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到居民收入上，就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为今后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力求弱化这种不平等局面，但这需要研究不平等的经济来源。本文通过构造表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而政府过去的结构调整政策效果有限。因此，本文建议政府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从过去的增长为中心的结构政策转向以转移支付为中心的结构政策。

「关键词」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政府经济结构/政策转型/中国经验

一、导言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一枝独秀的情况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但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这种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增长，其代价是不断扩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经济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中国政府推行渐进式改革过程的必然结果，从点到面的改革开放步骤导致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如果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不能带动落后地区和贫穷的人富起来，那么原先的以增长为中心的渐进式改革就需要反思。

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差距拉大，政府意识到这种差距可能带来发展中的不平等，并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措施来弱化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比如前几年实行的开发西部战略和2003年开始实行的振兴东北战略，逐步取消特区优惠等，就是在经济发展平等化方面所做的努力。然而，政府的经济政策能有效遏制区际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势头吗？这种差距扩大的社会经济后果到底如何？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不仅要理解渐进式改革的后果及其对未来的影响，而且必须正确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等现象，找出区际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真实原因，合理评价结构调整的经济政策，科学监测区际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才能够为今后的政策导向提供正确的建议。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关注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重要话题，早在1996年，萨克斯等人就系统分析了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区际格局和收入格局，他们发现，1952～1993年中国省际的不平等趋势，他们发现政府政策加剧了不平等，而市场导向的改革弱化了不平等（Sachs 和Warner，1996）。也就是说，政府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带来了日益扩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但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劳动力的流动和其他资源要素的流动等却起着弱化这种差距的作用。其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其可能的后果（如Yang，1999；Yao 和Zhang ，2001），这些研究显示，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的确在扩大，并且这种差距的扩大所产生的不平等带来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可能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尽管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降低了贫困水平，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增长对贫困的弱化效应正下降，中国政府应该通过国内市场一体化、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加快城镇化和提高农民收入等举措来实现促进公平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3）。

尽管官方的研究认为近年来政府一直实施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弱化不平等现象的作用，但他们也承认，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地区经济发展同地区经济分析与评价课题组（2001）认为，政府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显著，地带性经济增幅差距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不断得到改善，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得到改善，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仍在扩大。

更多的学者则是深入研究了导致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真实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经济政策做了合理的评价，比如Jones 、Li和Owen（2003）最近利用中国城市一级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比早期的研究结果大得多，其中政府区位优势和政府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差异有重要影响，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其中经济特区政策能够使年增长率提高5.5％，沿海开放城市年增长率平均高出3％。琼斯等人的研究和萨克斯等人的早期研究基本一致。而Chen和Wang（2001）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贫困和不平等趋势，他们发现除了1997～1999年间，其他年份均出现贫困下降现象；他们还发现经济增长促使贫困弱化，但不平等促使贫困上升，并且越富有的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越大。同时，他们还发现教育资源配置日益扭曲，人力资本存量的区际分布严重不平衡阻碍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大了落后地区的贫困。可见，经济增长可以通过把蛋糕做大来实现不平等的弱化，但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又在加剧不平等，反过来增加了贫困现象，特别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影响到了教育资源及其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这就为进一步的不平等埋下祸根。

马栓友、于红霞（2003）从财政转移支付的角度评价了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如上所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通过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影响到未来的增长，那么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就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重新配置教育资源，以弱化未来的增长不平衡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并没有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这说明政府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并没有抓住再配置教育资源这一牛鼻子。林毅夫、刘培林（2003）则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讨论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他们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成因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和当地要素禀赋结构不相符，导致大量的赶超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这里存在一个路径依赖问题，按照这种观点，由于早期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形成了一种存量资产地区格局，这种格局就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地区格局，并且由于存量资产的老化，使得落后地区不仅需要背负沉重的折旧包袱，而且很难进行新的投资。因此，解决存量资产问题似乎是为落后地区减负的好办法。

