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社会稳定是指用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处理社会管理中的事件，而不是用漠视矛盾和问题，仅用高压和强制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稳定的刚性方式。实现柔性社会稳定促进政治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培养以信任为核心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政治制度之间、个体与社会团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个体与社会价值观之间、个体对自己等的信任关系，不断增强社会规范的适用性，并以网络为纽带，实现他们彼此间的合作。不断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有助于降低维稳成本、实现柔性社会稳定。

一、社会资本与柔性社会稳定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一）社会资本与柔性社会稳定的内涵

从社会结构主义中演绎出来的社会资本是一个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形式。社会资本是通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发生的互相依赖和社会互动的模式产生出来的，其内涵可概括为：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为核心的规范的集合，以及这些信任与规范相互联系和互动所形成的网络资源。社会资本可作三方面的理解：首先，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为核心的态度和价值观，在信任的基础上公民进行互惠的合作；其次，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解决矛盾的规范或者规范集合；再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由信任而产生的联系和处理公私生活的规范或规范集合的网络。

社会稳定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指的是社会的有序和相对的平衡，它表明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处于相对缓和与可控的状态。社会稳定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刚性社会稳定，即需要利用法律、制度、军队、监狱等刚性的规范来实现社会稳定；另一种是柔性社会稳定，即需要动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进行有效沟通互动、协商谈判和劝服等柔性手段，推进社会治理中的阳光透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以实现社会稳定。

刚性社会稳定观片面地追求社会的绝对稳定，易使社会失去活力。这种社会稳定只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这个屏障，暂时掩盖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一旦掩盖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屏障消失，社会稳定便不再存在。因此，刚性社会稳定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稳定。柔性社会稳定观能够正确对待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重视社会中不同社会组织和群体的要求，特别是顾及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因而改变了对立冲突、压制管治的传统套路，真正站在社会的立场，把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柔性化、人性化地加以解决。柔性社会稳定体现了国家治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行政管理中的柔性管理思想和企业管理中的弹性管理思想。因此，柔性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主体各种利益的表达，有利于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显然，只有柔性社会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社会稳定。

（二）社会资本与柔性社会稳定的关系

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互惠和规范为基础的网络和人际关系，这些网络和人际关系有助于柔性社会稳定的构建和形成。

第一，培育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各个层次的信任，而广泛信任的建立有利于增加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有利于柔性社会稳定的实现。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某人或某种制度的可靠性、诚实性、公平性等的坚定信心。社会交往主体包括个人以及政府、企业、社团等组织，信任是指某一社会交往主体对其他社会交往主体能作出符合制度规则或规范行为的期望。社会信任就是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即社会交往主体彼此之间对于对方能作出符合制度规则或规范行为的相互期望。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能够提高社会交往主体之间的信任度，这为化解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实现彼此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基础的形成必然有利于柔性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

第二，培育社会资本，促使社会各个领域内规范的确立，从而有利于形成制度文明，有利于柔性社会稳定的实现。有序的社会生活，需要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们具有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就是规范，具体可分为道德规范、契约规范和行政规范等形式。各种规范应体现出互惠性，这是人们共同遵守规范的基础。科尔曼（Coleman）认为：“互惠规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当人们都意识到自己既是行动者，也是行动后果的承受者时，规范就产生了。”[1]规范社会资本有利于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因而促进了柔性社会稳定的实现。

第三，培育社会资本，可以利用发达的公民参与网络，增进各个信任层次的交流互动，增加规范或规范集合的适应性，扩大规范的使用范围，因而有利于柔性社会稳定的实现。公民参与网络是公民通过建立各种民间组织而形成的密切联系，这对于共同价值观的维持具有重要作用，是信任、合作、规范形成的重要途径。通过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建立起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可以促使公民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避免发生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持久稳定。公民参与网络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效果，是因为：一是“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投机者要面临这样的风险：既无法从未来的交易中获益，也不能从他目前参与的其他交易中得到他所期望的收益”。二是“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这些规范因‘关系网络而得到了加强，而关系网络则取决于好名声的确立，其中包括信守诺言、遵守当地的行为规范’”。三是“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公民参与网络使得名声得以传递和溢美。如我们所见，信任和合作，依赖于人们对潜在伙伴的以往行为和当前利益的真实了解，而不确定性则强化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四是“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2]。公民参与网络可以涵盖社会的各主要领域，有助于加强公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从而能够支持整个共同体的合作，促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二、中国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对构建柔性社会稳定机制的影响

