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推行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在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这种试探性的改革策略自身的弊端和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在理论界引发诸多质疑与批评。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的新阶段，各项具体改革工作步入深水区，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潜藏的社会矛盾也有逐渐抬头之势，中国的改革发展策略急需新的转型和发展。针对改革攻坚时期面临的严峻形势，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1]

一、“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及其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我们在没有经验借鉴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选择策略，对推进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进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各项改革事业的全面推进，目前改革面临的阻力和困难明显加大，有些领域改革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在改革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摸石头过河式的试探性改革策略弊端日益凸显，相关的理论争论也越发激烈。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内涵

“摸着石头过河”其实是一种中国传统习语，用来形容人们在没有经验借鉴的情况下试探并摸索向前的处事方法。建国初期，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力推进，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陈云同志最早明确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工作策略。1950年4月7日，陈云同志在出席政务院第二十七次会议时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2]这是建国初期中央领导人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策略最早的提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也持赞同态度，他在不同的场合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并将这种在实践中摸索的方法提升为一种指导改革发展的理论策略。1987年11月16日，他在谈到改革时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改革过程中要加快步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为“摸着石头过河”策略赋予了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新内涵。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4]因此，我们的改革既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稳步前行的过程，也是不断试点、积累经验向前发展的过程，更是立足现状、掌握规律、敢闯敢试、大胆探索的前进过程。

可见，作为一种实施改革发展的战术策略，“摸着石头过河”强调要立足于现有条件，从客观实际出发，在主体知识与能力水平的可操作范围内，通过小范围试点的形式积累经验，然后再大面积推广实施，积极稳妥地实现改革发展目标。

“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内涵主要表现为：

1.主张以“石头”为基本的立足点。一般而言，站在岸上的人常常只能看到河面风平浪静或河水湍流，而看不见水下的暗流和水底的陷阱，这样过河的人必然面临坠入河底的巨大风险。因此，过河的人经常需要依托水里的石头，并踩在石头上小心过河，从而避开水里看不见的陷阱和危险。这里，“石头”就是“过河”的基本立足点，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在不知道前面水深水浅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被卷入河中暗流或深陷河底泥潭，从而影响到我们不能顺利地实现过河目标，甚至还可能会“摔到水里去”并危及生命安全。

2.突出“摸石头”的试探性工作方法。在看不见水底石头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确定“石头”的具体位置并踩上石头顺利过河呢？答案是“摸石头”，只有首先摸着了可靠的石头才能顺利过河。当然，不能在水中漫无目标地乱摸一通，这既会耽误时间而影响过河的效率，同时也有可能会摸错了石头而到不了河对岸。正确的“摸石头”的方法就是要先立足现有的“石头”，朝着河岸前进的方向，先用一只脚小心试探石头的方位并确定石头稳当可踏，然后将另一只脚收回来踩到石头上，站稳后再往前继续试探和摸索。如此反复，稳步前行，必定会逐步接近河岸目标。

3.强调“摸石头”的目标是“过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标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正是在明确了这样一个基本目标任务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摸着石头朝河对岸探索前行，而不至于迷失了发展方向。因此，“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改革策略，其首要的特征就是要“过河”，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才能有在实践中“摸石头”探索的必要性。否则，我们完全可以调整前进路径，避开“河”里的暗流和陷阱，“绕河”前行。

