亲“封建思想严重”，母亲“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她老人家1961年还转手买卖一对小白兔。对于第二项，查了我对赫鲁晓夫最初是“崇拜”，认为“二和”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双方有利”。不言而喻，我的“三查”同样受到好评。
10月25日，我们终于以湖北省委社教工作队的名义去孝感祝站公社“四清”。所谓“四清”，先是在农村“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随后是城乡普遍开展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分在友好大队工作组，1965年元月25日返校，整整三个月。
在友好，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清查帐目，清查工分，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批判斗争“四不清”干部，同时参加劳动。我先后在小队和大队工作组办公室工作，还担任工作组团支部副书记（我们是和黄陂县主要是横店区的干部合组工作组，团支部书记由横店区粮管站王建中担任），主要是组织青年人办夜校，办俱乐部，编排文艺节目。
印象很深的是工作组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仅就“三同”“同吃”一项就有“三不准”：不准吃肉，不准吃鱼，不准吃蛋。那时，群众的生活也真苦：早餐吃稀饭，稀到几乎饭粒可数；中餐吃菜饭，即大米和蔬菜一起煮成的饭，大多是胡萝卜，有一股很强的胡萝卜味；晚餐吃汤饭，就是把中餐留下的菜饭再加菜加水煮，饭不像饭，糊不像糊。吃的菜也多半是萝卜缨子，还有一股霉味。平时我们就跟群众这样同吃了，但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大约每半个月，公社工作队要开一次全体会议，或学习，或交流，或布置任务，这时便集体加餐，每人半斤肉，还准许喝点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1月下旬，“横店原子弹爆炸了”！省委工作团分团副团长、在我们工作组蹲点的黄陂县委副书记、前横店区委书记张怡如，我们工作组组长、横店区干部李青松，工作组小队组长、横店区干部陈明玖，冯顺英一干人“不告而别”（今语“集体失踪”或“双规”）：或回黄陂，或去孝感地委隔离反省，交待问题。听说他们的问题是张体学省长同一位孝感地委书记到横店查出的，仅在张怡如家就搜出40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这事足够我们反思：张怡如能说会道，文笔又好，不仅能力强，而且有魅力。他作报告幽默风趣，生动形象，我们都喜欢听。就在前几天，他在大队群众大会上“讲解第一个十条的前五条，特别把本地大队干部政治、经济四不清情况讲得有声有色，紧扣心弦。到会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情绪十分激昂，人人拍手称快，个个喜色相见”。据说他还是王任重欣赏的才子，要不出事，肯定会得到重用。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禁使人打寒襟！问题这么严重的人，担负要职来领导指挥这样伟大的革命，这岂不是矛盾的不可调和！”“张怡如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就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利用革命的形式表现反革命、个人野心的反动本质。如他刻苦好学，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水平，艰苦朴素（连烟也不抽），带头劳动（而且技术不错）。这样就最容蒙蔽人们的眼睛。实际上，这是内容（反动）与形式（革命）、本质（反动）与现象（革命）的极端矛盾与叛离，这就是假象。假象与本质成反比！表面上愈表现得革命，实际上是反革命手法愈高明，是故其本质愈反动。如张在一次工作组会上说：‘斗争是尖锐的，而我们是麻痹的。’李青松在对待四不清干部问题真是拍桌打椅！并说：‘你们是聪明人，可是我们也并不那样傻。’看来多么革命！但实际又是多么矛盾！这就是最恶劣的反革命手法！问题的复杂性、斗争的尖锐性就在这里。真正是‘斗争是尖锐的，而我们是麻痹的。’”后来听黄陂干部说，张怡如有一万多元的问题，听侯处理（按：后被清除出干部队伍“法办）；李青松600多元、陈明久400多元，均任原职公社书记，何敬海没有问题仍回县委组织部工作。”这件事的处理，尤其是对何的作法，现在想来也过于紧张。当时来何住处搬行李搜文件的劲头真使人感到紧张，使人非得出‘外部问题’的看法不可。而何回到黄陂后，也是整天反省，不能打瞌睡，不能看书（听他们说）。其实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能反出什么省呢？“
我自己虽然没有”四不清“问题，但是家里却发生了”四不清“。期间，我收到父亲的两封信。10月25日的信说：“家里的四清运动前信提到的估计的全部都发现了”，“我家试算共亏280余元，真是惊人之奇事”。其中借支110元（包括前述我上大学和家里人看病）；在山上检茶子70%归队里，90元；修房子砍树三棵，罚30元；私人开荒赔幼苗10元；母亲检禾穗罚4元；父亲私自钓鱼20元（交钱记工分）；退生产队派购猪成本10元；食堂锅子钱4元。“第一次兑现100元”，“真正要如数兑现只有变卖房屋，作个倾家荡产去筑大墙屋安身”。信上还说：这样算，每家都有几十元、上百元以至几百元的问题。“现在每户社员都是愁眉苦脸，喜笑者少，如果完全要兑现，只怕是鱼死同串。”10月30日的信还说：“这次教育家里列入大队典型户”，父亲在生产队大会作检讨，并订了退赔计划。父亲在信中说：“现在是倾家荡产后悔莫及了，这样处理是不是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对你是否有严重的影响？真正对你有影响，儿，就一心休学了，父子们生死在一起算了。”
收到父亲的信后，我向工作队阎队长放了“包袱”，得到他的鼓励。家里的这些“四不清”问题，虽然并不影响我什么；然而，平心而论，除了正常借款，其他罚款，多半属于打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后来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问题，反映了自农业合作化以后越来越严重地对农民权利的蔑视和剥夺。不可原谅的是，当时的我，竟充当了“极左”吹鼓手的角色：“看了这两信，感到突然又不突然，似乎料在其中。因为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有问题的人（不管性质严重与否、大小程度与否）总会被搞出来的，是不能轻易过去的。可以说，癞蛤蟆躲端午，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如果就是这200多元的问题，又这样松活地处理了（因为在面上），那还算不错哩。恐怕问题还在后头，因为这与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在一起，不能先打包票。看来，好好受一次深刻的教训，对刹资本主义之车是不可缺少的。”我回信居然向生我养我的父亲“交代政策”，要他“有问题继续交代”云云。
1965年，新学期开始，2月8日，我们又来到友好大队。住房大婶把我和同住的李赵云的被子早已洗的干干净净。我们回到村里就参加劳动：挑大粪。青年人很高兴地说：“大队这次春节文娱活动很成功，他们演出的节目深受群众欢迎。特别是快板群《贫下中农把家当》和小戏《审椅子》，不仅在本队演出深受欢迎，而且在伟大（大队）演出十分成功，其名望震动周围各大队，甚至黄陂一些地方也知道友好大队新戏演得好。”听了这些，我自然很高兴。但“为了防止他们翘尾巴，引导他们学习主席关于虑心与骄傲的不同后果的指示”。
