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具有多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革命”，属于宏观层次的改革，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第二层含义是“改进”、“完善”、“改良”，属于中观层次的改革，主要指通过改变、改正错误或消除缺点来使体制机制变得更好，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三层含义指“改造”、“改变”、“重组”、“重建”、“革新”等，属于微观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具体的方针政策，旨在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第一层次的改革，关键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第二层次的改革，要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深化第三层次的改革，要切忌瞎折腾。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自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在推进改革进程、反思改革成败、总结改革经验的过程中，“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常被简化，因而被人们所误解。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改革”常翻译成“reform”(改善)而被外国人士误读。从目前人们对改革的理解看，存在着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由于对改革缺乏分层次的理解而误读改革，导致赞成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从而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二是不加分析地泛化改革，瞎折腾，难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三是借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质疑改革，进而反对改革。本文拟就“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来分析改革的层次性，增加人们对改革的理性认识，从而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一场革命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用以作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的理论论证。20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相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而言，中国属于后来者。中国的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决心就很坚定，任务就很明确，内容就很丰富，成效也非常显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时，就把改革同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②他还提出过一个重要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③
改革就是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相当于英文中的“revolution”，是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属于最深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由于它涉及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也是最宏观层次的改革。
在社会学里，“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得政权，创设新的体制，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④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可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类型。政治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动力，是阶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是实现社会形态转变的根本方式。它以先进阶级和广大群众为革命主体，以夺取政权为首要标志，以变革政治体系为主要内容，以暴力革命为基本方式。社会革命同样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由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密切，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又要求政治革命为自己开辟道路，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法国巴黎公社革命、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革命”一词在中国固有的语言系统中早已有之，如“殷革夏命”，指殷王朝取代了夏王朝。“革命”者，“革其王命，改其恶俗”，“王者易姓”也。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在使用暴力层面的意义上是一致的。“革命”一词成为今天的时代用语，源于日本。日本在走向现代化时，采用了中国《易经》中的“革命”一词来译Revolution，但排除了“武力”内涵，也排除了西方的暴力色彩，强调的是尊王改革。日本人对革命的这种理解，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的追捧。他说：“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可骇耶？”“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⑤当中国现代化研究由进化范式转化为革命范式之后，“革命”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与日本人强调的“社会变革”同时被纳入革命一词的理解之中，前者类似于政治革命，后者类似于社会革命。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把“改革”称之为“革命”？这是因为：
第一，改革同革命一样，其性质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⑥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⑦
第二，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作过深刻分析：“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⑧过去之所以没有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因为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适应的方面仅仅归结为新制度建立之初存在的不完善环节，或者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以及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而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自己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于是得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结论。
第三，改革同革命一样，其特点都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首先，革命是对旧制度的根本改造，而改革同样是对旧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作修修补补；其次，革命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而改革也是全面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再次，革命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改革同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⑨。最后，就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它丝毫不亚于“革命”。“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⑩所以，改革是一场革命。
显然，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就其地位、作用和影响而言的。它告诉我们一条真理，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凝固的，而是不断变革的。因此，从宏观层面讲，任何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思想认识和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合潮流的。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1)
二、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进、改良和完善
改革的第二层含义是“改进”、“完善”、“改良”，相当于英文中的“improve”或“perfect”，指通过改变、改正错误或消除缺点来使某事物处于更好的形式或状态之中，也就是变得更好、更完善、更完美。这一层次的改革，可称之为“中观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的体制机制。
作为革命意义上的改革，不可能不间断地反复进行，反复折腾。比如说，我们把单一的公有制改革成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把按劳分配改革成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绝对是革命性的变革。但我们不可能再反复过去，像烙饼一样翻来翻去。否则，要么会犯“左”的错误，退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要么会犯右的错误，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再比如说，我们建立的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它最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些制度建立之后，就不可能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不可能进行根本性改造。否则，中国的民主制度就失去了自身的性质和特色。
因此，当“革命性”的改革完成之后，就应该注意改革的第二层含义，即“改进”或“完善”。改革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而不是“第一次革命”之后的“继续革命”，就是因为它是在“第一次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在人民大众成为国家主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我们对时代主题和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了错误的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了错误解读，对“革命”也作了错误解读。改革不是为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的革命，是体制机制的重新选择。它也不像“第一次革命”那样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有步骤地、自上而下地进行的。虽然它也要依靠群众，但决不能搞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种改革虽然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2)。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3)。