(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局限

作为在改革初期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试探性的策略，“摸着石头过河”是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实践、敢闯敢试精神的集中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指导意义，对促进我们改革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魏大明[5]、徐湘林[6]、高晓林[7]、叶如贤[8]等诸多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试探性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自身也存在方法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当前改革步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且更加复杂，这种试探性的改革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作为一种试探性的改革策略，存在对“石头”的过于依赖性。“摸着石头过河”强调在“过河”进程中对“石头”的依赖，只有摸到了“石头”，才能顺利踩着“石头”一步一步地向河对岸前进。这种方法在刚刚下河的浅水区是非常有效的，那时过河的人可以通过眼观和脚探的方法很快就能够摸到前面的石头。但是，随着人逐步向河中央前进，河水逐渐变深，水流不断加速，水中的漩涡不断增多，而前进中石头却很难看见并摸到，如果摸不到石头，人可能就过不了河。同样，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由于改革初期革故鼎新之事触手可及，改革涉及的利益矛盾和阻力也相对较小，改革者能够很容易就摸到“石头”，各项改革发展工作的推进也很快。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每一项改革涉及的利益矛盾群体越来越多，改革遭遇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改革者要摸到“石头”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改革的突破口越来越难找，工作推进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石头”难摸，也可能会出现“摸到了石头却不过河”的现象。这也是在我们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后，很多重要的改革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第二，它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策略，缺乏合理的改革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推进策略，“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在于先在局部地方搞试点，积累了经验后再在面上进行推广。如果改革试点被实践证明成功可行，中央会将改革模式由局部向全国推广，同时给予地方荣誉和成功光环。这是一种理想的改革试点模式，中央和地方都在改革过程中受益。但是，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是探索就必然会犯错误或遭遇失败。一旦地方的改革试验遭遇失败，这种失败的工作责任和政治风险将由地方政府或改革者买单。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在中央推进改革的决心与地方及底层改革试验之间产生风险不合理分担问题。如果地方改革成功的收益将被中央分享，但改革的成本却要地方完全承担，就势必会极大地降低地方政府对改革试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一旦改革探索失败或中途夭折，必然会给他们自己日后的工作和政治前途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这种“权、责、利”的模糊性现状，在现实中势必会引发很多人采取求稳和“自保”的策略，在工作中尽量不出错误或少出问题，不积极投入改革试验或投入较少的精力，这正是当前很多重要的改革工作一直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因此，有学者指出，“深层次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进行改革试验的收益更少或者成本更高，这是我们当前的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的主要原因”。[9]

第三，它作为一种零碎的改革策略，缺乏改革的系统设计性和科学规划性。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不从全局出发进行系统的设计和科学的规划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我们推行的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主要特征的零碎式改革策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以“摸到的石头”为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从简单的问题先改先试，在推进局部改革发展的同时，从整个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和矛盾，这也引发了理论界的质疑与批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国内就有学者批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规划，提出改革要“有分阶段的实施计划，应有初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哪怕是一个粗糙的方案也比‘摸着石头过河’好”[10]。著名学者吴敬琏早年在谈西部大开发时曾尖锐指出：“西部开发，一定要有规划，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全盘规划，免不了走弯路加大西部开发的成本。”[11]2005年8月《中国改革》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的论文，文章对现有体制“板结化”日益严重的现象给予了激烈批评，认为当前改革正处于胶着状态，改革已到攻坚时刻，并指出“在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情况下，目前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公共权力有被部门权力肢解的倾向；二是国家利益有被部门利益肢解的倾向；三是地区间、部门间，以及地区与部门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并大胆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一去不复返”。[12]该文于当年8月9日被新华网全文转载，在国内再次引起了有关“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策略的争论。近年来，王曦等学者也通过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进行长期投资行为、股票定价和消费行为等经济理论模型分析，认为该方法助长了短期行为并削弱了长期投资激励、不利于实现金融市场资金配置的功能、容易引发更强的宏观经济振荡，既而得出继续推行“‘摸着石头过河’代价巨大，目前已经不合时宜”的结论，并提倡推行一种以明确性和科学性为主要特征的“新改革观”。[13]

(三)“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困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发展也全面推进，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改革所涉及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解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改革遭遇的阻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一直以来我们对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的崇拜和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在某些官员身上存在“先摸石头”的路径依赖。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偏离“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选择与行动都可能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即便是步入改革深水区，在无石头可以摸的困境中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改革发展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有学者指出，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五大问题：一是改革基层化，一些重要的改革仅仅停留在基层，难以上升到宏观层面或推广到全局；二是改革局部化，一些改革局部化进行、单方面推进，没有系统整体谋划，缺乏配套协调性；三是改革利益部门化，某些主导改革、制定改革措施的部门，不从全局角度考虑，而从部门利益出发，改革措施倾向于维护部门既得利益、追求部门更大利益，造成改革垄断；四是改革各自为政、各搞一套，造成改革变形；五是改革不严肃，改革随意性突出，以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根据少数人或个别人的观点、主张可以推出一项改革，根据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见也可以终止、废除一项改革。[14]针对当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形势，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围绕“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策略问题，在学界又展开了激烈讨论。竹立家认为，顶层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具体指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蓝图”，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及“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特点，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15]另外，胡鞍钢[16]、迟福林[17]、邹东涛[18]、高尚全[19]等学者都对现阶段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论证，认为目前不能再依赖传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套路了，改革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从而有效避免顾此失彼，不能按下葫芦又浮起瓢。

总体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经验借鉴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路径选择，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历史意义不可否认。然而，正是由于对这种改革方法的崇拜和依赖，才导致今天我们在改革策略和发展思路上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改革发展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国家治理策略急需转型发展。

