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周一发布报告称：2010年，发展中国家流向海外的“黑钱”比前一年增加11%，达到8588亿美元；其中中国占近半数，损失资金达4204亿美元。马来西亚和墨西哥损失规模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位，不过中国流失的金额却是它们的8倍。又：2011年，经由非法途径从中国往外转移的资金达602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43%。中国从2000年到2011年累计的外流资金，高达3.79万亿美元。（《联合早报网》2012年12月19日）该报告同时称，那些黑钱外流处于前十位的国家，都同时存在着“严重的贪腐、贫富悬殊、国内安全问题等”；报告特别提到，中国政府目前也已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据统计，自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间，我国处分违纪人员420余万，其中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省部级干部有90余人。2003年至2011年，因贪腐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达4.2万余人。十六大以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少有的。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与此同时，腐败的程度却也越来越严重。例如，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由于现在腐败的面积日益扩大、无孔不入、在官场流行成风，所以张维迎说，“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重也不是，轻也不是。

制度重要，风气亦重要

对于当前日益严峻的腐败问题，学者们开出了许多药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所谓“制度反腐”的倡议，主张通过建设民主法治、开放新闻自由、强化惩处力度、增加政策透明度甚至高薪养廉等一系列措施来建立有效的制度，从根本上杜绝腐败滋生的土壤。制度反腐的观点当然正确，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至少在我看来，它忽略了另一要害问题，即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不可能孤立地运行，而必须依赖于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表明，在中国文化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特别是由此形成的社会风气，是决定一个制度运行好坏的关键因素之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句话表明，在中国文化中，指望在不改变人、特别是人的心理状况和素质的情况下，单纯指靠引进或建立某种新制度来铲除腐败，是不大现实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反腐力度越来越大，而腐败却越反越多呢？我想除了制度原因外，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社会风气。

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中每一个官员都是人，且是生活在自己社会关系网中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受到来自于家人、亲友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压力，他们的自我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人、亲友及各种社会关系的舆论。当全社会都盛行一切向钱看时，许多官员对自我的评价也因亲友和社会关系的评价而改变；而当拉关系、走后门流行成风时，政府官员抵抗亲友和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就倍受考验；很多官员正因不可能做到“六亲不认”，才在亲友和关系的强大压力下被拉下水。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在安徽老家探亲时，曾听许多基层干部和教师因无法安心工作，停薪留职下海，甚至离职经商。他们的选择固然与收入有关，从深层上看却也是当时社会风气大环境下的产物。在一个下海成风、全民皆商的时代，收入低也意味着个人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政府官员比作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的话，那么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就好比深不可测的大海。本来官员应该引领社会风气的方向；但是与此同时，任何官员都不是生来就是官员，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与他人一起长大；他们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方式，也是在与亲友与社会关系的培养下形成的。因此，就任何一个具体的官员来说，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群体。当官员自身的信仰足够强大时，其拒斥社会关系负面影响的力量就比较强。但是当官员背后的关系世界足够强大时，其拒斥社会关系负面影响的能力就比较弱。毕竟以一个官员个人的力量，来抵抗其背后庞大的关系世界，存在着力量对比的巨大悬殊。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国家政策导向是如何影响社会风气、并进而成为腐败温床的。

需彻底反思改革误区

今天是时候来好好思考一下，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有没有误区？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但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他人榜样后，立即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全民逐利潮，而政府部门和机关也深陷其中，大批学校、银行、媒体、地方政府部门等等纷纷搞起了创收。很多政府部门的收费活动，明明是违法乱纪，却明目张胆地进行。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文化中，风气的力量永远比制度的力量大；即使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可以被社会风气所撕破。同时也说明：今天 “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的风气，确实与国家政策导向有极大关系。

仔细想来，最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在导向上的一个重要误区，莫过于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等一系列物化成就当作了最主要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本身就是高度功利化的。本来，国家在指导社会时，应该把文明、健康、和谐的生活世界当作主要目标；应当把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格健康、人性价值和个体尊严等——当作最重要的追求。但是当经济利益成为重中之重，这些价值就成了虚设；当功利指处于压倒优势，精神崇高就成为笑谈。从此，在经商、谋发展、求增长的时代风潮中，那些让人们心驰神往的神圣价值、那些让灵魂实现升华的人性境界、那些让人格走向健全的道德理想，统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代化、国家富强、摆脱落后挨打……这一系列近代以来折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梦想，在最后三十年里转化为高度功利化的社会建设方针和国家发展计划。它们渗透到了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扩展到了行政系统的所有层级。它们转化到部门绩效的指标上，表现在官员业绩的考评上，体现到个人成就的衡量上。所有这些，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今天中国社会的急功近利和空前浮躁的风气。这股风气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这个民族今天在赚钱盈利、好大喜功、贪求虚名、追求享乐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程度。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我想古人的意思，决不是说不能追求利益、发展经济，而是说国家应当担当起引导社会价值、辩明义利关系的重要责任。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义利关系不明，必然导致全民的唯利是图，乃至尔虞我诈、见利忘义。国家政策急功近利，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浮躁盲动，乃至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而这种社会风气，必然又反过来影响到政府机关和官员，成为滋生腐败的巨大温床。