2月13日晚上，我正在拉琴排练节目时，刘庆林通知我翌日早饭后同王建中等四人作为先遣组进驻裕丰大队，俱乐部年轻人的情绪马上出现波动。天光、早平、学明、凤林、玉兰、继芹等等，都没有心思排戏了。他们说我“脾气好，有耐心，了解情况”，我走了对活动有影响。于是，黄志嘉同工作队商量，同意我演完节目后再走。两天后，15日，我离开友好去裕丰。
我在裕丰大队工作组办公室工作，除了收发文件，统计报表，管理工作组经费和生活，就是作大队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管民兵和青年的文化活动。
在裕丰期间，孝感又发生了刘佑钧事件。刘佑钧，时任孝感专员公署副专员。他公然对抗“四清”运动，给全专区干部写公开信，号召“四不清”干部团结起来，反对“四清”运动，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不用说，他的这种“造反”行为在当时无疑引起极大震动，也给他自己带来灾难。我当时认为这是“从反面教训中看到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绝对性、尖锐性和复杂性。说它绝对，就是说，无处不有，无时不有，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可不正是这样，这种阶级斗争不仅在农村、城市、机关、厂矿、单位、部门进行着，而且在家庭、亲朋进行着，而且在党内、政府内高级人员、高级机关中进行着。说它尖锐，就是事关道路问题，事关无产阶级生活（死）博斗何为胜者的问题。你看，刘佑钧不正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吗？他不是反对一般的具体政策、作法与部署，而是反对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和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反对像赵修这些具体革命同志，而是反对我们全国人民、世界革命人民所尊敬热爱的领袖导师毛主席。说复杂，不仅是一般敌我‘隐蔽、矛盾交错’，而且是高级干部、老党员的‘身份迷惑’，真伪并存，难分真假。”刘佑钧后来的情况我虽然一无所知，但我当时的认识却无疑属“极左”教条，还不无天真。其实坦率地说，至少应当佩服刘佑钧的勇气！
我印象深刻的劳动是检粪。“今天第一次--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检粪，跑了好几个院子，猪屎、牛屎，鸡屎、人粪都检。这对我是十分重要的一课，也是十分有意义的行动。同检粪问题紧紧相联的就是脏的问题，臭的问题，面子问题。说实话，以前是不敢想这些问题的，但是今天不仅想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践了。为什么能这样？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革命和改造。于是脏臭面子问题往往迎刃而解。拿脏来说，以前沾点污泥都感到蛮不自在，很不好受，哪还能这样地专门跟脏打交道，而且非常仔细认真地找，看到一堆，如获至宝，都曰‘发财’。甚至猪屎搞到鞋袜裤脚上，也不感到什么难受不自在了。拿臭来说，以前闻见，捂鼻堵气。而今，确有‘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之真情实感。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怕臭，甚至还喜欢臭：越臭越肥。拿面子说，以前看到人家检粪，总感到不雅观，总有卑贱无法之感。而今自己去检粪，确感到这是一种平凡而高尚的劳动，就是不怕脏臭，为增产而出力。肥料是粮食，‘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不正是这样吗？没有又脏又臭的大粪、牛屎、猪屎，就长不出沉甸甸的粮食。总之，自己虽出身农村，但没有检过粪，在这个问题上远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所以今天的实践对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很大意义，今后必须自觉地坚持这种改造。”
在“三同”同吃方面，我经受了新的考验。“住进常×家以来，生活是比较苦的，一天三稀，萝卜奄菜，奄菜萝卜。但是这没有什么，还苦一点也能顶住。然而最感伤脑筋的是卫生条件太差。奄菜萝卜已经腐烂长霉发臭了，开始的确吃不下去，但是想到他们能吃，我也能吃，逼着自己吃，还是吃到了现在。但是今天发现一碗萝卜米生了蛆的时候，的确作呕，不好受，这碗萝卜米实在吃不下去了！将此情况说给陈威，他也连连吐口水，认为不能吃。”“十号发现萝卜米里有蛆，昨又发现烂萝卜里也有蛆，这两碗菜都成为我们的忌菜了（主人不知生蛆，还是照样吃）这种极不卫生的条件已经成为我彻底三同的障碍，若不扫除，老是吃忌菜，还算什么三同？！岂不是三同条件论、革命条件论？！”“从明天起，还是像主人一样地吃下去。”几天后，我写了“三同”志：活儿--很累，饭儿--尽稀，菜儿--长蛆，劲儿--冲天。为革命而来，还有什么不能！然而不久后，一些社员议论我的住户常×娘刻薄。即使常×，他的表现也是假的。“纲明、常青说他家过去生活好得很，其母是女拐子，到现在还还搞投机倒把放债，专门刻薄人，发财思想相当严重……背着我们吃好的。”可是，我却对“这些情况茫无所知，而只想到他是贫农，是积极分子，是团员，是青年，运动中表现还可得，就信到了底。这是吃了主观主义领导亏，没有调查研究，单看一时之表现，这是对我唯物辩证法世界观的莫大讽刺。”
期间，我还编印一本《毛主席语录》，45页。颇受欢迎，不仅青年踊跃购买，工作组也有许多人要，小学老师还来交涉，老张还建议我给工作队和分团送一些。王建中开玩笑说，它是《毛泽东著作选读》丙种本。 [4]这表明，我对毛泽东，对毛泽东著作，都非常虔诚。
7月25日，我们开始写总结。我在填入“鉴定表”的“自我检查”中写道：“‘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自己在运动中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锤炼，收获很多很大。阶级立场、思想感情、四大观点、工作能力、实际经验，凡此种种，较之九个月前在校时，均有明显变化。伟大的四清运动是一所革命的社会大学，在这里，学到了许多在校所难能学到的东西。”所谓四大观点，就是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集体）观点，辩证观点。树立四大观点，这是当年对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年对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的确，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应当具有起码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观点，我们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确实也有助于树立这三大观点。问题在于阶级观点，这在当时是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人为地对社会公众进行阶级分析，不断地对他们洗牌和排队，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打击一批又一批所谓敌人。从思想深处说它完全扭曲了人性，污染了我们青年学生的心灵。
29日，告别一些依依不舍的群众，回到学校，结束了为期近年、两个大队的“四清”工作。然而，回校上课一学期，1966年1月14日，又被告知我们下学期下乡社会调查，要求我们撰写调查提纲。一个月后，2月15日，我们又去孝感祝站公社，我被分配在友好大队。说是搞社会调查，其实是响应毛泽东关于哲学工作者下乡滚泥巴的号召，去劳动。
