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东亚主要国家正经历着重大的政治社会转型过程。如何在东方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条件下遵守现代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提升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如何规范、有序地实现政党选举，如何真正发挥政党作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保障国家稳定发展与顺利转型，是东亚政党发展面临的长期历史任务。因此，对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了解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东亚大多数国家的政党制度现在或者曾经是一党独大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这些国家的一党独大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与其国情、历史密不可分，过程波折。它们大都曾经历了殖民统治、西方议会多党制、军事独裁等。具体来说与它们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现代化进程和传统文化关系密切。本文主要选取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都是典型的一党独大制，但二者又有很大区别。分析具有何种特性的一党独大制对本国政治的发展更有帮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党制度与一党独大制
“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1]
政党制度广义上指一个国家关于政党的各项制度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对政党的政治地位、活动范围和执政参政的法律规定，事实上形成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党际关系、党团关系，政党自身的组织原则和组织体系等。狭义上的政党制度是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合法方式。[2]
西方学者最初把政党制度简单概括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种类型。由于一党制经常被等同于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政党政治的扭曲，因此，按照他们的看法，西方普遍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两种，即两党制和多党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种“三分法”过于简单化，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得不到说明。例如：有的国家因为实行了多党制，政治秩序混乱不堪，有的则相当稳定；有的实现多党制后出现了多如牛毛的政党，有的则始终保持了有限的政党数目；有的政党之间水火不容，有的政党之间则密切合作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认识到这种分类的简单性和片面性，开始尝试用更贴近事实的方法来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例如，有的学者把所有的政党制度都归拢到一起，分为竞争制度和非竞争制度两个大类。这种分类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采纳。对后来政党研究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分类是意大利政治学者乔凡尼·萨尔托里阐明的。他在竞争制度和非竞争制度分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政党制度的类型。他将竞争性政党制度划分为：极化多党制、温和多党制、碎分化多党制、两党制、优势党制；将非竞争性政党制度分为：一党极权制、一党权威制、实用主义一党制、霸权党制。[3]而一党独大制属于极化多党制的一种。
一党独大制又称一党优势制或一党多元制。一党独大制是竞争性多党制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国家中，进入议会的政党不止一个，但政权却长期为一个强势政党或政党联盟所垄断。从理论上看，其他政党都有执政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其他政党处于弱势，很难打破执政党一党长期独占政权的局面。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政党制度。
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党独大制的确立和演变
无论从政党的产生还是从发展历程看，一方面，东亚政党政治制度带有浓重的西方烙印，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另一方面，东亚政党政治制度又是在东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和成熟的，带有地道的东方特色。
（一）新加坡一党独大制的确立和演变
新加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政党的，各政党多以结束殖民统治为目标号召群众参与。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该党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独立性政党。其领导人李光耀看到了当时民众反对殖民统治的情绪高涨，因而采取了左翼的立场，争取到了下层民众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新加坡各个政党的主要目标是争取新加坡的民族独立和建国任务，并不存在竞争、选举等政党政治的特征。1955年4月，新加坡宪政改革后举行首次大选。在这次大选中，劳工阵线胜出，和马华联盟组成了新加坡第一届民选政府。人民行动党、进步党等党成为在野党。从这一次选举过程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单独执政之前，新加坡的政党体制呈现萨托利所描述的“温和多党制”的特点。1959年人民行动党通过大选上台执政，新加坡的自治地位得到确立。人民行动党上台后不断扩大自己的力量，对内清除左翼派系，确立李光耀为首的主流派的统治地位；对外不断镇压和排挤其他政党，到1960年代后期基本上确立了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
（二）马来西亚一党独大制的确立和演变
马来西亚最早的政党是产生于1930年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其余政党是伴随着二战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浪潮出现的。1946年3月1日，马来族第一个政党——马来人统一协会（简称“巫统”）成立。由于其在反对殖民统治斗争中表现出色，它很快成为马来人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和政党。1954年12月由巫统、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组成的政党联盟成立，这一联盟的核心是“巫统”。[4]