今天，我们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旅行，看到那里的人们彬彬有礼、井然有序，在宁静自然的状态中工作，在悠闲从容的节奏中生活。于是不禁感叹，我们的生活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从容、丢掉了安祥？我想那些别国的人们，因为不急于发财，所以不急功近利；因为无非份之想，所以不贪污犯罪。可见我们之所贪污腐败屡禁不止、愈反愈多，正因为急功近利的风气压倒了一切。

所以，要从根本上反腐败，就必须改变当前这种不健康的风气。我们必须树立一个认识，一个国家要发展，宁可速度放慢一点，也必须建立稳定自律的机制，让人们在宁静、从容中追求生活，在舒缓、有序中创造幸福。如果认为，振兴国力第一重要，为此可不惜暂时牺牲道德和精神。那么，当经济建设真的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我们可能也把自己建成了一个疯子、一头怪兽；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军国主义国家那样，因为整个民族心理的不健康，而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毁掉自己。

要改变当前这种浮躁功利的风气，就必须从反省和总结国家政策方针的失误做起。必须改变当前这种以物质成就主导一切的政策方针，具体来说：政绩大小不应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而要从社会风气、教育程度、文明程度、犯罪率以及经济发展等多个角度综合考评；教师成绩不应当以一系列具体、量化的成果为标准，而要真正尊重教育和科研的规律，让他们在从容、宁静的气氛中从事教学科研；教学成效不应以升学率为主要标准，而要彻底检讨中等教育中“应试主导一切”的错误倾向，进行课程体系的重大改革，把人格健全、个人独立、全面发展等真正落实到教学环节中去；企业成就不应以利润大小作主要指标，而要据个人诚信、社会评价、员工反馈等一系列因素来综合衡量；等等。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公民究竟如何来建立高尚的情操和人格？我们究竟要不要建设文明、健康、和谐的生活共同体？我们的社会要不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落实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人性境界、人格尊严、个性自立这些价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我们就必须放弃一个错误思路：即现阶段把主要精力用之于发展经济、追求物质成就，等到了一定阶段才来发展精神文明。我们要知道，任凭当前风气发展下去，我们的精神问题可能积重难返，无法再进入健康轨道，有朝一日演变成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其后果之重不是我们所能承受得了的。

风气、制度和信仰都要重建

主张“制度反腐”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一旦建立了好制度，社会风气自然会变好，国家官员的素质也自然会提高。其实这是拿自己心中理想的那个“制度”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后保障，而没有考虑到一套新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真正在一个文化中扎下根多么艰难。历史早已证明，好的制度，包括民主、法治，不可能从空而降，轻而易举地在另一个民族生根、开花、结果的。远的不说，看看二战结束以来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实行民主、法治所经历的无数痛苦、波折，其中很多国家经过了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直到今日也没有走上正轨。民主、法治建设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之路如此艰难、崎岖，难道我们也要等数十年、数百年后再来消除腐败吗？何况，学者们也早已通过对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研究，证实民主制度与腐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反比关系，即全世界实现民主的国家并不必然比不实行民主的国家腐败程度低（参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页195-199；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0年）。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主、法治不重要，更不是说制度反腐不重要。我只是提醒人们，建立一套反腐制度需要依赖许多重要因素，其中就包括社会风气问题、干部信仰问题这两大因素（因篇幅限制这里不讨论信仰问题）。从大量落马官员的现象中，我们得到的另一个教训是：没有坚定的信仰支撑，官员有时是没办法抵挡来自现实的强大诱惑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压力的。前面我们讲到社会风气对政府部门以及国家官员的腐蚀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指出，国家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理当引导社会风气和潮流。而他们能够引导潮流、抵挡歪风邪气的主要力量也全在于他们的素质，特别是坚定的信仰。

可以把社会风气、干部素质和社会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比作一个三角形的三个端点，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腐败状况。如今学者们在思考腐败的原因时，比较多地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而较少重视到另外两个重要因素，所以本文想特别强调一下社会风气问题。

古人云：“正人心而后正天下。”今天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当前功利浮躁的社会风气如何才能纠正；我相信只有风气、信仰和制度这三方面同时起步重建，才能彻底走出腐败越反越多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