Demuryger 等（2002）则发现，要素市场受到现行体制的限制从而导致省际收入差距变动的条件收敛较弱，比如户籍制度、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等。这一点和笔者早期的研究结果一致，我们的研究发现，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还是资本、区际贸易环境和制度环境3个，其中资本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区际贸易条件体现为货运量等运输指标和人均电话拥有量等信息化指标；制度环境涉及市场化指数，包括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环境质量高低等。投资和贸易条件、制度环境是相互促进的，如果后两者没有建设好，那么资本就不会流入，甚至可能出现流出，增长也就受到遏制。因此，恰恰是贸易环境和制度环境决定了各地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信息化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环境质量，这说明越是规范的市场环境就越能吸引资源，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无法在长期对当地财富增长作贡献（周业安等，2003，2004）。市场化进程和地方政府的竞争的确起到弱化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比如卢中原（2002）发现，90年代以来西部产业结构专业化水平有所上升，但和东部的差距继续拉大。蔡f ǎng＠①等人发现（2002）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逐渐减弱了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自觉利用比较优势导致区域专业化分工趋势。

最近王小鲁和樊纲（2004）全面研究了我国地区差距变动的趋势和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发现，市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民间资本流动使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导致东部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增大。但东部持续的资金流入导致东西部资本边际生产率差距缩小，从长期看可能降低地区间的差距，尽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中西部的制度落后（如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低）、城市化程度低、非国有经济发展落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导致这些地区和东部差距明显。在他们看来，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发现，劳动的生产率的省际差异1993年以后上升了，这可以通过要素市场化进程加快来解释。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本身可能带来区际差距的上升。

现有的研究仅仅在地区整体层次上注意到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事实，并注意到政府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作用有限，而市场化本身和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较大。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共支出来提高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这种政策的效果应该是长期的，很难通过短期的计量分析分解出来；另一方面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转移支付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得不到改进，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无法通过政府之力得到大幅度的改进，这种不平衡可能抵消基础设施水平改进带来的好处。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结构调整政策在公共支出上其实是矛盾的。但政府还是通过产业政策和相关的财政金融政策来调整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竞争格局下可能主动对其产业进行调整，那么林毅夫等人所讲的路径依赖问题就不会构成多大的约束。现有的研究发现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水平上升就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达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会导致产业内移，过去的区位优势就可能随专业化分工而被落后地区分享，因此，也无法通过区位因素来解释今后的经济结构走势。

本文将在地区层次上结合产业结构变动来讨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和政府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目的是找出影响我国近年来经济结构变动的潜在的基本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评价经济结构的变动及其可能的政策含义。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对经济结构的考察角度很多，通行的主要是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绩效评价结构——收入结构。现有的研究重点考察了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和原因，一些共识是虽然经济有很大波动，但从总体上看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增大了，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上升了，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也增大了，显然，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不过，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只是经济运行的形式，经济发展的绩效还是要通过收入结构来度量。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的结果应该通过居民财富水平的大小来度量，居民财富水平是一个福利概念，表达了经济发展或经济政策的绩效。但由于财富水平的测度困难，一般采用收入水平来近似替代，尽管收入水平无法反映全部财富水平的累积分布，但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经济发展的绩效，按照现有的测度结果，中国的收入水平分布按基尼系数计算早在2000年就达到0.417，接近国际公认警戒线0.45（世界银行，2003）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的分配不平等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问题在于，笼统地谈论基尼系数对一个大型转轨经济来说可能意义有限，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整体的基尼系数背后的情况。关键在于；基尼系数的高水平是否是地区结构差距大和产业结构变动的反映呢？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和收入结构的变动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证据来证实。更重要的是，中国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是否有效，也需要在搞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得以合理评价。下面我们逐步考察中国经济近20年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变动，然后再进一步探讨这种变动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中国近20年的地区经济结构变动情况。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定的发展战略和资源禀赋分布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地带，众多的研究往往在经济地带处理的基础上再讨论省际差距问题。我们采取通行的地区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来反映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对水平。如果分大区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那么图1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沿海地区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出现上升势头。其他经济地带虽然略有波动，但总体上保持原状。特别是东北地区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略微下降了。