在二战后的十几年间，马来西亚的政党非常活跃，多党林立，共同角力于政治舞台。但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政党组织的种族性，各个政党都是以种族为基础构建的。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多党制一直深深影响着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竞争和变化，最终酿成1969年5月13日种族冲突的惨剧。“5·13”事件后，以巫统为首的马来西亚政府对反对党进行了镇压，并修改宪法，严格限制政治参与，尤其是限制华人的政治参与，给马来人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以该事件为转折点，马来西亚形成了巫统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尽管此后巫统内部曾多次发生分裂，但马来西亚这种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并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马来西亚在世纪之交也发生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改革运动，中产阶级兴起，反对党表现活跃，马来西亚的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但这种政党体制本身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党独大制的特点
（一）新加坡一党独大制的特点
1.多党并存、一党独大
新加坡虽然是小国，但作为亚洲甚至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政治发展的模式对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却不小。它在政治上走着独特的发展道路。新加坡政党制度最明显的特点是多党并存，一党独大，即在允许多个政党存在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长期垄断国家政权。新加坡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一党制，也不同于典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新加坡宪法并未明文规定人民行动党为唯一执政党，其他一切政党均享有合法地位，并且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同人民行动党进行平等的竞争。但目前存在的二十几个政党大多力量弱小，虽有少数几个政党有能力参加竞选，而能获得席位的政党不过2－3个。
新加坡有定期举行的一人一票的全国公开大选，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反对党可以独立宣布自己的政纲以争取选民支持，议会中的多数党有权组成政府施政等等。
新加坡一党独大制下的议会民主制，一方面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与行政运作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程序民主的选举与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形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监督与制衡。
2.包容性执政
包容性执政，就是在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下，为了确保自身的合法性，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人民行动党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宗旨，通过推行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自上而下的把人民群众纳入执政党所设定的政治发展进程之中。“通常试图把各种社会集团网罗到普遍的政党保护伞之下，并试图与政党外部的各社会集团和机构谈判。有些此类包容性政党曾试图推进积极的社会改革计划。另一些则成为综合各种社会利益的主要领域。许多包容性政党的政府允许其他政党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只要后者没有真正获胜的机会。”[5]
人民行动党通过搭建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组织网络，物色具有奉献精神的基层领导，构筑全面照顾人民基本需求的制度机制，深入人民大众，与人民打成一片，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吸取民智，实行民决。当代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发展表明，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容纳和规范反对党和其他各种利益集团的行为。这也成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3.政府有意培植
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地位，既是新加坡特殊国情的产物，也是与行动党自身发展及运用政府力量有意培植和规制分不开的。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选举程序等方面政策的倾斜，有意地为人民行动党排除有力竞争。除自身原因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独大的地位离不开外在力量的维护和推动。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通过一系列特殊的选举程序设计，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有效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在公开竞选中，始终能取得稳定的压倒性多数。
在新加坡国会议员中，行动党居绝对优势，占支配地位，党的方针政策很容易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政府贯彻执行。以政府的有效运作来贯彻执政党的政治主张，既充分运用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保证了执政党方针政策的落实，又强化了人民的心理包容能力和接纳能力。用政府的身份制约和削弱反对党，使在野党特别是反对党难以插手政治，其结果是“一箭双雕”：既限制了反对党的成长，又有效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巩固了自身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4.人民行动党注重自身的改革与建设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面对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认识到必须积极、主动的推动民主化进程，以期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占据有利位置。如人民行动党积极推动实现总统由议会选举发展为全民直选，并规定总统必须不是任何一党的党员，同时由原来的虚位总统发展到赋予了总统许多实际权力，以期与原本权力过大的政府总理进行有效分权。1993年，进行的首次总统直选，标志着新加坡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人民行动党还推行非选区议员制度，保证在议会中反对党的议员数不低于三名，给反对党参政预留了很大空间。人民行动党积极、主动的推动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并且在这一进程中居于主导和控制地位。当然，人民行动党在推行民主化进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不能威胁其绝对的统治地位，只能在‘一党独大’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政治民主化实验”，[6]在这个框架内，新加坡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化进程得到了稳步、渐进发展。