那时已开始向“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学习”。焦裕禄被热爱他的农民称作“庄户人”。“我要一辈子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作一个贫下中农绝大多数人所喜欢的庄户人--他们的知心朋友和阶级兄弟。”我的“滚泥巴”主要是挑大粪，学习犁田、耙田，组织俱乐部活动，同时参编我们自己的“学习园地”。
劳动不轻松。“今天挑大粪，因为好久没有挑重担了，所以很累人。粪桶压在肩上，腰酸腹痛，迈步维艰，换肩一闪，豆汗直冒。但是我一想到主席在《愚公移山》中所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劲头就来了，什么都不顾了，挑着担子忽闪忽闪地往前赶。”
编“学习园地”也不轻松。“自昨天下午大雨加雪以来，北风呼呼，气温急剧下降。上午去建新、红旗、星光等地收稿，一路之上经受了一场寒风的锻炼。风，刺骨的寒风一阵一阵呼呼作响地刮来，身子被推着前进，脸部如刀刮，耳朵冻得痛，加之衣服单薄，脸色呈紫，头晕心寒。但工作的责任心，使我把这些置于度外，焦裕禄的的精神在我身上鼓劲。”
编“学习园地”不轻松，还在它的稿件内容必须联系实际，触及思想改造深处，我自己就写过这类刺刀见红的稿子《退出这“一角钱”》。 [5]
3月20日，我们班集中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讨论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的问题。我“针对教学计划对知识分子的提法提出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估价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理由是，毛主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即“进步”、“反动”的两头小，“中间”的一头大。我们是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子弟，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至少也应当是“两头小，中间大”，或者情况还要好一些。即是说，革命、进步的那一头要大一些，反动、落后的那一头要小得多。就我自己说，要是当年没考上大学，我可能就当兵了，也可能在1964年当政治学徒参加工作提干了，那么自己都早已经是依靠对象；只是因为我考上了大学，现在不仅不是依靠对象，连“进步”这一头都成问题了，甚至还成了改造对象，我实在有点想不通。持类似意见的还有王其华、陈明同学。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这种想法和说法“却被一些人批判为不要改造，不承认同贫下中农的差距，甚至不承认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普遍意义，等等”。结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就出事了。
老校长以身殉道
5月20日，我们从孝感“滚泥巴”回校参加文化革命，当时叫教育革命。21日上年，时任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哲学系工作组组长王师程给我们作“文化革命”的动员报告，使我们“初步知道了我校我系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情况。特别是我系，它已经成为修正主义的窝子，而我们这个年级又更成为这伙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进攻争夺的对象，给我们施放了不少毒素，已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个问题多么严重啊！”翌日，我写《向党表决心》说：“从北京的邓拓想到珞珈山的邓拓，想到我们哲学系的这一修正主义窝子，更令人发指。以领导、以‘权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反党右派，不仅向党抛出了一支又一支毒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事业，攻击教育大革命，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还乘我们年轻幼稚之机，通过各种途径，给我们灌输资产阶级毒素，腐蚀我们的灵魂，把我们引向故纸堆、啃书本、成名成家的邪路。” 23日，我们班开会揭发李达的“问题”，我把自己整理的李达1962年9月22日接见我们的讲话稿交给班党支部，以示划清界线。
24日上午，听人事处副处长、学校工作组成员王勇的动员报告。下午听哲学系几位教师对李达的揭发。为表示自己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一天，我起草给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一封信，“揭发”李达对我们的“毒害”，索要《毛主席语录》。信中说：“敬爱的首长，今天给您写信，就是向党交心，向党要武器。我们都是工农子弟，都是共青团员，有的是共产党员，都是党和毛主席拯救出来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予的，我们对党和毛主席怀着无限的热爱和极深的感情。共产党就是恩人，毛主席就是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们一看到邓拓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肺都气炸了，满腔怒火在燃烧，浑身热血在沸腾。”这封有班上九名同学莶名的信把李达1962年接见我们时树起拇指对我们的称赞、“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和“脑、口、手、德、体”的教诲，统统说成是对我们的“毒害”。
6月3日，全校师生员工在小操场举行大会。会上宣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学校党委书记庄果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今永州冷水滩）人。时年76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肺气肿、胃病等疾病。他从1918年为反对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率领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先遣队回国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人共同发起有2000余名北京各院校学生参加的向段祺瑞政府的示威请愿这一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反帝爱国活动起，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是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披肝沥胆，大呼猛进，作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成就蜚然、英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朱劭天（1916-2010），山东单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读高中时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读大学时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o九”学生运动，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推荐为燕京大学队部负责人。