目前，维护柔性社会稳定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其存量明显不足，影响了柔性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观念，也挑战着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体系，破坏了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根基，危害国家与社会的稳定。

（一）信任缺失及其对柔性社会稳定的影响

第一，缺乏对制度的信仰，导致制度感召力弱。制度是人类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社会交往行为模式，是支配与约束人们社会交往行为的定型化、非定型化的规则与规范。社会基本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驱动程序，必须建立在稳固被信仰基础之上，也就是需要信仰来支撑，否则制度就形同虚设。这是因为信仰是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对某种或世俗的或神圣的或主观形态的客体的一种主观把握方式和反映形式，它是一种特定的人心秩序的外化，它为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丰富的伦理性资源，对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很多人缺乏对制度的信仰，这是诱发社会不稳定的一大因素。

第二，社会个体缺乏对社会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所谓认同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阻碍。那些缺乏稳定和效能的政府的社会，也同样缺乏公民间的相互信任，缺乏民族和公众的忠诚心理”。[3]也就是说，个体缺乏对社会文化的认同。在当今社会，个体对社会文化的认同比较模糊。只问成败，不问是非；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奶就是娘”等功利主义文化影响了核心价值观的确立。要实现柔性社会稳定，必须解决个体对社会文化的认同危机。

第三，社会个体之间缺乏信任。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构成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一定的人际关系的持续需要信任来维持，只有互相信任才能实现合作。信任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结的纽带和润滑剂，它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地坦诚对待和协商合作，这是实现柔性社会稳定的首要条件。但是，目前我国社会个体间的信任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获取更多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社会个体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从而导致了人际信任关系的基础不牢固，影响着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建立，导致社会整体信任度不高。“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4]这对实现柔性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第四，个体缺乏自信。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政治意识之中臣民、顺民、草民观念较强，而公民意识较弱，在此情况下，社会个体缺乏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而国家意识、服从意识却比较浓厚。大多数社会个体缺乏用话语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缺乏用协商的方式解决与他人之间的矛盾，缺乏用对话的方式要求政府或社会来解决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旦感觉受到压制或者不公平，就容易产生暴力思维，引起社会不稳定。

（二）规范悬空及其对柔性社会稳定的影响

第一，规范僵硬，表现在现有社会制度不能有效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譬如发展环境、投资安全、公平竞争、私人权利保护以及优质公共服务等。公众对现有的社会规范没有信心或信心不足，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富豪移民（我国个人资产超过一亿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5]。这种财富的大量转移，极易导致社会不稳定。

第二，规范懒惰，表现为现有规范的不作为，或者说主导规范制定的政府不按规范办事，或者利用规范优势为自己谋私利。这就导致“政府的公信力持续受到民间社会的质疑，众多网民对以权谋私、走人情、靠关系有恶感和排斥，甚至对官员整体形象都有先意识的抵触”[6]。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第三，规范替代，即潜规则盛行。“潜规则”就是“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7]。它产生于现实的利害算计和趋利避害，使正式法律、法规和制度等显规则形同虚设，功能失效，权威丧失。在利益的诱惑下，得益于潜规则的社会个体会愈加羡慕和崇拜这种规则，而坚持显规则者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样易导致正式规范失信于民，合作的基础便不复存在，社会稳定将难以实现。

（三）网络脆弱及其对柔性社会稳定的影响

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脆弱，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很多主体间的联系主要是以金钱、利益等为目的。

一是“谋取私利”联系意图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刺激人们思考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利用自己占有的资源尽快富起来。社会交往的主题词是“资源”、“成本”、“投入”、“收益”等，不关心真假，仅计算投入和产出，甚至不择手段地谋取私利。这种畸形的网络联系意图，增大了市场交易的成本，使社会个体间的信任随着各种交往陷阱和道德缺失现象而不断下降，整个人际关系网络非常脆弱，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威胁。