由于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一支独秀，导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从图1明显看出，中国近20年的地区经济差距主要是沿海地区高速增长带来的。如果进一步考察省际数据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及其差距基本不变；对沿海地区而言，广东省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上升较大，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也呈上升势头，河北和海南持平，这种发展格局导致沿海地区内部各省的经济发展差距近20年下降了，而作为整体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却上升了；对中部地区而言，河南和湖北GDP 占全国总体GDP的比重略有上升，山西略降，江西、湖南和安徽基本不变，从中部地区内部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略有上升；在西北地区，新疆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呈上升势头，其余5省和自治区略降，但相互之间的差距基本不变；在西南地区，由于重庆作为直辖市分离出来，使得四川的GDP 占全国总体GDP 的比重下降了，导致西南地区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增大，剔除这一因素，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基本持平；对老的三大直辖市，经济发展差距近20年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主要是因为上海在80年代中期前经济发展势头下降，在此之后持续快速发展。

图1大区经济结构变动

从上述省际发展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及以后的中央经济地区战略调整对经济发展的地区结构有明显影响，特别反映在广东和上海两地的经济发展趋势上。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的有效性并不能说明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有效性。从省际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看，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结构调整政策基本上未起到作用，新疆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如果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是有效的，那么大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及西北地区的省际差距数据都应该体现出来。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结构调整政策具有滞后效应。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即使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有一定效果，这种效果也是很缓慢，且不明显的。

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我们同样采取各产业GDP 占全国GDP 的比重来表示每个产业对总体经济的相对贡献，从图2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从90年代初开始逐步增长，到90年代末稳定在50％的水平；而第三产业在达到30％的水平后，也趋于稳定，并在30％和35％之间有一定的波动；第一产业呈明显下降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三大产业对总体经济的贡献的差距明显增大。这反映出我国深化改革以来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诱使国外的制造业等大举进入国内，促使中国大陆逐步形成制造业中心的雏形。第一产业的衰落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上升导致原先的资源大省面临增长困境，而原先就资源依赖度较低的省市反而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搞活了经济。

图2中国近20年的产业结构变动

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三大产业的增长趋势看，第二产业的增长势头最快，第三产业紧随其后，第一产业也略有增长。这说明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各地区的经济的确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90年代以后，三大产业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这确保了近1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进一步看三大产业的就业情况，除了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增长势头明显外，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增长缓慢。第一产业的增长态势和从业人员的增长态势基本一致，由于其相对增长缓慢，导致其在总体GDP 中的贡献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增长的势头和其从业人员的增长不一致，可能是因为第二产业更多地体现为资本密集型，尽管产业规模在扩张，但对劳动力的需求没有相应的扩大；第三产业中很多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该产业的增长必然伴随劳动力的增长，不过在第三产业中也有很多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该产业的劳动力增长赶不上产业本身的增长。

三大产业劳动力增长慢于产业自身的成长，特别是第二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要素增长和产出增长的不一致必然影响到收入结构，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拥有资本的人获得的收入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则说明，不同地区的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非常明显，如果劳动力充分流动，那么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再就业和人力资本再分配来加以调整，但在现有制度下，劳动力市场因户籍制度等原因导致流动不畅，而政府结构调整政策并不以教育资源再分配和人力资本再配置为重点，而是以增长为中心，结果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无法解决。

通过计算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并考虑物价因素，可以间接但直观地测度居民福利水平变动，显然，标准差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标准差的使用比基尼系数更直观。无论农村还是城镇的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都在90年代初开始明显扩大，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的变动明显大于农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可支配收入）标准差从20世纪80年代初0.5，1990年上升到1，到2000年上升封2.5.对城镇更是如此，收入标准差从20世纪80年代初0.5，1990年上升到1，到2000年以后上升到4以上。