1939年去延安，随后两度担任陈云的秘书。1947年4月任东北铁路总局经理部部长。1949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财务局局长，随后又兼任北京铁道学院首任院长。1958年被派来武汉，先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接着担任该校改名为湖北大学的党委书记，并兼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冬，他率省委工作组来武大整风，接着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1964年调出武大，担任中南局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没有主任）。他是从广州被押回武大作“三家村”“大老板”的。
何定华（1908-2002），本名方翰，蕲州（今蕲春）人。192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与胡风、聂绀驽等人在日本组织《新文化研究会》，并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1933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同年因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及留学生反日活动被日本警方逮捕，被驱逐回国。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常委。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部长，陕北公学教务长。1958年调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他是经历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武汉大学，事无巨细，他都尽职尽责，连寒暑假也不休息，是武大教职工公认的“管家婆”。
牛永年，新四军出身。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原大学财经学院负责人之一。该院改建为中南财经学院和湖北大学以后，担任统战部长。1961年调任武大党委办公室主任。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武大师生员工，对于揪出这个“三家村”可谓群情激奋，坚决拥护。
8日，王任重以“急件”方式给“王炯华等九位同志”回信。信中说：“看到了你们揭发李达一伙人的反党活动的来信，我完全赞成和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省委已派工作组到武汉大学来领导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不仅要解决哲学系的问题，而且要彻底解决武汉大学全校的问题。省委决心同武汉大学的同志们一起，把这一场革命运动进行到底，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牢固地、永远地插在珞珈山上。希望你们在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战斗，做一个文化革命的英勇战士。”但是，因为我在“滚泥巴”中的那番知识分子“估价”的话语已被视为“问题”；后来又知道，在党支部政治排队名单中我被定为“中右”。王任重的回信不仅没有转给我，哲学系在用大红纸抄出公布时，还删去我的名字，把题头改成“哲学系四年级的同学们”。
12日，我们班揪出了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何正菊同学（后以何畏行世）。其实他只是具有某些独立思想和见解，例如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但又是很守本分的学生，不意在我们班的文革中，他竟首当其冲被祭旗！
13日，《湖北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报导武大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指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家村”。翌日，我们寝室的走廊上在“李达三家村67111班黑分店”的大标题下终于贴出关于我和王其华、陈明三人的大字报，说“我们是这次乡下讨论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专题讨论的‘三家村’，王其华是帅，我和陈明是急先锋。说我们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不是什么认识模糊，而是立场问题，等等。”“罪名”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估计“过时了”。我们虽然被贴大字报，打成所谓“李达三家村67111班黑分店”，但除了政治排队“中右”，不能加入红卫兵，并没有受到什么批判。
接着是在省委工作组领导下，忆苦思甜，全面揭发批判李达三家村和哲学系的黑帮。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两个材料：《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编者按”说：“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并集中揭批李达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李达欠人民的债够多了，够长的了，应该进行彻底的清算了！李达实际上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他在大革命时自动脱党，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找共产党，这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很值得怀疑的。解放后，李达到了武汉大学，他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钌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分五部分即五个大标题，也就是李达的五大“罪行”。