新加坡在2011年举行了国会大选和总统选举。在这次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执政党）第一次失去重要集选区。在这个集选区中的两个政府部长，也应声落马（注：新加坡只有议员可以当部长）。人们将2011年国会大选称为新加坡政治史上的“分水岭”。当时在新加坡的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各政治党派为胜选，使出浑身数解，奋力拉票，从战略布局，候选人安排，集会组织，宣传品制作、发放等等进行全方位的动作。当民主的过程被很好地规范和执行，民主的结果就要被尊重。执政党不但接受了这一结果，而且在大选之后，以一种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快速效率，对自己的政策彻底检讨，并针对民意进行政策的大幅度整改。[7]
此外，行动党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非常强，在维持政党和政府清廉方面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
行动党要求为政者“要有完整的人格，正派的作风，不能有品德和作风上的瑕疵，更不能有经济或者其它问题，让别人有“柄”可抓，有“目标”可攻。刚刚主动辞职的新加坡国会议长柏默，就是因为作风问题，不得不过早地结束大好的政治前途。这位年仅44岁的议长，长得很帅又是少数族裔，除了婚外情，没有其他问题，而且被称是一位勤政爱民，主持公道的人。因此，为他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新加坡民主体制对德行瑕疵的零容忍度。[8]行动党的“自净”机制和自身建设方面的举措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极大提高了自身执政绩效，也得到了选民的肯定。
（二）马来西亚一党独大制的特点
1.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居于主导地位
马来西亚政党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巫统”为核心的、由若干政党结成的多党联盟——国民阵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优势地位，长期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由此我们看到，同样是实行一党独大制，但同新加坡相比，马来西亚居主导地位的“一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党，而是指多个政党以联盟形式出现的联盟党。并且，在独大的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内部，存在一个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政党，即巫统。巫统在执政党联盟内部地位的形成无疑与马来西亚社会的多种族构成密切相关。
2.种族特征明显
一般来说政党的分野要么以社会阶级为基础，要么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而马来西亚各政党的分野则以民族为基础。马来西亚的政党大多带有明显的种族特征，他们的成员多以某一种族为基础，并明确代表着某一种族的利益。巫统、马华公会、马印国大党分别为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利益代表，其他一些小党也是以民族为划分基础。同一民族中的两个党其差别只在于各自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已。马来西亚也曾有过建立多民族政党的尝试，以求模糊民族界限、淡化民族偏见，但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因无法得到民众认同而宣告失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所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造成了民族间太深的隔阂，使民族观念超越了阶级和其他一切政治观念，民族利益成为政治活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
在马来西亚浓重的种族政治氛围下，不实现多种族政党的联合，马来西亚社会就很难有一个和谐、安宁的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缺少可靠的政治保障；而要实现社会最大限度的整合，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把各方力量团结在一起的、具有较高权威的政治组织形式。在马来西亚，这种组织形式的合适载体就是政党联盟。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形成及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巫统”为核心的、由若干政党结成的以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形式存在的一党独大制是马来西亚多种族社会的产物。
3.“国民阵线”内各政党的权力地位是不平衡的。
尽管各成员党均是平等的参与者，但由于长期政治运作形成的惯例，巫统在“国民阵线”中享有较大的领导权，其他党很难、也没有能力在“国阵”中起主导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巫统领导人通过法律手段和巫统控制的暴力机器确保巫统的核心统治地位。二是其他一些小党因其政治影响力太小，想借助参加“国阵”之机扩大自己的影响，分享一定的政治红利，因而情愿处于受支配地位。三是对华人来讲，上层华人大多拥有巨额财产，1969年“5·13种族冲突事件”中的惨痛经济损失已给他们太深的教训，因此，他们宁可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而华人中下层，尽管他们有强烈的民主、平等要求，但在马来人经济地位较低，民族偏见远未消除的情况下，公开的、大规模的争取平等的斗争只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因而他们也采取忍让态度。综上，虽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一党独大制的政党制度，但是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在主导地位上，新加坡是一个政党占主导地位，即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是马来西亚，则是由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党联盟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政党，种族特征明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更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一党独大制。
