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倒被批斗，也不像一些老干部那样下台后保持沉默，听天由命。他只是形式上作为刘少奇体系二号人物“陪批”，一直在为重新上台进行反省和检讨，属于毛泽东所指“可以教育好的干部”。因而，他只是被解职，没有开除党籍，而且几次被启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直到1966年8月，两个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批评了刘邓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罗陆杨”，镇压群众运动，混淆是非界限，并在中央八届十一中将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而作为刘邓路线的二号人物的邓小平仍然高居第六位。越过了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朱德（原来排第四位，此次排第九位）、陈云（原来排第五位，此次排第十一位）。显然，文革前期的问题毛泽东只归到刘少奇自上，没有怪罪邓小平。
毛泽东看重邓小平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奥妙可能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本人清楚。坊间比较曾遍的说法是邓小平有能力，能打仗。其实在能力上他不如刘少奇、陈云，在打仗上他与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这些将帅相比是天地之差。
邓小平的主要特点是跟着利益走，会见风使舵，这种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一生。
纵观邓小平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组织领导者。
“高饶事件”，邓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岗的积极者，因此取代了铙涑石组织部长的职务，升任政治局委员、常委。
他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促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
由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矛盾，邓小平受到了牵联。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报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最了解群众和下边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好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如果说刘少奇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毛泽东和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人的话，邓小平则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林彪的第一人。因为此时距林彪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仅两个月，社会上对林彪的吹捧还没有展开。
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最后被打倒，很可能是随着工作组问题的被揭露，发现其中许多问题与邓小平主政的中央书记处有关，而邓小平仍然坚持对工作组一分为二看法的观点不符合毛泽东否定工作组的立场。
邓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写《我的自述》是他的全面总结和检讨，他写道：“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林彪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就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在痛批刘少奇和林彪的基础上，希望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上说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揭发林彪解放前“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拒绝到朝鲜作战”、“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说自己“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可以为党”。当然忘不了想重新出山“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检查的发言稿，毛泽东的批语也不同。对刘少奇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966年9月14日。）
对邓小平的发言稿，毛泽东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2日。）
邓小平这种深刻检查的诚肯态度确实起了作用，虽然毛泽东想让邓小平九大进中央委员的想法没有实现，却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后来邓小平又做了几次检查，第一次是197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是1976年1月3日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并附上了新的“补充检讨”。并说：“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的特殊政治保护可以说仁至义尽，面对一个惯于说慌的孩子，他这个“大家长”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有人提出邓小平之所以没有被打倒，是因为找不到证据。其实在那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年代里，搞点“罪证”材料是太容易不过的事了，更况且邓小平这种老“运动员”。
虽然邓小平的子女们一直控诉在文化大革命中“苦大仇深”，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少被群众公开批斗。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刘少奇、贺龙、陈毅、习仲勋、杨尚昆、彭真、陆定一、乌兰夫、罗瑞卿、簿一波、万里、陆定一、蒋南翔、刘仁、林枫、郑天翔等。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这些被公开批斗的除了刘少奇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这些被群众公开批斗的人，基本全部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打倒的人物，其中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习仲勋、杨尚昆、彭真、陆定一、陆定一、罗瑞卿是在“５·１６通知”之前被打倒的，要算账的话只能算在刘邓主政文革和第一代红卫兵的头上。
中央领导人在公开会议上照本宣读的讲话很多时候并不能代表本人的思想，因为这些讲话稿通常是秘书或写作班子的产物。在中央会议上的随机发言和书面检讨及书信，是最能反映本人思想状态和思想态度的。虽然也可能存在着秘书执笔，其中的主要观点和态度一定是本人认可的。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一生的检讨和翻案充分表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政客的政治轨迹。
俗话说“人小油，马小猴，骡子小了甩打头”。邓小平这个“鬼灵精”以“深刻检查，死不悔改”的投机政治技巧不仅躲开了政治运动的追杀，而且为东山再起辅平了道路。
与林彪的“上善若水”相比，邓小平的政治手腕更高明，更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