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谬论”，包括“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大肆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的谬论”（按：“三和”是指赫鲁晓夫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过渡，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两全”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李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点”，“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二部分是“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留恋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腐朽生活”，“一九五七年就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大跃进，咒骂大跃进是大后退”，“诬蔑人民公社，亲自指使分田到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三部分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竭力丑化教育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括“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政治挂帅，鼓吹只专不红”，“丑化教育革命”。第四部分是“为国内外修正主义辩护，替右派分子鸣冤，攻击文化大革命”，包括“咒骂斯大林，吹捧叛徒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替右派分子喊冤，攻击文化大革命”。第五部分是“抗拒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路线”，包括“抗拒党的领导，抗拒省委决定，疯狂地与党争夺领导权”，“一贯仇视、排挤工农干部和打击革命的左派”，“一贯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路线”。
《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开篇就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接着进一步提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材料共三部分即三个大标题，也就是“三家村”的三大“罪行”。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包括“否认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恶毒攻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吹捧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分子，为牛鬼蛇神辩护”。第二部分是“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包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第三部分是“他们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的？”包括“把资产阶级右派捧上台，实行教授治校”，“把无产阶级左派打下去，篡夺领导权”，“互相包庇，欺上压下，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
一直到8月份，学校都在批斗李达“三家村”。8月24日，时年76岁的老校长被迫害致死。“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李达校长的被迫害致死也是他在无道文革中的以身殉道！
我的“造反”
8月10日，毛泽东在首都接见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20日，武汉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校文革组织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九.一二”红卫兵。用“九.一二”是纪念毛泽东1958年9月12日视察教育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大学，后来还把这一天定为武大的校庆。我虽然是贫下中农子弟，但却因为已被视为所谓“李达三家村67111班黑分店”而没有资格加入。
8月21日，我看了用大字报抄出的《毛主席和他的侄女王海蓉的一次谈话》。“对照这个谈话，我深感自己的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基本上还是一个‘怕’字！怕这怕那，患得患失，王海蓉同志的话说到我心坎上去了，主席的批评就是给我的！”“我一定要听主席他老人家的话，去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去造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文化、旧风俗之反，去造一切不合理行为之反，去造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之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这时，哈尔滨军工大、北京各院校红卫兵南下串联，湖南大学、长沙铁道学院发生“8.19事件”即群众斗群众，把湖大土木系部分师生打成反革命，也组织北上宣传队来武汉宣讲和串联。南北大串联，“自己闹革命”，学校组织的红卫兵加入不了，我们就自己干。我（后名东辉）同班上的余松樵（后名松涛）、张书芳（后名张涛）、罗礼海（后名林涛，已故）、张耀先、夏福清（后名赤峰）、陈容胜（后名险峰，已故）共七人组成“赤峰战斗队”。
27日，我随“九.一二”红卫兵参加去洪山、大东门一带造反：破四旧，立四新。“我们一到街上，人们喜气洋洋，给予（我们）巨大的鼓舞。茶水站设满沿街，小孩大娘特别热情，把水送到（我们）手上。有的地方还写上‘请红卫兵、工农兵饮茶’，多么感奋人心！”我们去了宝通禅寺，“那里的封建堡垒已被攻得破烂不堪”。红卫兵将菩萨、罗汉抹黑，踩到它们身上贴大字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他们还开了住持寅发的斗争会，说他是混入宗教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国民党政府要员和大特务。我那时虽然不是红卫兵，也没有直接参加这些活动，但我当天的日记仍然说：“今天斗争寅发就是给我们上了一堂阶级斗争课”。
28日，我们几位同学离开武汉去“伟大的首都”和“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 在北京，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看大字报，串联访问一些学生，会见一些溆浦籍同学，还参观了后来才知道是弄虚作假的“泥塑群像收租院”。
9月6日离开北回武汉。我跟松涛商量成立“红五类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家庭出身的他表示：“即使他被吸收为‘九.一二’红卫兵，他也要退出，我也是这样。因为它是自上而下仓促成立的，没有高举红五类的阶级路线大旗。”
