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上刊登了几篇访谈，报道我关于“消费只能作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和结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投资”的观点，据此报道而摘发的微博在网上引起众多非议。在此，我郑重声明，自去年6月世行任期结束回国以来，我未曾就此问题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专访，这些媒体访谈在刊登前也未通知过我，或征求我的同意。细看这些报道的内容是编纂自我在不同场合的公开演讲对听众所提问题的答复。然而，有些内容，例如“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是因为过度投资”的话，则是我不曾说过，也不能同意的，是撰稿者妄自添加的观点。

媒体所以会热衷于刊发我关于投资和消费问题的看法，乃因目前国内舆论一面倒向消费拉动论，“投资”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甚至被有些网评家认为是我国经济中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我则是少数还在强调投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

这种舆论的形成始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储蓄和投资太多、消费不足，由此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威胁到国际经济的稳定，主张中国转为采用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减少储蓄、投资和外贸盈余。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我国推出了4万亿元的宏观调控措施，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使我国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在外部环境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济迅速恢复增长。但是，和国外一样，国内经济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政府采取反周期的措施，认为我国应该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并借机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1年初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加深了国内外对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和可持续性的怀疑。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而不在于我国的储蓄、投资过多，这个观点我在去年从世界银行任满回国以后出版的《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和经验证明，在此仅增加一点证据以供参考：我国进出口贸易盈余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7.6%的高点降为2012年的2.8%，这段时间我国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没减少，而且还从2007年的41.6%增加到2012年的48.1%，消费则从2007年的49.6%略微减少为2012年的49.2%，可见国际收支巨幅不平衡的原因不在于我国的“过度储蓄和投资”。

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节节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比我国还严重。例如，巴西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7.5%，降为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的增速则从2010年的9.0%，下滑为2011年的7.0%，2012年的5.3%。巴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低于20%，而印度投资的占比也只比30%多一些，可见我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不在于我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何不管以投资作为增长主要动力或是以消费作为增长主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下滑？原因有二：一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二次探底，美国的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去年的增长率仅为2.2%，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今年的增长率估计也仅有2.0%，远低于过去经济复苏时7%~8%的增长率。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疲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增长锐减。二是，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速下降归咎于我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

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长期居于高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三分之二降低到现在的不足50%，然而这是否就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取得了33年的快速发展，但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仍是我国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13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60688美元，比美国的48112美元高了26%。日本则为33668美元，仅为新加坡的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34%降低到了2011年的22%，但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20多年的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

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

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国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反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效率提高，收入增长，到下期时，不仅投资可以增加，消费也同样可以增加。其实，2008~2012年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9.2%，而1978~2007年间我国年均的消费增长则为7.7%，也就是在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学者或许会关心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但居民追求的是消费的绝对水平和消费的增长。

对比印度和我国的发展绩效，最能说明在发展中国家以投资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的重要性。两国同属人口超过10亿的文明古国，二次大战以后先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开始了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按美元现价计算，我国的人均收入为182.3美元，印度为227.6美元，比印度低了20%；2011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则增加到5429.6美元，印度才达1458.5美元，我国的人均收入为印度的3.7倍。这种发展绩效的反差显然和两国投资率的差异有关，我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比印度高10多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增长率在近些年有明显的提高，其固定资产的形成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长期低于25%，增加到2005年以后的30%以上。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我国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种方式固然使我国的经济避免了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崩溃和长期停滞，并且在转轨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和干预，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寻租、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但是，把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过宏观微调和鼓励民间投资来启动需求，以稳定增速是完全必要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方面，还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都很高的投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既可在当前启动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建成后还可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述投资在我国仍将会是一个一举多得、有利当前和未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