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留下的那条“集体制”尾巴，一时半会蜕不干净。这是农地转让拖泥带水、发展不足的一个体制原因。但另外一类农村土地——宅基地——的流转，近年以来却有后来居上之势。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还权赋能”，意义不凡》（本系列评论之35）一文里，我向读者交代过自己开始接触农地转非农用途现象的经过。那是2007年春夏之际，在成都看邛崃县羊安镇仁和社区时入的门。那里通过平整农地，把缓坡治平，重新安排地里的路、渠、沟、坎，增加实际可耕地面积，再把结余出来的土地指标卖给城市充当“占补平衡”，为建新农村筹得部分资金。在同一经济逻辑下，“农地整治”又扩展为“村庄整治”，农村宅基地由此列入可转让范畴。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现象。过去多年在杜老帐下从事农村调查，关注的焦点是农地，因为粮食、农产品以及农民的收入，皆出于农地，所以政策与制度变迁的重点也在农地。当然到农村去调查，也是见过宅基地的。更不要说，自己下乡十年，住在完达山自建的窝棚里，严格说也占过一幅宅基地。不过没有“问题”引领，理解不到的也就感觉不到，大体对宅基地很熟视无睹就是了。
在邛崃受到可观察现象的刺激，脑子开始转，也开始关心其他地方有无同类事情。是年7月，《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出色的报道，让我如获至宝。一篇是记者肖华的作品，题目就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农宅入市，为谁开闸？”也许是编辑加上的提要，则更为传神，“广东一脚踏入土地制度变革的最后一块禁区，这个省的农民有望能买卖、抵押他们建在宅基地上的房子”。
另外一篇是记者王小乔写下的北京故事。她的题目是，“‘小产权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便宜”——你看了就不可能放过不读的。该文的提要也过瘾：“被高房价催生的‘小产权房’同时迎来了发展高潮和清查风暴，被‘小产权房’改变了的村庄和追逐着“小产权房”来到乡村的城里人该何去何从？”这似乎印证了我早就讲过的预言——这个时代出大记者的机会，比出大经济学家的高多了。
不约而同，一南一北的两大都市，在城乡结合部都发生了农宅流转，加上我自己在成都三圈城邛崃的观察，该不会是事出偶然吧？没把握。于是决定从京郊起手探查。办法也现成，就是拜王小乔为师，请她到我们师生组成的研讨组会上，讲情况，提问题，理思路。大体有了一张“地图”后，就在京城四环到六环内外，一个一个跑带有农宅入市现象的村镇。我自己的记录，前后跑了7个“小产权楼盘”（包括王小乔专题报道过的“太玉园”），还访问了刘守英写过的“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城市”——郑各庄；并由前北京农工部领导老赵亲自当向导，几次三番到因小产权官司闻名京师的“画家村宋庄”问东问西。
这些实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农民宅基地的转让。问题也来了：宅基地不就是农宅下面的那块土地吗？农民生活在农宅里，为转让宅基地，常常不惜拆了农宅易地再建——早期邛崃的村庄整治，干脆就被当地老乡叫成“拆院并院”——为什么要如此折腾？农民房拆旧建新，里外里总要花上一笔投资，究竟谁来出钱？倘若拆了旧房又建不起新房，农民岂不是要流离失所，那又岂不是要在太平世界活活酿成民变？
要解答这一连串麻烦问题，怕只有从最初级的开始。刚刚讲过的，宅基地无非就是农宅下面的那块地。不过，这只是宅基地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呢？免不了要问宅基地的权属，也就是它究竟属于谁所有？答案是中国农村的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公有。再问：为什么宅基地也要归集体所有，以及它们是怎样归属于集体所有的呢？
宅基地本来是“生活资料”，按标准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必须实行公有制的应该限于“生产资料”。所以，上世纪50年代农村的集体化高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归集体公有的是耕地、耕畜、生产设施和大型农具，一般并不包括农民家居的房屋连同其下的宅基地。那还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正如家具、锅灶、衣物等生活资料一样。公社化之后的“大跃进”，也确有地方把老百姓家含铁的物件统统缴来搞土法炼钢的，不过那与公有化纲领没有直接关系。拆农房的极端行为也是有的，不过拆了也就拆了，并没有宣布宅基地归公。
等到发现“大跃进”损害了生产力，毛主席带执政党纠正“左”的错误，开始调整农村政策，重新规范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于是才有了1961年的《人民公社60条》（全称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该文件是党的文件，不是法律，不过人民公社化也从来也没有经过一部法律的确认，重新规范公社的管理，也不需要一部法律的。
正是在这份政策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第21条）。所以严格地讲，宅基地归集体所有，是人民公社化三年之后才实行的。读者不要奇怪那不是一份“反‘左’”的文件吗？怎么反着反着，顺手把宅基地这土改以来一直明明白白的归农民私有的财产，一句话就划归了公有呢？我的感受，那个年代的左、右、以及打引号之“左”，连同“反左”、“反右”、或“反‘左’”，根本就不是任何讲形式逻辑的人所驾驭得了的。
反正说不清左右，农村宅基地从此就“归生产队所有”，且“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从此，社员——其实农村所有居民天生都是社员——到了成家立业的当口，凡要宅基地盖房子的，一律找生产队解决，因为除了按“习惯法”可以继承上一代的农宅连同宅基地，谁也买不到、也租不到宅基地，因此再没有制度通道能解决随人口增加的宅基地需求。从此，获取宅基地就成为集体成员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
比照一下，以前宅基地问题是每个农家的私人事务，他们可以从私有的农地里决定拿出多大一块来盖房，由此增加的宅基地满足，当然要以减少农地的其他收益为条件。他们也可以买得、租得宅基地，那又要受到家庭收入、开支的实际约束。但宅基地公有化之后，这却成为集体“成员权”的一个内容，反正生产队有义务为每个成员解决对宅基地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当然还受限制，不过那已经不是各家农户拥有的土地和收入，而是生产队拥有的土地总量，以及对内怎样分配宅基地的规则。
当生产队平等地为每个合乎一定条件的成员——如本队已成年、要成家、无第二处住宅——都分配一定数量宅基地的时候，新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至少贫困农户再也不至于因为穷而无立锥之地。这也许是宅基地集体化为什么建立得那么容易的原因。问题是，新制度的分配准则从此要受新逻辑的约束，特别要经受永无止境的“人丁滋生、土地减少”压力的考验。这是后话，我们再谈吧。
来源: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