三天后，9月9日，我们“赤峰战斗队”改名“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又三天后，9月12日，就在当时定为武汉大学校庆的这一天，我们宣告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说：“我们为什么要自发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是红五类子弟，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应该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这根本不要别人批准，不要别人引进。就是要高举无产阶级路线大旗，高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旗，要和‘九.一二’红卫兵比一比，看谁纯洁，看谁红，看谁最有战斗性和革命性。”我们所以用“毛泽东主义”，是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过瘾，必须是与马克思和列宁并驾齐驱的“主义”才行！随后，我们联合各系共50多位同学，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校文革的批准，我们没有队旗和袖章。我们就用红腊光纸做胸章，在胸章上油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后来在武昌体育场开大会，我向主席台张体学省长呈递报告，经他批示，我们才有了队旗、袖章和油墨纸张等写大字报必需的办公用品。
9月24日，我们几位别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胸章的同学第二次去北京。经北京市委接待站介绍，住入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节的庆典和游行，第二次见到毛主席。
10月7日，我离开北京返校，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并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宣传部工作。但是，我们人数不多，属于少数派。南下串联的首都红卫兵被打成“南下一小撮”，我们武汉的少数派则是“当地一小撮”，合起来就是“两小撮”。一直到11月上旬，我们在武大、在哲学系才慢慢成为多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无疑犯了派性和极左思潮的错误。
1966年11月，我和在武汉上学的几位溆浦同学加上北京和长沙的一些溆浦籍同学共十几人在长沙组成“革命造反雪峰山挺进队”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赴湘西造反队”，经黔阳地区所在地安江回溆浦点火造反。我担任“挺进队”队长，“造反队”也是我们一起的。两个组织只是名义，是为了壮大声势，实际上就是我们这十几号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虽然溆浦的“文革”不是我们这十几个大学生所能左右的，但是那里的“动乱”之火却是我们点的。我们去溆浦一中和一些工厂串联，发动学生和工人造反，带头揭批溆浦县委书记兼县长曾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溆浦闹了个把月后，1967年元月，我又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广州代表团”。我们广州一行的本意是搜集陶铸的材料，但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去《羊城晚报》等单位点火造反。在《羊城晚报》我们支持所谓造反派，打击所谓保守派，使两派的对立火上加油。
1967年5月，我还参加哲学系所谓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夺权后，哲学系成立“三结合”掌权的红旗公社，我担任社长。
参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自1967年4月起，我的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参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李达“三家村”开始的。这是中共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要呼应北京打邓拓“三家村”，以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据当时的材料，全校1220名教职员中还有227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和91名“内定黑帮”。哲学系因为是1956年由李达校长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关心，所以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窝”，“资产阶级的染缸”，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店”。从系主任余志宏和副系主任李其驹到骨干教师，打出一大串“黑帮”，即全系57名教职员中，打出了12名“黑帮”，10名“内定黑帮”。随后，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其他“三家村”“黑帮”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经过1966年底以来的酝酿，1967年4月，包括“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而“主义队”和“钟山风雨”则集中为李达翻案。“钟山风雨战团”是由哲学系最主要的“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先生组成的。“主义队”积极参加为李达翻案的除原“赤峰战斗队”以外，班里还有陈如维、李赵云、夏灿明等不少同学。
因为打李达是经中央同意的，毛泽东也有保留地赞成批一下李达，对李达的处理还有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因此，为李达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极大的阻力。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旗帜，无论是学生中的“红卫兵”，还是教职员中的“黑帮”和“毛泽东思想红教工”，还有“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都坚信自己的正确而拚命前行。那时，我不仅在“主义队”“勤务组”活动，而且同时在武大“总部”指挥部活动。
为李达翻案，关键是要有能够为他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李达当时的罪名不仅大的吓人，而且多的要命。除了“三家村”“大老板”、“王牌”和“主帅”，还有“大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策划、调查、考证和研究活动，还要整理、撰写各种辩诬去伪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区二号李其驹先生家里，“钟山风雨”的康宏逵先生当时还未成家，他就住在李家，余、萧、陶三位先生也几乎每天晚上准时来李家。常来李家的还有“赤胆忠心”的张学义和王晓芳。所以二区二号李家实际上成了为李达翻案的策划处和联络站。这在当时“文革”那样的风口浪尖上，李其驹先生，还有他的夫人、化学系牟瑞雯先生，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啊！
在我们每晚的聚会上，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的五位“战将”，除余主任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他四位再加上牟先生，都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意的神聊，无异是一堂堂生动有趣的课。通常是弄完翻案事，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就到了转钟。这时，兴味未尽，肚子却饿了。于是，李先生的二姐就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的泡菜，我们吃完以后，继续听他们神聊，常常到拂晓。有幸聆听五位先生的神聊，是我在武大集中受教、乃至终生受益的幸事。
