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我十九岁，被分配在西北兰州郊区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很忙很累，生活单调，不快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为什么他们有可能摆布我们，而我们没有可能拒绝。久之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力的憎恨。
兰州的发展变化，可谓日新月异，看着我也相信，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但是我知道，为了这个起飞，无数人付出了自由做代价并将继续支付，因此我无法相信，这样一种用一代人做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据说是)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此也无法相信，那只以此为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着惟一的真理。
周围没有一个人这样想，我感到孤独。每周五天，在食堂吃过晚饭，骑两个小时自行车进城，到“中苏友好协会”办的俄语夜校去学俄语。夜深回到学校，就蒙头大睡。许多想法没处说，憋得慌，总想找个什么人谈谈。以前读过罗曼·罗兰的三部传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很感动，以为知音，但我找不到他，给他的译者傅雷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苦闷，寄请出版《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平明出版社代转。
收到回信才知道，平明已并入新文艺，信能写达，也属偶然。在回信中，傅雷先生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所有的问题。比如精神与物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道德艺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等之间的关系，都说得很明白，早已经不是问题了，怎么还要问？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
像支书在打通思想。越想越没趣，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没处发泄，就用笔在纸上自言自语起来。开始是点点滴滴，杂七杂八。文化的价值，道释儒优劣乃至时空有无等等都有。后来把有些问题的想法集中起来，弄成个系统，就像写文章了。知识无多，没专业训练，更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想就怎么写，体验到一种快乐，一种生活的意义。
业余时间很少，都耗在这里面了。第二年，一九五六年，有了《论美》。那时我国的一切，都以马列为指导。美学也不例外，都是从唯物主义原则推导出来的客观论和反映论，强调美是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不认同。我认为美和美感分不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因此是主观的，表现性的。论证这一点，我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有一种挑战权力意志的兴奋。俄语也不学了，工作只是应付，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对答，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变成了实在。望着楼窗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
写出来很得意，用有格稿纸整整齐齐抄了两份。一份投寄到北京《新建设》月刊社，一份想找几个懂得的人给看看。兰州大学中文系主任舒连景先生第一个看了此文，说题目太大。他说文章题目越小越好作，要是只谈一幅画、一首诗、一处景或者一件文物的美，容易深入也容易展开，言之有物读来也亲切。题目大了，吃力不讨好。我唯唯，但并不赞同。有一种“地老天荒无人识”的感觉。
后来听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是个大学问家，原先是苏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赫赫有名。我喜欢“褐夫”这个名字，很文化，很平民。心想没准儿这个人能支持我的文章，就带着文稿去找他。师院所在地十里店在黄河上游，很远。那天风沙弥漫，搭班车到那里时，已是下午。浑身上下扑满尘土。衣冠不整，灰头土脸，去敲院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人堵在门口不让进，说徐老很忙，有事找系主任谈。我说我是校外的。他说校外的？“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再敲，他再开、再关。我又再敲。出来一个有点儿驼背、秃顶白发的矮小老人。说我就是徐褐夫，找我有什么事？我说请你看一下我的一篇文章可以吗？没等他回答就把稿子捧上前去。他迟疑了一下，接了稿子，看了一下题目，又看了一下我，说，好的，我看看，两个礼拜以后，礼拜五，你再来，好吗？两周后再去，还是那人开门，满面笑容，说请进。老人心情极好，问我哪里人，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还说我有才华，能写，但观点是错误的，是“十足的马赫主义”，早就被列宁批倒了。问我看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没有，叫我一定要好好看一看。然后从桌上推过来一叠字纸，说，具体意见我都写在这里面了，你回去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这个八千多字的意见写得棒极了。其对信念的执着，逻辑说服力，以及渊博的哲学史和艺术史知识，都使我十分敬佩，虽然它也和其他文章一样，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提，但我没有那种权力意志的感觉。我感激先生的关爱，但没有接受批评，也没有再争辩。我觉得在给定的前提下讨论，说什么都没了意义。后来洪毅然先生(西北师院教授，徐褐夫介绍的朋友)告诉我，我拒绝帮助，徐老很伤心。真想不到，他后来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六○年我第二次去看望他时，他已是一介平民，缠绵病榻，不久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一九五七年二月，《论美》在北京的《新建设》上刊出。编者加了按语，表示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是遵照党的“双百”方针刊出，以供讨论，并预告下一期将刊出批评我的文章，“希读者注意”。