二、社会工程是中国改革策略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局限性正日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改革攻坚时期国家治理需要，“顶层设计”思想的提出正好回应了这种理论缺位问题。“顶层设计”是社会工程研究的基本范畴，这种理念被应用到国家战略规划之中，反映了我们的国家治理策略正在悄然转变。作为人类改造现实社会关系的工程实践活动，社会工程是新时期国家治理策略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社会工程是一种科学的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

从传统意义上看，“工程”(engineering)主要指以改造自然为对象并构建新的人造物的实践活动即自然工程，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实际上，在现代条件下的“工程”不仅仅指狭义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工程，而且涉及人文社会领域的工程即社会工程。社会工程是一种与自然工程相对应的改造社会关系的工程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实践观是社会工程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实践是人所特有的物质性活动，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的基础都是实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社会史。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20]马克思还认为，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也是统一的。他说，“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1]

在国外，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是一种政治学术语(注：同现代网络社会中的“网络社交工程”或“黑客攻击术”相区别)，即认为“社会工程属于政治科学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指政府或私人组织在较大规模上对公众态度及其社会行为实施影响的活动。在政治领域，与社会工程相对应的是政治工程”[22]。也有学者强调工程的工具理性，突出工程对社会变革的意义，如莱顿(EdwinT.Layton)就将工程定义为一种社会变革工具，即“我的最后工程的历史定义是，工程是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工具”[23]。

在国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最早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思想，并率先开展社会系统工程理论研究。他认为社会工程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是当代经济工作的一种新的科学方法”[24]。另外，近年来徐长福[25]、李伯聪[26]、田鹏颖[27]、王宏波[28]等学者分别从软工程-硬工程、有形工程-无形工程、科学-技术-工程、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等不同的角度对应用自然工程的思维改造现实社会关系的社会工程实践进行研究论证，认为社会工程是工程概念从自然工程活动领域向社会工程活动领域的自觉延伸，是人类变革、改造社会的重要实践形式，也是社会主体借鉴工程的思维和方法进行的规划社会蓝图、设计社会发展模式、制定政策和制度的社会建构活动。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现实关系的实践活动，社会工程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并促进社会进步为出发点，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社会技术知识为基础，以社会主体推动实现社会理论转化为具体社会实践活动为主要目的，以实施工程规划、建构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矛盾、促进社会运行发展为主要内容，以改造人的社会关系并调节人的行为方式为目标导向，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当前推进改革攻坚与国家治理策略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工程是对传统“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积极超越

社会工程主张把人类改造自然物的工程实践理念引入社会变革与发展过程，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科学的理论，将人们工程活动的目标性、设计性、系统性以及可操控性等原则应用于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推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作为一种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社会工程是对传统“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积极超越。

首先，社会工程强调科学规划与设计性，是对“摸着石头过河”试探性策略的有效超越。“摸着石头过河”的最大特点是试探性，其表现形式是“摸”，在实践中则产生对“石头”的严重依赖性。同一般的工程实践活动一样，社会工程以对社会改造目标的科学规划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工程实施方案进行设计，并以此为蓝图指导具体的社会工程实践活动，表现出科学的规划与设计性。这样，在社会工程实践活动中，人们将根据科学的社会工程实施方案，依托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逐步实现社会工程目标任务，从而有效避免因目标和路径不明而导致的盲目性。

其次，社会工程突出工程活动的系统性，是对“摸着石头过河”零碎性策略的有效超越。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策略，“摸着石头过河”强调以“摸到的石头”为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从简单的问题先改先试，总结经验后再局部推进，在现实中表现为随意性和零碎性。而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开展系统性综合改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社会工程在实践过程中突出工程的系统性，不仅主张要从全局出发进行系统的工程设计，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还综合考虑历史文化、群众诉求、社会公正等因素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并根据情况变化进行适时调整，并将社会工程实施、监督评估与信息反馈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社会工程的系统管理，以有效避免工作的随意性和零碎性。

另外，社会工程的实施以科学的制度体系为保障，是对“摸着石头过河”模糊性策略的有效超越。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存在中央与地方有关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的不合理性，从而在“责、权、利”上表现出很大的模糊性，严重制约地方投入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对“石头”以及“摸石头的人”的严重依赖性，导致主客观因素难以界定，在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容易推诿扯皮。而社会工程作为一种科学的工程实践理论，以一套系统覆盖工程实践全过程的科学制度和管理手段为支撑体系，能够有效避免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干扰。

可见，在改革攻坚发展的新形势下，社会工程作为一种改造社会关系的科学的工程实践活动，是对传统“摸着石头过河”策略的有效超越，也是当前推进改革攻坚策略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