4月下旬，为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和“赤胆忠心战斗队”武装部的张学义、本系五年级李主承、一年级潘一黎和物理系“穷棒子公社”的李宜登等人去北京。在武昌上车后，张学义从行李包里取出当年毛主席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毛主席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打印稿，我们传阅后，都受到极大的震动。虽然我们早已知道这些重要文物的内容，也正是这些文物，鼓励我们为李达翻案；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些重要而珍贵的文物啊！在毛主席已经被神化的那个年代，就凭毛主席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他亲自修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李达“铁定”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李达的案我们翻定了！
我们到北京后，住在天安门南池子周健先生家里。周先生曾经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时任北京建材工业学校党委书记，也被揪回武大充当李达“三家村”“黑帮”。他当然很了解武大的情况，完全支持我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们就在他家整理上报材料，等待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
期间，我还和张学义、李主承一起找过张勃川先生。张先生原为武大副校长，后调任驻外大使，回国后担任康生办公室主任。我们去找他，是要请他向康生反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情况。他在家里热诚地接待我们，还给我们发铁盒精装的三五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级的香烟；但是对于我们的请托，他只是说“可以”，事后表明，他并没有什么行动。
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迟迟未安排接见，我等待十来天就回武汉了。我回汉后，江青派员取走了毛主席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毛主席修改的李达《〈实践论〉解说》打印稿，而对于我们为李达翻案却并未具体表态。
但是，我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仍然不可阻挡，并且进行的有声有色。在全力为李达翻案的同时，1967年4月，我又在石屋主持成立为何定华翻案的“何定华专案组”。我自任组长，成员是当时的“黑帮分子”齐民友、李植楠、黄宗忠和李涵先生。齐先生是武大地下党员，数论专家，1958年全国有名的所谓白旗教师，“文革”自然在劫难逃。前一位李先生是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后一位李先生是校长办公室秘书。黄先生是图书馆学系总支书记。他们都是在“文革”伊始就被揪出来的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他们都是我的师辈，但这时候却接受着我的安排。他们的任务，就是每天在石屋集中阅读和整理何定华日记，为何定华辩诬。
其实，还是在1966年11月，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抢“黑材料”时，就抢到了何定华的日记。我看了他那十几本日记，不仅没有受到什么毒害，反而很受感动。因为他的日记不仅逐日记载了他十分忙碌的工作，而且记载了他看书学习特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因此我感到，虽然他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参加日本共产党、在日本被捕的问题我们无法了解，但毕竟他经历了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真要是有问题，也就不会再有延安整风以后这二十多年的革命领导经历了。他的日记写的这么好，这么感人，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呢？从那时起，我就认为何定华是受了冤屈而开始同情他了。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遇到很大的阻力。社会上武汉“百万雄师”与所谓革命造反派的“三钢”、“三新”的武斗不断升级，直至发生“七·二0”事件。所谓三钢，就是“钢工总”即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工人总部，“钢九·一三”即武汉钢铁公司工人造反指挥部，“钢二司”即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所谓“三新”，就是三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新华工”（华中工学院）、“新湖大”（当时的湖北大学）和“新华农”（华中农学院）。“形势”对我们而言是时好时坏。开始我们还能顶住，我还组织指挥冲击对立派在四区饭堂举行的何定华批斗会现场抢走何定华，将他藏匿到外语系“反到底”兵团，后又几乎每天转移，将他藏匿在张学义家里，后又不断转移到一些工人家里。但到1967年6月下旬，对我们来说，“形势”已经很严峻了。我们耽心校外武斗的不断升级会危及学校的安全，我征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总指挥唐学敖的同意，便策划将何定华转移外地。
6月30日，我要何副校长穿上破旧的工人服装，由武大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兵团胡国民、罗巧云护送，在武汉锅炉厂张师傅的帮助下，在“百万雄师”已封锁“新湖大”的险境下，我们顺利到达武昌站。
何定华一行先去南京。其时，他的弟弟方敏由某军政治部主任三结合担任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但是，他却不便保护他的哥哥。胡国民他们只好继续护送何定华经北京去西安，投靠他的妹妹和妹夫。他的妹夫时任陕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也已被打成走资派，可想而知，他们夫妇的日子和处境同样十分艰难。但是，他们却冒着风险，留何定华住了下来。何先生用“方兴”的名字，只与武大我一个人保持书信联系。直到8月中旬，他才返校。
