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新华每日电讯刊发“领导干部都是贪官吗”的文章，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天之内40万跟帖，创出近期新高。其实，这里争论的不应当是贪官的量度，而应当追问制度为什么没有管住权力，由此导致腐败遍地，贪官日增。
中国与西方存在着文化理念和行为方式的重大差异。西方的文化理念是“人之初，性本恶”，认定人只要失去制度约束就注定出罪错，于是基督教努力教化信徒赎原罪，思想家用心设计政治理论指导制度设计，采取分权制衡，减少权力过大导致滥用权力，更进一步则成就了其立法理念——重程序法超过重实体法。中国的文化理念是“人之初，性本善”，相信通过“修身”达到“齐家”，进而“平天下”，所以更重视官员立德，并期望通过自修而“立地成佛”，表现到法治上则是重实体法超过重程序法。
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心中有贪的欲望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贪官不多，如果有，我们就可以说贪官很多。我们还要问，我们的制度已经具备了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了的能力吗？如果具备，就可以说贪官不多，如果没有，就可以说贪官很多。
有一个现象说明我们的文化是造贪官的文化，时下人人骂贪官，老百姓在骂，贪官也在骂，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拥有了抑制腐败的良好文化和社会环境？非耶。其实，今天人们对腐败的痛恨，并非源于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更多的是因为出现了有人吃肉，有人汤都喝不到，或者自己也在贪腐，只是条件制约而没有贪到别人那么多，如此差别自然导致心理失衡，进而大骂贪腐。一旦有一天自己也拥有了贪腐的能力，这时会怎样？或许不输前者。这就是河南交通厅四任厅长前腐后继奔监狱的文化和心理原因所在。
今天谈腐败官员有多少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更应着眼的应当是尽快找到解决之策，也就是寻找治腐出路。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较为关键。
第一，找到避免国家权力进一步碎片化，同时又不因权力集中增加腐败机会的平衡点和突破口。我们国家与西方国家制度不同，权力构成和运行方式也不同，西方国家除了国防和外交权，其他权力因分权制衡原想就是碎片化，其社会运行也适应了这种碎片化的运行方式，比如日本首相似走马灯，但社会运行并不受影响。我们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既然社会运行高度依赖政府，那么权力碎片化则是危险的，所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点一直在强化组织力量，同时集中行政权，这时就伴生着行政权过大后的权力寻租和滥用问题。怎样才能解决既避免权力碎片化，同时又避免权力集中导致腐败加重，这是一个直接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难题，必须尽快解决，并且是根本性突破。
第二，加大体制制度改革的力度，保证“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权力天生存在张力，并且天生具有腐蚀性。这也是西方一位政治家所说的，你要知道一个人的品德，你就赋予其权力。如何才能克服权力存在的天生性问题？希望在邓小平所强调的，“制度更带有根本性”。换作习近平主席的话说，“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怎样的制度才让权力驯服？基本思路在于让所有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都纳入监督制约系统，并且是封闭的运行系统，保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获得超越法的权力。这个封闭系统是如何表现的？以交通执法为例，如何避免交通警察徇私枉法？设置督察，也就是要有管警察的警察，如何避免管警察的警察和被管者走到一处来，也就是所谓的“猫和老鼠一起干坏事”？设置交通台，让专家实时解答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同时这个过程广告天下，让任何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照下来，我们的现实制度设计显然存在缺陷，这就是导致腐败严重且难治理的重要原因。而真正解决好这样的问题，还有大量理论需要突破。
第三，改善文化环境与官员的品德修养，让官员生成抑制腐败行为的精神空间和价值系统。人是社会的，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这就意味着社会存在什么样的价值评价系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一位思想者说，一条鱼有了病是这条鱼的问题，所有的鱼生了病是河水出了问题。试想，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你还敢奢望道德的张扬吗？在一个不看如何当上的官而看当没当官，你还敢奢望官德张扬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到了从文化和价值观上改善社会的时候了。这其实也是消除腐败不可或缺的努力方向。
在我的博文《也谈“领导干部都是贪官吗”》的跟贴中，有网友提出：“为什么毛泽东时代贪官少？”这样的问题在相关讨论中比比皆是，很多人已经据此评价后来领导人的功过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得失。正是因此决定了作进一步辨析的必要。毛泽东时代的官员贪不贪？也贪！有没有今天这么严重？没有！是不是可以据此认定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已经和正在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或者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走在歧路上？不能！既然笔者把当前贪腐的主因归于体制机制与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同时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在经济领域，根本制度没有变，文化基础也没有变，那么贪腐程度较前严重得多，以至于到了人们无法容忍的程度，该作何解释？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关注和思考。
