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已经发生剧烈的分化。在各利益主体各自特殊的利益得到承认和尊重的同时，也加剧了群体间的利益矛盾，而利益分化给中国权力系统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民主政治建设，也给国家权力系统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利益分化； 中国国家权力系统； 民主政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因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而发生了重大变迁。无论是从个体、群体层面上看，还是从整体运行层面上看，中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中，利益主体各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利益追求和利益行为得到公开承认，利益边界日益清晰，利益主体单一化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利益分化是指社会结构性变迁造成的既定利益关系重组和分化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的程度仍在强化。就广度而言，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出现了新兴的社会阶层，在以发展生产力为共同任务的基础上，形成了三大利益群体：普通劳动者群体、经营管理者群体、生产要素所有者群体。这种变化表明了中国社会异质性增加、群体类别增多的趋势。就深度而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维主导下，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差距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拉大。利益分化所造成的矛盾、引发的社会问题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同时表现出来，并相互渗透，这对中国的国家权力系统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利益分化促进了中国权力系统沿着民主政治方向发展
1． 促进权力结构科学化
从横向来看，中国社会分化为许多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每个群体都要行使自己的权利，代表各个阶层参加政治组织。例如，一些民间组织作为某个方面或某种利益组织的代表，依据政府规定可以参加权力机关或政府机关。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与政府特别接近的利益群体如工会、工商联、共青团、妇联、计生协会、某些特殊行业协会等都有代表参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这便使得各级政治组织成员的组成更加多样化，既有利于促进权力资源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也有利于推动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完善与发展；从纵向方面来看，利益分化加速了过去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的分化。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而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来实现的。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措施，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虽然还处于不断的调节之中，但地方政府保有较大的自主权的格局已经确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实现了权力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理配置，促进了权力结构的科学化。
2． 推动政治过程民主化
改革开放前，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主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改革开放后，在利益分化的状态下，政府开始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因为各利益群体的政治、经济诉求各有不同，他们必然会自觉地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监督。例如，一些利益群体在发现本地政府或政府部门违反国家法律时，就会有组织地抵制这些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迫于利益群体的压力往往能够改变原来的政策。在利益分化的前提下，经济利益的多元主体为谋求自身的发展会联合起来反对政府权力对市场法则的替代或侵犯，并尽量扩大市场作用的领域，创造出从外部制约政府权力的物质力量。经济利益主体对政府公共权力的约束可以靠经济力量来牵制政治力量，排除权力集中，进而形成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制度，从而使立法更能够反映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并减少司法和执法中的任意性。可见，利益群体多元化对政府行为构成了有力的制约，保证了中国权力系统在制度上能兼听各方意见、兼顾各方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3． 推动政府决策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权力系统具有绝对高度的决策权，人们的参与需求相对萎缩，决策的民主性相对薄弱。我们知道，决策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就是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同时，还要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大量的信息是作出科学决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利益群体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强大动力源。许多利益群体、尤其是那些专业性学术研究团体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并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政府智囊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对某些专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表意见；另外，利益群体可以通过代表所在的组织和行业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促使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措施。这就使国家权力系统信息来源增多，并对某一问题决策的利弊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从而就可以避免决策的失误，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4． 促进政府强化服务功能
增进和维护公民的公共利益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含义，也是政府管理的主要职能。过去的政府管理体制可以说是权力高度集中、政策高度统一、内容无所不包，政府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社会生活进行管控的过程。利益分化后，利益群体的冲突和矛盾促使政府从直接干预向利益协调和社会保障转变；利益群体间矛盾和竞争的多样性更促使政府在利益协调方面从较多地依靠行政协调转向更多地依靠法律协调，从而推动权力系统为社会提供综合性服务。随着利益分化程度的加深，政府日益放松对社会经济事务和公民私人事务的管控，并更多地让社会团体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如环境保护、扶贫救困、疾病防治、发展教育和其他公益性事业等，以弥补政府公共部门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利益分化使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而不再是只关注自己执政地位的统治者，从而推动政府从管制型政府不断走向服务型政府。
二、利益分化给中国权力系统民主政治建设带来新的挑战
1． 社会心态不一致，社会整合难度加大