二是“欺骗讹诈”的交往手段增多。“制假售假”的事件增多，人们的生活好像进入一个怪圈，圈子里到处都是坑蒙拐骗、欺骗讹诈的人。“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普遍焦虑、恐惧的事情。”[8]大家都揣着不信任的思维和其他人交往和交易，千方百计地防上当受骗，想方设法地让别人上当，朋友圈、亲情圈都成为实施欺骗讹诈手段的道场。这些欺骗讹诈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还严重危害到社会稳定。

三是“以怨报德”的交往后果。当前社会中，见义勇为存在着风险，助人为乐的人在出手前的顾虑增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信任度降低。“做了好事之后如果得到不应当的恶报，往往会让他们感到寒心，更可怕的是还会引发社会的冷漠。”[9]这种“以怨报德”的社会事件，让大多数人感到帮助别人失去了安全感。缺乏对社会契约的信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有人甚至断言：“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缺失，若干年后必将导致民族凝聚力的缺失。”[10]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对立，使社会稳定变得脆弱。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组成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较高存量的社会资本是实现柔性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然而，目前我国社会资本存量不容乐观，较低的社会资本存量，影响了柔性社会稳定机制的构建。要实现柔性社会稳定，需要加强积累社会资本。

三、构建柔性社会稳定机制的社会资本建设路径探析

（一）构建柔性社会稳定机制：信任社会资本维度的分析

人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总是处于一定的国家和社会组织之中。因此，社会资本的信任要素，主要可以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体三方面构建，以推动柔性社会稳定的实现。

第一，国家层面。国家和政府层面的信任建设在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国家和政府层面的信任建设离不开制度文明的建构。首先，政府要倡导诚信社会建设，也就是政府制定的制度体系、倡导的道德规范和推崇的价值观，必须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保障和协调好公众的利益，以确立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其次，政府要领导社会诚信文化建设。这是因为各个层次的诚信品质及其道德与价值观规范，都带有浓重的文化特质。国家和政府应该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诚信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使诚信渗透于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作用于社会信任的各个层面。再次，国家与政府要立法惩治各种失信行为。加强社会主义诚信文化建设，实现诚信自觉，对于不诚信、失信的人和事要进行惩罚，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诚信的良好氛围。

第二，社会层面。一是重塑传统信任观念。信任归根到底指向的是人心，关照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人无信不交”，诚实守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家宝，是中国人日常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传统语境中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就是对信任社会的最佳描述。在现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重塑这种传统信任观念，使之成为人们发展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面对目前的社会信任缺失，我们不能有犬儒主义的愤世嫉俗或超脱世外，更不能与之同流合污和自愚愚人。二是积极培育社群信任。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求数量充盈、涵盖面广的社会团体，而且这些团体应该具有非政府性、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等特性，让其扮演国家与个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发挥其双向联系功能。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所具备的诚实、合作、互惠等价值观，在增强人们之间互相信任的同时，也弥补了政府难以触及的领域和正式制度留下的空白，有利于社会信任的确立和保障社会处于可持续的稳定状态。三是要对社会不信任事件进行声讨和问责。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社会舆论工具，对那些失信的人或事曝光和声讨，用社会追踪的方式进行问责，让其承担失信的代价。

第三，个人层面。社会个体的自信能够推动社会信任的建立。一个不自信的人，不可能去信任其他人、信任社会组织甚至是国家和政府。因此，要对社会个体加强现代公民观教育，引导他们增强自信心，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转变。这就要求社会个体应自觉地培养“道德自信和道德自觉”，把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自信结合起来，把公民身份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公民权利的实现结合起来。在实现社会个体自信的过程中，社会个体会更加信任社会与政府，这就为实现柔性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

（二）构建柔性社会稳定机制：规范社会资本维度的分析

社会规范文明是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通过积极探索得出的积极成果与进步状态。有效的规范可以大大降低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减少摩擦和矛盾。任何违反规范的人都将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集体排斥和惩罚。在一个文明、稳定的社会里，个体首先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制约。社会规范是柔性社会稳定得以维护的内在资源之一，要实现柔性社会稳定，需要加强规范社会资本的建设。