转来一封朱光潜先生的信，是给我个人的，说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重温一下列宁批判马赫的着作，对我有好处。接着，同年三月，该杂志发表了宗白华先生的《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和侯敏泽先生的《主观唯心论的美学思想——评〈论美〉》。随之《文艺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等杂志相继刊登了对我的批评。一致说我是唯心主义。先是说五星红旗的美来自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你能说它不是客观的吗？后来说马列主义就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再后来的说法是，唯心和唯物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五十年代那一场美学大辩论，有一个特点，即互相对立的各方(除我以外)，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列主义而对方的不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在讨好上面，其中不乏正派诚实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在这方面都那么一致？洪毅然先生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我说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洪说，早已经证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不要一叶障目，得跟上时代才行。这几乎是重复了傅雷的话。
在绝对的孤独中，我有时也怀疑起自己来了。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关于宇宙、生命、历史、科学、宗教和人类世界的现状，我都所知甚微，怎能这么自信？但是我又想，正因为无知，所以需要学习，不能拜倒在某个终极真理的脚下，放弃自由探索和选择信仰的权利。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了。
当然，接受质疑，与对方辩论，也是一种学习。但是形势的发展，已经不许可那样的学习了。很快地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批判。批判里隐藏着许多陷阱，一答复就要掉进去。比如有人说，共同的社会标准，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我回答说，标准不等于美，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就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要用资产阶级标准代替无产阶级标准。又如有人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感到幸福，是由新中国的美好生活所决定的。我回答说爱海的人住在海边，爱城市的人住在城里，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们的地位对调，海、城依旧，幸福却没了；这又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说新中国不幸福。
我的答辩题为《论美感的绝对性》刊于《新建设》七月号。主要是说，事物不等于经验，经验不等于社会性，社会性不等于客观性。经验是变动的，事物作为客体，相对地固定和持久。它还能再次引起经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经验。经验是个人的，事物作为客体，可同时被许多人经验，相对而言属于社会。把这些都混为一谈，光贴个唯心唯物的标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此文发表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这些都不再有人理睬，对我的批判完全政治化了。“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之类，已算是比较温和的说法。《陇花》杂志写道：“敌人在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了。”到这份儿上，还能再说什么呢？别无选择，以沉默面对围剿，有一种局外人看戏的感觉。后来我重读《论美》，发现问题很多。以人为本，却没有区别个体和整体，文中的“人”字有时是指前者有时是指后者，概念不清造成逻辑混乱(整体的主观可以是个体的客观)。虽然批评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仍感十分遗憾，后悔没有放一放多看几遍再拿出去，痛心自己的轻率。现在回想起来，那轻率倒也值得，否则此文不但永无问世之日，还会和我那时的其他文稿一样，被人告发，在反右运动中失去，如同不曾有过。
现在重读《论美》，感到政治上也确有问题。人们对我的批判纵然十分无情，却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战权力意志。我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人们也都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丝毫没有因为人们的这种忽略而受益；他们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罪名，已经比这要严重得多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这是一句套话，报纸上天天都有，是说右派的。我自知在劫难逃，倒也不怎么害怕。因为不知道厉害，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对于这个别人强行替我安排的存在方式，我烦透了，不在乎改变。
不再写作，一有时间，就出去散步。风景没有看头，不过是消磨时间，等待风暴的来临。出学校后门不远，有一处平旷的广场，常有许多兵士，在那里训练生马。我常坐在场边，一看就是很久。
他们给那些桀骜不驯的烈马，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如果它不让人骑，七八根缰绳同时一扬，它就被抛起来重重地摔到地上。然后再骑，不行再摔，再摔再骑，直到它驯服。有匹马特野特顽，一次次从地上翻腾起来，颠倒跳跃不肯就范，鬃毛飞扬如黑色火。一旦甩掉骑手，就前脚离地站立起来，颤巍巍一阵哀叫。?
看着它，我想，到处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肯被人骑，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你别无选择。我问自己，假如我是它，我怎么办？我不知道。
来源: 《读书》200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