第一，贪腐层面有差异，是因为官员的政治素养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闹革命，为的是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人与人的不平等和利益分配的不公平，他们从战争中明白了坚守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之重要，真切感知赢得胜利之不易，自然不会迅速地整体地发生蜕变，甚至可以说那时对官员的约束力不在法纪，而在于信仰信念和价值观。其实用“富不过三代”和“王朝兴亡周期率”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最高领导层和较高领导层的同志都是觉悟者，他们的信仰信念和品德修养在战争中得到检验，因而化作人格力量表现在政治号召力和组织领导力之中，这也是领导人中虽屡有不合党规之事发生，却未形成攀比而恶化官场风气的重要原因。而今的领导干部包括高层领导，已经很少有人具有这样的人格魅力，结果有人做就有人仿效，甚至过之而无不及。再一方面，上个世纪多半时间，整个世界都处在激情燃烧的状态，精神张扬和激情燃烧的结果是强力压缩天欲，再加上毛泽东倡导的继续革命、主导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群众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自然无人敢贪腐。今天，激情已经不再燃烧，环境条件也在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偏移在所正常。
第二，贪腐空间有差异，是因为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去的那个年代，因为经济和社会处在低层和一元状态，同时党和国家为领导干部乃至人民群众制订了硬性的生活内容和生活空间，文化生活、业余生活少，着装单调，更突出且有现实针对性的是贪腐空间有限，最多搞点计划外的自行车票之类的东西，即使权钱交易也很有限，而今已经不仅仅是权钱交易，还有权色交易，这却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情况。过去中国妇女有很重的贞操观念，没有几人敢越雷池一步，对领导干部来说“男女关系”可以一招致命。而今，社会观念变化巨大，且不说“流氓罪”已经让人陌生，就是道德观、贞操观也十分淡漠，以至于不仅以权谋色，而且以色谋权，以色谋利，这极大的放大了官员的天欲，形成了一个时代特色——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有一个或N个女人。
第三，贪腐程度有差异，是因为经济条件、社会结构及其权力运行方式不同。过去的那个年代，因为物资匮乏，资源有限，官员们能够贪腐的空间其实很狭窄，甚至职位比较高的领导干部也无力为自己的家属子女安排工作。比如当时有一种说法，“家有黄金，邻里有秤”，在严格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社会结构下，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确实清楚明了，因此领导干部稍有多吃多沾，很容易进入公众的视野。今天不同了，经济和社会多元，利益关系复杂，生活形态多样，尤其利益输送方式呈现多样多型，比如，领导赌博有人掏钱甚至故意输钱，领导孩子出国有人付学费，至于会员卡，入干股等方式，可谓层出不穷。再加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过去万元、十万元贪腐成大案要案，而今百万千万已经不足吸引眼球，只有达到上亿、十亿才有引起社会关注的可能。
第四，对贪腐的感知认知有差异，是因为民众的心态及其对贪腐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期间最突出的反映于感恩心理化为纳税人心态。处于过去那个时代，大众一直持有被解放的感恩心理状态，这种情况下必不去追求平等，甚至认为领导干部该多享受，并且制度性倾斜分配也不属于腐败，再加上信息封闭，人们对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并不了解。今天，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精神洗礼的人们，不仅学会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利益诉求，再加上感恩心理化为纳税人心态，信息披露公开而迅速，从而让官员的腐败行为随时发现并发酵。
到这里，我们实际上仍然有一个问题应当回答网友。可不可采用毛泽东时代的以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来净化官场？不能。看似毛泽东挥泪斩马谡，杀了贪官刘青山和张子善震慑一批后来者，进而净化官场风气，其实不尽然，上述几个方面才是主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历史早就证明杀人并不解决根本问题，搞不好治贪腐变成了割韭菜。武则天就针对腐败官员屡杀屡腐，前仆后继的现象解释说，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人性的误区。后来朱元璋做法更证明了这一点，他为了治腐，甚至把贪官的皮剥下挂于朝堂，虽然起初产生震慑作用，但很快消淡然以致漠然。简单地说，以毛泽东时代的方法和手段解决不了今天的腐败，毕竟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人都不应当想将今天的社会拉回从前，也不要想把过去复制到当代。
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更有效地消除贪腐？除了上述强调党和政府要有所作为和大突破外，还有我们该做什么的问题。第一，要求党和政府做得更好是我们的权力，但要理性而不是情绪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糟粕深印在官员乃至整个民族的血脉，不能寄希望三天两改变，惟有理性方可弄清原理稳步推进。第二，对贪腐带来的危害要有足够的清醒，但不能因严重性和克服的艰难性而趋于消极。特别是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上任之初就制订八条新规，同时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且已见行动，我们没有理由消极和失望。第三，可以通过抨击和监督为治腐注入力量，但不要过度。对中央有足够的信任和耐心就是正能量，如果不顾实际推行理想主义，结果未必不是走向初衷的反而。当年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所以逆转为反右，原因固然很多，但部分领导给毛泽东施加了过大压力也是重要原因。任何政党及其领导人都想把事情做好，要放大这种力量，需要官民实现良性互动，以同向同步同频达成理想结果。这方面官员没有做好，我们也没有做好，因为很多情况下没有把自己摆进去，都想当裁判员而不愿当运动员。我们虽然也为腐败官员的劣迹义愤填膺，但这多是有人帮我们作出道德和价值判断后的事情，过程中却并不这么认为，当某个人朋友求领导办事时，我们甚至出谋划策，提醒舍得花钱，等等。如此，我们是不是贪腐的助力者呢？！（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