首先，防止公权力对社会规范的破坏。主要是防止公权力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侵害社会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防止借综合调控之名，做具体干预之实。社会组织的规范需要政府的支持、引导和监督，但政府不能夸大自己在社会规范运作中的作用，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社会规范的运行，使社会各交往主体依据自身系统的规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实现普遍信任的交往和交易。其二，防止公权力以社会整体运行战略为幌子，来替代以民生为核心的社会规范。其三，防止以审批代替监管。自行发育形成的各种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的运行，需要接受国家和政府的监管，但不能以审批的方式进行替代，否则这些社会规范就发挥不出其固有的效能。

其次，培育和完善社会规范。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构建和运行的最佳环境，而公民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培育和完善各种社会规范。这就需要修改或废止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并培育新的适合社会资本成长的各种规则。良好而有效的社会规范，必须体现大多数社会个体的意志和利益，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如果有人违反规范，就必须得到声讨、唾弃、惩处。

再次，坚决抵制潜规则。潜规则的盛行使人们的羞耻感丧失、价值观混乱。进行社会资本建设，实现柔性社会稳定，必须坚决抵制潜规则。一是大力宣传“荣辱”文化，抵制人们羞耻感日益丧失的趋势，重树人们的“羞耻”意识；二是倡导社会个体逐步形成自觉按正式规则行动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人们之间的信任度；三是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制定各种适应交往主体与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各种规则，防止社会个体为了获取个体利益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杜绝各种潜规则的寻租行为。

（三）构建柔性社会稳定机制：网络社会资本维度的分析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互相进行联系，因而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它关注的是人们之间的互动和联系。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个体有序地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从根本上影响着柔性社会稳定的实现。因此，必须重视网络社会资本的建设。

第一，构建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秩序、处理不同社会主体关系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思想共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使以“诚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逐步确立主导地位和引领地位，通过它来进行扬善弃恶的道德判断和选择，对人们的各种交往行为起到指导和牵引作用，消解负向的不信任情绪，激励正向信任情绪，切实满足民众的以信任为内容的基本价值诉求，从而来规约不同社会主体行为，实现社会成员的诚信团结、互利共赢。

第二，严厉打击坑蒙拐骗等违反诚信的行为。在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国家和社会的目的都是寻求繁荣与秩序，维护人的基本自由与尊严。因此要建设诚信社会，就必须利用国家的力量严厉打击坑蒙拐骗等违反诚信的行为，以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正增长。健全相关法律，打击以背信、失信为特征的各种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消除社会日益泛滥的负向心态，给社会心态注入“正能量”，打造以国家监管和社会监督为内容的诚信监督环境，最终塑造社会交往的网络规则，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诚信网络。

第三，大力倡导用对话、宽容和妥协的方式解决矛盾。在民众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应该鼓励社会成员利用对话、宽容和妥协的方式来化解交往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对话的要义在于防止单方的“漫天要价”，在于防止交往双方的无责任的漫谈，力图在社会交往语境中构建达成共识的话语策略，从而使社会个体在社会交往网络中寻求共识、达成一致。宽容是一个与自由观念高度相关的社会原则之一，其要义在于面对现代公共生活中的多种冲突和不一致，个体无论喜欢与否，都必须以宽容的心态去处理交往过程中的冲突和不一致。这是社会个体的自我节制，也是对多元权利的尊重，更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处世方法和途径。妥协的涵义就是折中让步，就是交往的双方以宽容的心态，通过互相对话寻求一致点，从而消除对立，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可以避免成本昂贵的暴力纷争。

注释：

[1]转引自赵雪雁《社会资本测量研究综述》，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

[2]［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4页。

[3][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2页，第24页。

[5]参见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6]《杨锦麟回应打车被宰：社会普遍存仇官情绪》，参见http://finance.qq.com/a/20121126/002628.htm。

[7]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8]《天津车主搀扶摔倒老人被判赔10万引发国人信任危机》，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8/24/c_121901052_3.htm。

[9]《救人反被讹诈可获法律援助江西省总工会力挺见义勇为4种情形》，参见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1/11/23/011828753.shtml。

[10]《21世纪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缺失，若干年后必将导致民族凝聚力的缺失》，参见http://7231659.blog2.cnool.net/Article/2006/12/16/144229.html。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