这一收入标准差的变动充分说明伴随90年代初开始的高增长，相应地出现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问题。这一点和前面的三大产业变动和地区经济结构变动是内在一致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伴随着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不断吸纳农村和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进入新的行业，但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对劳动力吸纳的限制，所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不匹配就会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收入水平。再加上地区经济结构明显表现出沿海地区一枝独秀，在现有劳动市场制度的约束下，导致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困难。特别是政府结构调整政策并不重视教育资源的再配置，使得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一致。所有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收入结构不可能平等，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预见这种不平等势头会加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地区结构方面，沿海地区一枝独秀，三大直辖市中上海独领风骚，保持较高的发展势头，从数据上看，这种格局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明显相关，即从90年代初开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步变大，其中主要是沿海地区和上海、其他地区和直辖市之间的差距变大。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第一产业明显相对发展较弱，但第二产业更多地依赖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力需求没有相应的增长。从收入结构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趋势和地区及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内在一致的，并且城镇的收入不平等大于农村。可以预见，这些结构变动趋势仍然会继续保持下去，尽管通过结构调整政策和产业的自动转移可能会加速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发达地区产业升级显然会快于产业的地区转移。这就给今后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真正落脚点是什么？如何应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

三、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结构变动

前面我们仅仅从描述统计上说明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从这个趋势中可以明显看到，地区经济结构发展失衡，沿海地区和上海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其他省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第一产业相对发展迟缓；居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必须考虑：经济结构的失衡对于改革开放是必然的吗？如果发展的不平等是政府以增长为中心的渐进式改革战略带来的，那么通过调整改革战略，实施以结构调整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可能逐步弱化这种不平等；如果这种不平等是市场化进程必然带来的，那么它就反应了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后果，今后的改革开放就应该考虑以再分配政策为中心对不平等加以调整。

市场化进程在经济结构失衡中所起的作用对今后的改革开放定位至关重要。如果是市场化本身造成的不平等，那么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提高居民增加收入的机会，并通过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调节来实现收入均等化，那么居民对现今不平等的格局就会做出比较公平的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反之，如果不平等是政府政策本身带来的，那么居民就会感受到严重的不公平，这就会伤害未来的社会和谐和经济增长。现有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性越强的地区，越容易接受收入不平等，比如同样的收入不平等，在美国测度的不公平感就大大低于欧洲的测度值，这是因为欧洲的劳动力流动低于美国（Frey等，200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需要测度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市场化进程本身的作用。经济结构的变迁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率相对指标及其差异来衡量，在这方面Mankiw，Romer 和Weil（1992），Barro 和Sala-I-Martin （1995）等给出了经济增长经验实证的基本计量思路和方法。市场化进程在国内有一些研究，其中樊纲等人（2003）给出了较完整的测度，但他们的指标只有最近5年，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我们首先参照樊纲等人的市场化指数设计原理选择出若干重要指标，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设计我们的市场化进程测度指标体系；其次，利用曼昆等人的基本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通过协整方法，测度市场化进程对经济结构变动的贡献。

（一）市场化指数的设计

我们根据7大类指标制作出1984～2002年中国市场化总指数，这些指标包括政府的规模：消费、转移支付及补贴；经济结构与市场的运用；价格的稳定性；使用（获得）不同通货的自由；私人产权（保护）；国际贸易：与外商的自由贸易（注：市场化指数设计的具体内容参见周业安、赵坚毅：《市场化和经济结构变迁——中国经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2004年。）。

利用华通商用信息网的数据库，按照我们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计算市场化指数，结果参见表1.从市场化总指数可以看出，我国从1984年至今，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市场化指数的变化看出国家政策对市场化进程的影响，90年代初，市场化进程较快，到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进程趋于平稳，略有波动。这种态势正好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一致。