正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对于改革的实践步骤，邓小平历来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江泽民也一直强调，改革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既要有紧迫感，又要做持久的努力；既要坚定方向，又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要区别不同情况，分清轻重缓急，先务当务之急，不搞不急之务。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也再三强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前进，必须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我们既坚定不移地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又总揽全局、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14)
与中国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并未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而是进行了“改革体制——改变方向——改变制度”三部曲，最终导致社会大混乱，历史大倒退。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改革。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改变了指导思想和社会发展方向。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定位为“对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1990年苏联非常人代会修宪和500天计划等“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争议使苏联逐步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改革的教训令人深思。正是在总结中国改革与苏联改革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搞改革当然要改变很多东西，但“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15)。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始终不变、党的性质宗旨始终不变、党的先进性始终不变。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这些“不变”，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今天，有的人想以民主社会主义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的人想用新自由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们理解的改革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改向，是另一场“革命”，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还有的人担心中国会重蹈苏联覆辙，因而以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为由怀疑、责难改革，其实质是想退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这两种改革观，很显然都不对，其原因是未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
还有必要说明一下改革与改良的关系。改良是与改革最相近的一个概念，但国内有很多人赞成改革，反对改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是我们过去在“革命光荣”的年代，人们较多地把改良与革命对立起来，在贬义上使用“改良”这个概念；二是我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而其他“主义”基本上都是改良的；三是我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改革措施都称之为改良，把资本主义学者的改革主张称之为“改良主义”。“当我们在中国改革胜利进展的大背景下重新看待改良时，应当给社会改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一切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社会改良，都应予以肯定，改良与革命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都能推进历史的发展。”(16)
三、改革是重建、重组、革新
改革的第三层含义，相当于英文中的“reform”、“reconstruct”、“rebuild”、“innovate”，意指“改造”、“改变”、“重组”、“重建”、“革新”等。我国的机构改革、人才体制改革，大都属于类似的改革；我们经常谈到的“技术改造”、“技术革新”、“产业调整”、“机构重组”都属于这一层次的改革。相对于前两个层次的改革，这一层次的改革可以称之为“微观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具体的方针政策。
相对于第一层次的改革而言，这种改革不是整体的，而是部分的或局部的，虽然其间接影响很大，但其直接影响往往是局部的。这种改革不涉及根本的社会制度，但它必须体现社会制度的优势和特征，必须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相对于第二层次的改革来说，它涉及的内容更加具体，采取的措施更加灵活，是具体的方针政策的变革。这种改革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是不断解决旧问题，探索解决新问题的过程。所以这一层次的改革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谁要阻挡都是不可能的，谁要走回头路用以前的老办法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改革是全面的、系统的，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思想领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微观生活领域。邓小平对这一层次的改革论述最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具体管理体制，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还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措施。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改革必须分层次、有步骤地进行。如果没有第一层次的改革，没有对旧体制革命性的变革，就不可能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没有第二层次的改革，就不可能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管理体制；如果没有第三层次的改革，就不可能调动起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
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既需要第一层次的改革，也需要第二层次的改革，更需要第三层次的改革。
比如，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还必须通过第二个层次的改革坚持和完善。在微观经济领域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如财税、价格、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待突破，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来遏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涉及民生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需要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带来大量人口流动以及随之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来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消极腐败等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的配套措施加以解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的矛盾加剧，资源紧缺的问题日益突出，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空气、水等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环境治理的任务相当艰巨，等等。这些问题需要随着改革的深化抓紧解决。
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科技的创新、知识经济的发展，信息的网络化和数字化，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科学与技术的不断更新，不仅影响和改变着国家的经济结构、综合国力，而且影响政治格局、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有许多变化现在也许还无法预料。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更加明显的基础性和带动性作用。对此，邓小平早就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7)我们要赶上时代，就必须改革，就必须创新，就必须建立创新型国家。
再比如，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断传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存在，有时会相当复杂、尖锐。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依然深刻而复杂。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也必须改革，必须创新。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30多年的历程，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面向未来，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过去，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通过改革杀出了一条血路，积累了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现在，着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对改革做出理性思考和顶层设计，需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对于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坚持第一层次的改革，即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但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一层次的改革方面，任何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对于在改革中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体制机制，我们必须坚持第二层次的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在这一层次的改革方面，任何企图阻挡改革、丑化改革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也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对于改革和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第三层次的改革，在具体方针政策上，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拿出科学合理的方案，使各项改革措施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这一层次的改革方面，我们切忌瞎折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④［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航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⑤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1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1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3页。
(16)李凯林：《中国改革的哲学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