“七·二○”事件以后，因为武大出现了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高潮。1967年8月24日，李达被迫害致死一周年，在小操场举行有二千多武大师生员工参加的“李达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开的很隆重，事先发了讣告，大会现场摆了花圈。追悼大会由我主持，松涛致悼词。湖北省副省长兼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以及何定华、牛永年、余志宏和李夫人石曼华等“三家村”“黑帮”上主席台，全体与会人员对李达遗像三鞠躬，孟夫唐、何定华讲话。而一年前的8月25日晚上，也是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武大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的罪行”，并宣读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9月24日，成立“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整合了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但是，持续一段时间后就进入如火如荼、森严壁垒的 “龙虎斗”。所谓“龙”，就是坚决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数学系“农奴戟战斗兵团”“农”字的谐音；所谓“虎”，就是坚决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取了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 中的“虎”字。
10月16日，“虎山行”战斗队发表“严正声明”，支持先日哲学系68111班两位学生的所谓革命大字报《李达就是叛徒》，认为为李达翻案就是为何定华上台。
18日，“虎山行”战斗队又发表“讨何宣言”，重新把李达、何定华列为打倒对象。当天上午，我们主义队开会，进一步统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思想，改选勤务组，推举松涛和我以及68111班的崔永和、李光华、段德智共同主持“主义队”工作。
11月16日晚上，“三司革联”“红色造反团”对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老师突然袭击，抢走了我们为李达翻案的专案材料。
在龙虎两派艰难地对峙一段时日之后，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老师，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11月16日深夜，余志宏被绑架，我们“主义队”招架不住，就在16日白天，发表了“开除”“钟山风雨”五位老师出队的声明；但第二天17日，又发表声明：“收回”刚刚发表的“开除”声明。
1968年春，余志宏的安全更成问题了。在我们多次劝说下，他终于由我陪护，远走上海，住进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上海法租界的家。在王家，我和他同睡一张床，朝夕相处。我们吃着他的内姊王老夫人准备的驰名的（湖南）永丰辣酱，谈着当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李达翻案的具体问题。我还去复旦大学，向陈望道校长调查李达在建党期间的活动。陈老校长热情地接待我，向我谈了李达当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所做的许多重要工作。当我向余志宏先生报告陈望道校长的谈话内容时，他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对李达历史功绩的很重要证明。
因为我是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铁杆，还是负责人之一，自然也成了对立派的打击对象。1968年夏，我终于在临时住处新四区留学生宿舍被哲学系对立派主要是69111班的“胜利兵团”打成脑震荡和多处软组织受伤，外加大流血，在湖北医学院附二医院住院半个多月。出院后，我基本停止了文革活动，参加迟来的毕业分配。
炼狱之后
我们是五年学制，实际在武大待了六年。但是，一系列的下乡劳动、社教、滚泥巴，泥巴还没滚完又参加“文化大革命”，真正上课时间加起来也就两年多。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等几门课还算正常开过，中国哲学史只稍稍讲授过某些部分，外国哲学史压根儿就没开过课，毕业论文当然也不可能做。老校长在文革伊始就以身殉道，“李达实验班”最后终成泡影。本应1967年毕业的我们班，1968年7月，“四个面向”分配去农村，下厂矿，到军垦农场，大部分做了中学教师，还有6人做了小学教师，1人做了赤脚医生，1人做了农村区供销社卖南杂日货的售货员。那位后来转来的调干女生谢福英纺织童工出身，1954年就是湖北孝感县涂港区的副区长，1959年入武大读工农预科，她从副区长的岗位来武大读了9年、在武大生了两个孩子，又回到了她曾做童工的武汉国棉六厂重新做了工人。不过庆幸的是，她是被照顾分配、全班唯一留在大城市的人。
在那个左的出奇的年代，“李达实验班”大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或是劳动，又遭遇“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与社会和国家没有益处，甚至为虎作伥，加入所谓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极左大合唱，还尤其耽误了我们的读书时间，荒废了我们的学业；但是，对于我个人却也并非全无益处。
正是因为我去红安和孝感搞了四清和“滚泥巴”，我才了解当时农村的艰难和困苦。红安是革命老根据地，有名的将军县，可是解放后直到我去调查的上一世纪60年代，那里仍然十分落后和困难，老百姓连一日三餐也难以为继。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可这个地方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革命很早很坚决，为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也很多，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和困难呢？我随班去孝感参加了两期四清，先是友好大队，后是裕丰大队。这里有京广铁路，交通方便，这里的大、小队干部也并不是大贪大占，仗势欺人；但这两个大队却照样落后和困难，老百姓基本上一天只有一顿中餐还像样，早餐胡萝卜煮稀饭，晚餐则是烫饭。当年搞四清，照步骤先是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接着就是开会诉苦，发动群众。可是往往苦主一诉苦，就诉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怎么苦。这使我们哭笑不得，但又是他们的实情。对于在红安和孝感我所亲闻亲见的事实，当时我虽然苦思不得其解，但却增进了对实际的了解，引起了思想上的震撼。
正因为我遭遇了“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卷进了极左思潮和派性的漩涡，险些命都不保；但是被扭曲的人性，被泯灭的良知竟然还得到复苏，使我同班上一些同学一起勇敢地投入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正义活动，有幸聆听“钟山风雨”战团诸师那常过转钟的神聊。
特别是，“李达实验班”虽然没有实验成功，但是老校长的教诲仍使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终生受益。我们毕业离校几十年来，凭借李达实验班最初一两年受到的大体正常的教育和随后几年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所受到的磨难，凭借我们的哲学睿智和哲学思维方式，依靠勤勉的自我奋斗，无论是从教还是从政或其他职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各自的人生也比较充实。
2012年7-8月于武昌喻园
来源: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