（二）市场化指数与各行业产值的协整分析

我们用1984～2002年的市场化指数与12项数据（包括“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工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建筑业企业总产值”、“货运量”、“邮电业务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零售贸易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制造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餐饮业”、“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每万人大学生效”）作协整分析。由于地区一级的产业结构数据处理比较困难，所以我们采取总体产业结构数据来进行协整，讨论总体上市场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这种测度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地区因素，这是因为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做了地区层面的计量检验，在那些研究中，我们发现市场化进程对地区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周业安和赵坚毅，2003），这也就证明了市场化进程对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动有重要影响。如果我们进一步通过协整分析证明市场化进程对产业结构变动有重要影响，那么实际上也就可以推断在地区这一层面上市场化进程必然对产业结构带来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考虑经济增长的福利后果，我们在此处也对居民收入结构和市场化进程进行协整分析，从中试图推测市场化进程和政府政策对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

协整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步骤1：所有指标变量自然对数化。

步骤2：描绘所有变量的趋势图，得出结论在协整分析中应该使用“同时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的方程。

步骤3：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时序平稳性。具体为确定AIC 和SC达最小的P 值，并检验此时的P 值是否仍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进而确定序列存在单位根，序列非平稳。

步骤4：对所有变量的各阶差分序列重复步骤2和步骤3，得出结论所有变量均与市场化指数呈同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步骤5：用市场化指数与其他变量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并对残差序列做单位根检验（PP检验），如果得出的T 值小于显著性水平0.01时的临界值，可以认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也表明市场化指数同该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表2给出了协整分析的结果。其中PP检验是对用市场化指数与其他变量做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得出的残差序列做单位根检验，也即协整检验。假设检验的零假设为序列存在单位根，表2中也给出了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于各行业来说，除教育行业表现不显著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余所有行业的发展均与市场化程度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各行业与市场化程度有着共同趋势。对于居民福利来说，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与市场化程度的发展息息相关。

表3给出了市场化总指数与衡量各地区发展差异的标准差统计量数据的协整关系，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各省人均GDP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标准差（考虑通货膨胀率），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标准差（考虑通货膨胀率）3项指标来说，均与市场化总指数具有协整关系，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市场化的发展本身确实会带来发展的不平衡，地区行业之间差距的拉大。

（三）误差修正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我们用上表中各指标变量的逐年变化率与市场化程度的逐年变化率、误差项的（t-1）期值作回归。因为我们假定各指标值的变化来源于市场化程度和国家政策作用的协力，我们已经对各指标与市场化程度作了协整检验，并得出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把误差项看作是国家政策对各指标的作用，（t-1）期为考虑国家政策效果的延迟。

在表4中，常数项系数可以看作各指标的自然增长值（对数化后的），下边括号内的值反映了自然增长值的标准差，可以看出，各标准差与自然增长值相差较大，说明了自然增长值较高的可信度，同时也说明了常数项在此模型中存在的合理性。

市场化指数系数可以看作各指标受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大小，下边括号内的值反映了市场化指数系数值的标准差，可以看出，各标准差与市场化指数系数值相差较大，说明了市场化指数系数较高的可信度，同时也说明了市场化指数系数项在此模型中存在的合理性。

误差修正项（滞后一期）系数可以看作各指标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大小，下边括号内的值反映了误差修正项（滞后一期）系数值的标准差，可以看出，各标准差与误差修正项（滞后一期）系数值相差不一，显示了在不同行业领域，国家政策的不同效果，其中，标准差与系数值相差较大反映了较强的国家政策的影响力，相反，标准差与系数值相差较小反映了该领域较弱的国家政策的影响力。

表中最后一列用R[2]值反映了模型拟合的优劣程度，从其值可以看出，各模型拟合相当成功。

从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各领域，市场化程度与国家政策影响力的相对性，即在该领域市场化程度影响力大的，则国家政策影响力弱。从数据上来看，即是在市场化指数项中，标准差与系数值相差较大的，在误差修正项中，标准差与系数值相差则较小。