利益分化实际上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它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产生广泛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各利益群体由于利益要求独立化、明晰化、狭隘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在各个层面展开并导致政府宏观调控日益困难。同时，多种利益群体利益要求的不均衡乃至利益矛盾和冲突会使利益摩擦和冲突经常性存在，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潜在因素。事实上，目前“中国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同精英群体之间在利益增进方面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现象，即在精英群体利益迅速增进的同时，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利益增进幅度却是相对缓慢，其中不少成员的利益没有增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某种弱势化的倾向，同时精英群体却出现了一种利益结盟的苗头。而且这种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甚至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1］市场经济的大潮促进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苏醒，促进了人们精神的解放，人们摒弃政治迷信、渴望个人权利、向往民主自由，基于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不同的心理意识。随着社会成员维权意识、平等意识的逐渐强化，政治参与积极性将会空前高涨，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和不公现象必然会使社会弱势群体增强利益诉求。如果各种利益主体都争取自身利益的实现，那么必然会使社会利益基础更为薄弱，使利益关系更加紧张、更加难以协调。当利益矛盾以直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冲突性事件进一步激化。目前，多发的非直接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如何做到既可以保障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又能够有效地整合各种利益矛盾，保证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是一个必须应对的挑战。
2． 政治参与不均衡导致政府决策困难
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过程既是政府输入来自不同群体的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整理并形成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依据公共规则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在利益博弈过程中，一些强势群体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强的话语主导权，这一方面存在强势地位累加的可能性极大，即强者愈强；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弱势群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其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吸纳。事实上，利益上的强势阶层因其占据强势社会地位，在政治参与中就会占有优势，并决定或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政府与资本集团的利益联盟。因为资本集团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联盟，使其拥有了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而使其他社会组织的利益诉求难以进入政府决策过程。”［2］所以，各利益群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各不相同，使得政府决策困难。因此，如何均衡合理地制定公共政策，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已成为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
3． 政治权威弱化导致权力系统整合能力消解
政治权威是人类组织社会生活的必然产物，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安定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的组织和协调机构，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实质上，公民个体与政治权威之间主要是利益的联系，政府权威性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随着中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人们的功利意识、个人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人们对实用、实效和实际利益的看重也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评判标准。政治权威不仅体现为提供一种感召和一种理想，也体现为满足民众对实际生活的需要。市场化进程中的人们不再以某种预设的抽象原则而是以政府的实际行为来评价政治权威。所以，利益的分化改变了人们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心态，使政治权威日益世俗化。另外，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利益来源渠道的增加、信息渠道的拓宽等因素也刺激着各个利益群体的经济欲望和政治诉求。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的利益需求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国家权力系统若不能够及时实现政治转型，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诉求、特别是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民众就很难认同和支持既有政权系统的合法性、绩效性，进而形成对政权系统的疏远、怀疑、冷漠等消极心态，导致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继而弱化和动摇政权系统的权威。
4． 诱发寻租行为，导致权力腐败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表明，从公职人员的角度看，政府人员利用权力扩张自身利益的过程是一个成本核算最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职能越来越公开化、规范化、科学化。然而，由于公共部门在政治结构中处于强势地位，在政府运作或社会管理活动中掌握一定的权力，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使之在行使权力、制定政策时，往往有过分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而有些掌握了一定物质资源的利益群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也往往利用手中的财富去收买、贿赂国家公职人员，从而诱发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现象，导致权力腐败。腐败的结果是造成政府工作效率下降，各种职能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公信力不断下降，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
总之，利益分化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明显。当前，日益频发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理想的塑造和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影响到人们对于政府的认同和评价，这从根本上又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在这种形势下，国家权力系统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的整合能力，并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实现政府创新，“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3］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 吴忠民．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J］． 教学与研究，2010，( 3) ．
［2］ 潘修华． 社会组织利益诉求活动中的利益联盟现象研究［J］． 理论与改革，2006，( 3) ．
［3］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