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两头冒尖”现象。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式经济体制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以持续，而且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

后者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

要使经济增长模式真正得到改变，即从依靠投资变成主要依靠提高效率，惟一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规则基础上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或者叫法治基础上竞争性的市场体系。

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就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能不能落实，是决定中国命运和未来的大事。

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轮改革的经验来看，推进系统性改革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目标，现在的说法叫做“顶层设计”；第二，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总体规划；第三，冲破阻力，克服障碍，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现在的任务，是走出第二步：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总体方案设计，大致可分为三步：根据目前存在问题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按照体制领域列出改革清单，以及制定“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方案。

制定系统改革的总体规划需要进行以下工作：第一步，是问题导向的研究。找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列出需要改革的项目；第二步，列出各个体制领域，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项目清单；第三步，是梳理这个改革总清单，从中挑选出最为关键、彼此间关系又十分密切的一组改革项目，形成一个“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

关于问题导向研究，可举几例：

第一个例子，如何遏制腐败。我们首先要问，造成腐败猖獗的体制上的原因是什么。早在1988年学术界已得出结论，根本的问题是在双重体制下，由于行政权力广泛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存在着庞大的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如果想要遏制腐败，首先要从各个方面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削减政府干预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把这个制度基础给铲除掉。

再比如，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造成两方面问题。一个是建设成本太高，投入很大，效益却出不来；另一个是建成的城市营运效率太差。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种种体制性缺陷，否则不管中央怎样号召推进“新型城镇化”，各地正在加速的还是老一套的旧型城市化。

像这样，从一个一个问题入手来寻找应当推进改革的项目，不仅是领导部门的事情，所有公民都可以、也有责任参加有关问题的研讨。

对于“最小一揽子改革”，我的设想是：一个核心目标，四方面配套改革。这个核心目标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而四项配套改革则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正确定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美国经济学家诺顿在第64辑《比较》上发表文章中建议，今年推进一些大众关心、能够很快启动，成效又具有可观察性的改革项目，以便为改革聚集人气。我认为，他的建议值得采纳。这次国务院机构和职能转变改革的一些措施，像清理审批项目、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就相当不错，都是很重要、能够得到社会欢迎的改革。同时，还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得系统化的改革能够顺利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