四、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简单的统计描述就可以给出明显的经济结构变动态势，其中在地区结构方面，沿海地区一枝独秀，三大直辖市中上海独领风骚，保持较高的发展势头，从数据上看，这种格局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明显关联，即从90年代初开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步变大，其中主要是沿海地区和上海与其他地区和直辖市之间的差距变大。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第一产业明显相对发展较弱，但第二产业更多地依赖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导致劳动力需求没有相应的增长。从收入结构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出现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趋势和地区及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内在一致的，并且城镇的收入不平等大于农村。并且可以预见，只要市场化进程持续，这种不平等格局仍然持续，并可能加大。

我们进一步通过市场化指数的构造来分析经济结构变动的真实原因。通过市场化指数和产业结构的协整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各行业来说，除教育行业表现不显著外（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余所有行业的发展均与市场化程度的发展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各行业与市场化程度有着共同趋势。对居民福利来说，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与市场化程度的发展息息相关。进一步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可以看到在各领域中，市场化程度与国家政策影响力的相对性，即在该领域市场化程度影响力大的，则国家政策影响力弱。这一结论和直观上的印象一致，即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政府在推进市场化进程方面成效显著，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而这些产业又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直辖市，造成近10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

因此，可以说，政府以增长为核心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战略的一个主要功绩就在于促进了市场化进程，进而导致了近10年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应该看到，政府采取的政策方针实际上加剧了不平等，这反过来说明政府在过去20年中所采取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除了医疗、教育等政府垄断领域，凡是政府退出或放松管制的领域都获得了高增长；而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也证明，地方政府的竞争和市场化也促进了地区的高增长。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政府在经过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步让位给市场本身，如果在初期政府政策还具备增长功能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政府直接促进增长的功能日益衰退。市场化进程必然带来不平等，而在转型过程中，在各项制度还不完备的条件下，这种不平等必然带来不公平，如果要做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政府就应该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把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从过去的以促进增长为中心转到以再分配为中心，特别是要解决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的再分配问题，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同时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市场化进程，确保竞争领域的公平。

「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地区经济发展司、地区经济分析与评价课题组：《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

（2）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

（3）Sylvie Demuryger等：《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4）蔡昉、王德文、王美艳：《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区专业化趋势》，《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5）樊纲、王小鲁、张立文、朱恒鹏：《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6）龚六堂、谢丹阳：《我国省份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7）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8）卢中原：《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环境变化和调整思路》，《经济研究》，2002年第3期。

（9）马栓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10）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

（11）周业安、赵坚毅：《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0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纪宝成、杨瑞龙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周业安、冯兴元、赵坚毅：《地方政府竞争与市场秩序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13）Barro ，Robert and Xavier Sala-I-Martin ，1995，Economic Growth ，NewYork，McGraw-Hill.

（14）Derek Jones ，Cheng Li and Owen ，2003，“Growth and Regional Inequalityin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Era”，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At 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Business Sschool，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 Number 561（May ）。

（15）Frey，Bruno S.，Matthias Benz and Alois Stutzer ，2003，“IntroducingProcedural Utility：Not only What ，but also How Matters”，University of Zurich，Institut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April 1.

（16）Jian，Tianlun ，Jeffrey D.Sachs ，and Andrew Warner ，1996，“Trends in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7（1）：1～21.

（17）Mankiw，Gregory ，David Romer and David Weil，1992，“A Contribution to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7（2），407～37.

（18）Shaohua Chen and Yan Wang ，2001，“China ‘s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Recent Trends between 1990and 1999”，The World Bank，working paper ，July 18.

（19）Yang，Dennis Tao，1999，“Urban 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9（2），306～310.

（20）Yao ，Shuie and Zongyi Zhang，2001，“On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DivergingClubs ：A Cas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J.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9，466～484.

来源：原载《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赵坚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