其次，在“一党”维护和发展上，除了本国政治的原因外，新加坡政府的有意培植也不可忽视，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选举程序等方面政策的倾斜，有意地为人民行动党排除有力竞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独大的地位离不开外在力量的维护和推动。而马来西亚则因为其政党制度是以种族为特征的，因此，种族成了其政党联合在一起的凝聚力。从这个方面来看，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制更具有稳定性。
最后，在民主性的体现上，虽然这两个国家都允许多个政党存在，但是情况却不相同。一方面，新加坡允许多个政党存在，并给一定的制度支持，可以对人民行动党进行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也有意识的进行民主性的改革。而马来西亚的民主性则更多的体现在政党联盟中，在这个政党联盟中，除了“巫统”占核心地位外，还存在多个政党，这些政党共同商议，并作出决定，但是他们的权力地位却是不同的，在民主性方面比新加坡要差一些。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政党制度有很多的不同，这些区别也是导致两国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虽然一党独大制在这两国的发展中都起到过稳定社会、建设国家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具体到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效果，显然新加坡在运用这种政党制度时对本国推动作用更强。
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党政治都有着强大的民族整合功能，这一点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区别是明显的。[9]西方国家政党的整合功能主要是对社会中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集团和社会利益群体进行利益整合。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政党，往往把整个民族作为整合的对象，看重的是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民众或社会团体的利益。
一党独大制并不是完美的政党体制，东亚国家民主、法制的迅速发展也暴露了一党独大制的弊端。相比两党制及非独大的竞争性多党制国家，一党独大制国家中明显缺少反对性意见，或反对性意见不被重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不能被表达、实现，这就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隐患。一党独大制的背后往往是威权主义，威权主义中的庇护关系必然在社会中形成一部分特权个人、团体，腐败随之而来，社会公平受到威胁。独大的一党倘若不能听取逆耳忠言也会犯下发展错误，殃及后代。
因此，在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中若要保留一党独大制，同时稳定和发展本国政治，就要吸取经验教训。如新加坡一样，执政党必须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之上，主动地把握政治改革的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占主导地位的政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执政水平获取人民信任。只有这样，政党才能占据未来政治格局的主动，长期保持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四、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党独大制的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当今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华人人口占主导（新加坡华族约占居民总人口的75%）或华人人口比重较大（马来西亚族约占居民总人口的24%），在历史上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近几十年在一党独大制主导下发展相对平稳、迅速的后发国家。
适合本国国情的一党独大制的维系和有效运转，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效地控制社会的有力保障。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政党制度都是以西方议会多党民主制为蓝本发展而来的。他们没有把西方的政党政治发展模式奉若神明，而是在探寻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政党政治特色道路，从而为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做出了自己的特有贡献，同时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经验与启示：
（一）必须要正视稳定的政党政治对一国发展建设的价值。在发展建设的特殊时期，如后发国家的追赶式发展阶段、转型阶段，是否具有优良且适合国情的政党政治与一国能否顺利发展关系重大。成败得失往往与一国的政党制度理念、主要政党及其领袖的使命感、责任感关系重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政党政治在国家发展中都体现了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表明优良且适合国情的政党政治与一国或地区的顺利、稳定发展往往呈正相关性。
我国必须要坚持并不断发展、完善多党合作制，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借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好的做法。应逐步扩大民主党派的参政领域与空间，细化多党合作、相互监督的内涵。
（二）一国或地区政党政治形态的生存发展过程，往往受到内外环境及其可控性的制约。
外部环境制约：主要是指国家主权、安全及区域和平等方面在国际上是否有保障。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在国际上长期具有这方面的保障，政党政治发展的外部环境较好。
内部环境制约：主要是指议会政治、选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等方面是否有保障。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几十年来基本实现了议会政治、选举政治及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政党政治发展的内部环境也较好。
内外环境稳定、可控，则利于一国优良且适合国情的政党政治的形成与稳定发展，进而有利于一国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和综合实力的提高。反之，若一个国家的内外环境不稳定、不可控，则不利于稳定、优良且适合国情的政党政治在一个国家内形成，并导致其政治不稳定，造成经济社会乃至国家的动荡。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其内外环境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世纪之交，俄罗斯、泰国、缅甸等国政党政治发展得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就是在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或外部环境或内部环境存在问题。如俄罗斯面临的北约东扩，1991年以来的解体后遗症；泰国面临的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加之社会对立动荡、选举政治恶性竞争导致滴血民主、频繁的政变等；缅甸面临的政治起伏、经济社会停滞落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等，这些都造成了相关国家政党政治内外环境的恶化，甚至造成恶性循环，致使其国力蒸发，停滞不前。
