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算与美国的差距，也就接近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上世纪50-60年代与美国的差距。这相当于，我们的经济增长了30年之后， 人均GDP其实才达到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将东亚四小龙及日本经济超常增长的阶段作为参照系，中国应该还有20-25年的较快增长阶段。
史正富教授的《超常增长》这本书，对经济学家现有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
经济学家卢卡斯说过，经济学界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始终围绕着超常增长展开。从战后日本、德国实现超常增长的现象发生后，紧接着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历经25-30年的超常增长期。
这一超常增长现象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模型，以至经济学家将这些高增长现象称之为“增长奇迹”。因为这样的超常增长率历史上不曾有过。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复原的千年史数据，我们发现早期在西欧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增长率都未超过2%。即使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也是这样。美国建国时间虽然比较短，其增长率比欧洲要高出约一倍多，但始终也没有超过5%这个平均值。而日本和东亚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纵观整个世界的千年史都是很罕见的。
对正统的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理论而言，这种超常增长的现象是对经济学家思维范式第一次大的冲击，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么高的增长率，这需要理论创新。
超常增长要停滞了么？
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但这个解释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在于政府的角色：在超常增长的经济体里，政府与市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构？这个问题持续地成为经济学家解释高增长现象时难以摆脱的主题。
我认为，超常增长现象能用一个最简单的理论框架里来解释，这个框架就是“收敛假说”。收敛假说是最符合自然规律的经济学假说。经济学家都接受它，没有争议。按照这个假说，产出基数低的国家比产出基数高的国家有更高的增长潜力，这其中假设前者可以很好地模仿和学习后者的长处，从而实现更高的增长率。
因此该假说的逻辑就是，一个经济体的超常增长速度实际上取决于它的人均收入跟前沿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差距越大，赶超的潜力越大。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是收入间的差距，而不是收入的水平决定了超常增长的潜力。
人们经常将中国跟日本1970年代做比较，因为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换算与日本1970年代接近，于是人们认为中国很可能重复日本70年代走过的路：1950年代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保持了9%的增长率，但1973年突然失速，从9%跌至4%，从此再没回到超常增长阶段。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也难逃宿命。
在我看来，这个判断违背了收敛假说，因为收敛假说认为与前沿国家的收入差距决定了后发国家的潜在增长率，而不是收入水平决定未来增长率。比如，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换算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一，197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其实已经达到美国的65%。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在1970年代已经是很富的国家。所以按照超常增长的逻辑，当时的日本已经没有多大空间再保持更快增长。
反观今天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中国超常增长的潜力和空间仍然相当大。实际上，今天，中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才相当于日本50年代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
去年国内出版了《大预测》中译本，作者在书里特别强调，相对差距对于我们推算中国未来增长率十分重要。现在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往往都与日本1970年代相提并论。但从上面的推算能够知道，实际上，这两个发展阶段没有可比性。
正因为如此，中国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保持超常增长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如果这样，中国的奇迹就不仅在于9% 或8.5 %的增长率，而在于我们保持高增长的时间可能会远远超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
原因是，1979年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均GDP 远远落后于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时的人均收入水平。直到现在，中国的人均GDP 按照购买力估算与美国的差距，也就接近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上世纪50-60年代与美国的差距。这相当于，我们的经济增长了30多年之后， 人均GDP其实才达到日本及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将东亚四小龙及日本经济超常增长的阶段作为参照系，中国应该还有20-25年的较快增长阶段。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在20-25年内，每年平均7%-8%的增长，我们才能达到日本在1973年，或东亚四小龙在1980年代末与美国的收入差距相当的水平。在此之后，超常增长现象就趋于消失。
日本在1973年以后经济增速猛降，回落到一个低速经济发展水平，东亚四小龙在1989年危机以后基本上也回到了低速增长阶段，所以超常增长的现象终究会终结，这符合超常增长的收敛假说。
打破硬约束：必须回答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看空中国的言论越来越多？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危机以后。最直观的解释是，认为中国高速增长了30多年，这个时代也该告一段落了，毕竟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超常增长时期也就是20-25年，中国已经高速增长了30多年，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超常增长超过30年的经济体，所以人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趋弱必然发生。
这种解释实际上并不符合超常增长原理，不符合收敛假说。但还有一些不看好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理由，这些理由更重要。比如，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看到中国经济维持超常增长的条件和优势发生了变化，这些条件未来不再具备或不再成为优势，包括人口红利的消失，能源、生态环境的约束，特别是后者，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硬约束。比如说PM2.5，如果中国政府想让这个数字降下来，经济增速必然要放慢。
还有一个超级购买力的问题， 中国发展太快，全球的商品价格就会太高，反过来对中国自己也构成了一个约束。此外还有一些技术创新层面的约束，很多人反思说中国有没有能力来实现技术创新等等。
更重要的是，这些约束条件都是不容易放松的，所以，中国超常增长现象告一段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大国的崛起，日本崛起、新加坡的崛起没有碰到这些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中占比太大，以至于中国的增长会影响到全球商品的价格。
的确，上述众多问题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回答的，因为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前天我接待韩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他问的也是这个问题；昨天我接待芬兰银行的研究人员，也问这个问题，全球都在关心中国未来超常增长是不是要结束了，这个结束不仅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导致中国出口疲软，这是个短期的问题，是周期现象，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面临的这些约束条件怎么克服。
新的超级购买力哪里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史正富教授的《超常增长》做了一个尝试性的贡献，他对这些问题都做了解答，告诉读者如何解决这些硬约束。
几个月前我们曾讨论过邓英淘的书，他提出了一个“国家再造”的概念。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在今天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土整治的问题、生态问题、水的问题、沙漠治理的问题等等，变得越来越严峻，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邓英淘把这些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再造的超级工程，但是，邓英淘的书提供的是一个技术线路，是用技术的眼光来寻找答案。他认为缓解这些约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而史正富《超常增长》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更大胆地去设想了一个超级的、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基金，这个基金投出去之后会产生两个效应：第一从长期来讲，能缓解目前我们面临的这些硬约束。之前人们在谈起构成未来增长的硬约束时，很少用这么长远的眼光去思考。现在史正富提出的超级战略基金投资的思路，能够不断改善这些硬约束，放松这些约束，这就创造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将我们的市场可能性边界（PPP）外移。
从供给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同时需求层面也会从中受益。几年前，我就和史正富讨论过，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跟美联储有什么样的关系。学界不少人都认为：美联储长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的贸易大幅扩张，能够在海外市场得到消解。
但2008年以后风险来了，依赖西方市场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正富“国家再造的超级基金计划”可望成为新的替代品，形成新的超级购买力。
所以说，这个计划不仅仅能从供给层面上缓解约束，同时又创造了一个超级购买力，这样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都有助于中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比较快的增长趋势。
我认为这个点子很大胆，至少我无法超越这个想象力。这很大程度上与作者多年从事投资活动的经历有关。
《超常增长》还有很多可读的地方，创新的地方也很多，收入分配方面他提出1.5次分配的概念，还提出国有资产怎么让出一定比例给低收入家庭等，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讨论的空间。
《超常增长》在成书的过程中，在作者构思其主要思路的时候，他力图回到目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上来。因为舆论普遍的推断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超常增长正在为中国套上又一个枷锁。如何解开这些枷锁，哪怕只是松动一些，缓解这些约束对我们的束缚，未来20年中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就会有可以想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