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交谊颇深，留存于世的陈寅恪致傅斯年书信亦为数不少。这些信件大多保存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最早由王汎森在1990年代后期予以披露（《傅斯年往来书信选：陈寅恪部分》，《联合报》1995年12月连载；《陈寅恪的未刊往来书信》，《当代》1997年123、124期）。王汎森提供的这一部分陈致傅书信共有七十五通，后全部收入陈流求、陈美延整理编辑的《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2009年再版）。这七十余通书信是陈氏书信集中的最大宗，它的刊布为学界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最近，笔者在检索“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提供的“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时发现，其中大约尚有近五十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电文等，是《陈寅恪集·书信集》所未收的（这或是因为当时史语所档案还未整理齐备）。囿于查档的条件限制以及相关版权法规，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得睹这些信札的全貌。不过，幸有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已经对这些书信进行了整理编号，并列出了信函的“摘由”，使得我们可以了解信件的大致内容。现在，笔者大致梳理了一下这些“摘由”所透露的信息，并比照已经刊布的其它资料，试图揭示其所反映的陈寅恪的学行与事功。
对史语所的贡献
陈寅恪在史语所草创时期，即受傅斯年之请出任史语所研究员，后又出任北平分所主任。此后，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学术关系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对于陈寅恪在史语所的任职情况，既有的著作大多语焉不详。已刊的《书信集》中几封陈致傅的信函，约略表明了陈寅恪在购买与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对于陈寅恪在整个史语所草创时期的贡献，我们还是知之不多。这批未刊书信恰好展现了陈氏的作用。
傅斯年在1928年9月20日致函陈寅恪，聘请他为研究员。陈寅恪理应有回复。编号为“元130-10”的信件恰是陈寅恪1928年9月23日所作，大意是要“复所内通信约第三号函敬悉一切特此表示同意”，即陈寅恪同意聘请。此后，陈、傅二人就开始商量购买内阁大库档案的事宜，陈寅恪1928年10月17日、12月27日，1929年2月9日、2月24日致傅斯年的函都是在报告购档事宜。档案一事的终结是在1929年3月10日，该日致函的目的是“函达档案已购定”。前后历时近五个月的时间，购档事宜一直是陈寅恪及在北平的相关同仁在实际张罗。陈氏在保存内阁大库档案一事上可谓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购档的同时，陈寅恪所需要操心的另一件事情即是档案的存储地点即史语所北平分所的所址。傅斯年大概很早即与陈寅恪商量过此事，陈寅恪在1928年10月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即谈到与李宗侗商议过此事，认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房子以‘御史衙门’（都察院？）为适当”，并请李宗侗代索。傅斯年则在11月14日回信，谈了自己心目中史语所所址的三点标准，并希望陈寅恪察看北海附近是否还有合适房屋。接傅斯年指示后，陈寅恪就开始全力处理此事，在原拟划拨的故宫博物院房屋索之未得后，陈寅恪相中了北海静心斋的相关房屋。然而，一直到1929年3月，事情仍未能最终敲定。
从3月14日起至4月25日，陈寅恪多次致电（函）傅斯年、杨铨，“报告接洽静心斋房屋详情”。这批陈寅恪的电文，正好是《书信集》所未收的。接洽静心斋房屋的过程颇为复杂，不仅陈寅恪三次致函致电傅斯年、杨铨（其中一封电文不知何故未被史语所档案目录登录，见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第四百一十二页），傅、杨亦五次电陈寅恪，望他“先占静心斋再图发展”。此事，徐中舒、赵元任、陈垣、马衡、蔡元培、王正廷、唐悦良、北平档案处祁处长等全部参与其间，陈寅恪左右联络，所要付出的精力可想而知。房屋一事，大概在1929年5月定案，而由于史语所迁平，原先计划中的北平分所所址，竟成了整个史语所的办公场所。于是，整个史语所的创立，可以说是与陈寅恪有了莫大的关联。
史语所迁平后，陈寅恪任第一组主任，虽然具体参与所内事务的时间不多，但从这批信件来看，他仍然处理了一些人员聘请、人事平衡等方面的具体工作。据“摘由”可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推荐“容希白之妹容媛为本所助理员”、起草“致李少微函稿”、转达“容、赵二君对于待遇不与相商相平见怪”、“退还致朱先生两函”、“函达朱逿先谈话两点”等等。可见，在学术研究之余，陈寅恪仍然需要躬亲处理这些琐碎的事务，而这些也正是他主任的职责所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指陈寅恪的史语所职务只是“遥领”或对具体事务“并不过问”，据信件来看，这些说法可能并不准确。
搜求中外书籍
陈寅恪曾言“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且希望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于是十分重视对中外书籍的收集、典藏。这批信函也颇能反映陈氏此种读书治学的作风。
从《书信集》可知，早在1928年同意出任史语所研究员的信函中，陈氏即附有“日本杂志名单”。此后，在购买内阁大库档案之时，陈寅恪看中一蒙文书，又提议能否移购买档案的一部分款项购买这部蒙文书。从未刊书信可知，大约在与此同时或稍晚，陈寅恪曾致函傅斯年、李济，“函询有关是否购买《泉屋清赏》”。此事或是钱稻孙对陈氏的提议，因史语所档案中，尚有一封钱稻孙致陈寅恪函，“函达有关《泉屋清赏》情况”。《泉屋清赏》是当时日本刚出的一套珍贵典籍，内含大量中国古铜器图录，对于一贯重视新材料的陈寅恪来说，这当然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宝藏。
陈寅恪的提议是否被同意，不得而知，不过史语所后来真的得到了一套《泉屋清赏》，但从档案来看，那似乎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了。在关注铜器的同时，陈寅恪当然也不会放过石刻，大约在1930年2月23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徐中舒，“请约容、商、赵同赴黄立猷弟家参观所藏石刻搨本”，黄立猷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所藏甚丰，能够参观其藏品，陈氏当然是希望能与同仁分享。
大概在1930年11月22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陈钝，除了商改论文事宜外，“又刘半农编辑之《敦煌掇琐》乞送一部”。《敦煌掇琐》是刘半农辑录的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材料集成，当时是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的。对此等极为重要的域外资料，陈寅恪当然很重视，他不仅自己希望获赠一部，而且在日期署为12月8日的另一封书信中，他又提出“请赠浦江清《敦煌掇琐》一部”。从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角度考虑，陈氏的这种惠己及人的做法倒是值得称许。
来源: 《书屋》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