日本政党政治的变化与其经济社会困局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由于其国内经济不振，外部竞争加剧、岛争不断，美国因素的双面性又致使其部分丧失了主权，没有完全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我性。所以很难走出生存与发展的困局。
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历程也可充分说明政党政治形态（类型、理念等）的生存发展过程是受内外环境制约的。国民党成立时其创党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是比较民主、进步的。但国民党的发展历程中经受的内外环境却十分艰险、复杂。内战、外侵等战乱不断，二战后又加上参与冷战，与祖国大陆对抗、搞台独等。致使其难于在有保障的内外环境中“充分、正常”的发展，徘徊于民主、专制之间，受困于恶性争斗之中。这些年政党政治较以前有所发展，也是得益于内外环境的改善，主要是祖国大陆与广大台湾人民坚持和平发展、反对台独等。
由此看来，稳定、优良且适合国情的政党政治是一个国家走出困境的关键。
1949年以来，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长期受制于艰险、复杂的内外环境。2008年以来我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内外环境保障问题。但是，在完全融入世界和民族复兴（如国家统一）之前，我国政党政治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仍然具有许多复杂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
因此，对我国政党政治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及其制约问题不能掉以轻心。要避免恶性循环，确保良性循环，争取掌握我国政党政治发展内外环境的稳定性及可控性的主动权。
（三）一国或地区的政党政治的发展必须要保持独立性、自主性、自我性。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基本保持了独立性、自主性、自我性（包含民族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政党政治形态发展内外环境的可控性，确保我国政党政治渐进成熟、稳定、转型并更加充分地体现中国特色。
（四）注意通过网络等新的现代化工具来聚合民意，积极施政，解决好民生及国家建设、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五）注意保证政党质量。保持政党的代表性、精英性，增强党的自净能力。要严格党员录用程序与机制。从入党动机到入党方式、方法都要严肃认真，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目前，政府与社会的诸多价值导向与党的宗旨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与距离感。
如大学生就业、公务员考录的条件中“是不是党员”、“做没做过班干”等都是重要的参考或评价指标。官本位思想、等级特权意识比较浓重，也与党的宗旨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再如，中共的入党誓词与现实的距离感较大，这是许多人入党形式化、虚假化、工具化现象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崇高性与自私性、空虚性与实际性、价值性与一般行为性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中共的入党誓词应与时俱进。注重民生性、个我性、一般性、民意性与公共性、集体性、民族性、国家性。
党不在大而在精，员不在多而在能，否则会削弱党的先进性、战斗力。人多未必势众，入出进退需形成良性机制，确保政党能够自我修复、净化、平衡、制约、监督、纯洁。
要保证政党的质量，还要加强执政党党内的民主与良性竞争。
（六）避免超稳定一党独大政治的负面效应。任何一种政党政治都不可能不存在问题，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政党政治也是这样。要注意培养社会力量，扩大新闻监督与言论自由，增进民主因子。实现以绝大多数公民为主体的大众化、多元化的包容、和谐的繁荣与发展。
（七）审视中国的政党格局及其发展前景，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进入了机遇期或黄金发展期。
中国政党政治生存、发展的内外环境已经具有了较确定的保障并将继续改善。能够在保持独立性、自主性、自我性的前提条件下进行优良且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党政治建设。优良且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党政治建设也会为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及长治久安提供政治保障。具体而言：
（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之前中国的政党格局不会有较大的调整与变化。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49年）之前中国的政党格局会有所调整与发展变化。中共党内民主的发展，多党合作制内竞争性合作等的发展，宪政的落实，政党、政府、国家、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等方面的影响，都会促进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引发政党政治格局的改变。
（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实现之时（主要是指祖国统一时，因为统一是复兴的主要标志；统一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的政党格局一定会有所变化。仅仅两岸因素就会影响中国政党政治的既有格局。具体会通过政治协商，贯彻宪法，修宪等方式，进行政治设计与制度安排。
注释：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2]唐晓、王为：《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3][意]乔凡尼·萨尔托里：《政党与政党体制》（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96页。
[4]叶富春：《东亚政府与政治比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5][美]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8版更新版），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版社，2009年，第104—105页。
[6]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
[7][8]文泉：《很不一样的新加坡民主》，《联合早报》2013年1月23日。
[9]参见吴辉著：《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东南亚经验的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来源:《学术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