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将是中国梦想成真的最后一段征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并历史性跃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10年并非坦途，日益成长的中国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化解之道，只有以进一步改革创造发展“最大的红利”。规划未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首先需要认清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所形成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目前面临的考验。
一、东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以渐进的模式，成功从终身制、个人领导决策演变为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决策。十八大是这个模式的延续，更以新的突破鲜明地回应了西方的质疑。
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使西方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但同时，它们又从根本上对中国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他们认为，衡量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是否成熟的标准是看其能否实现两次权力平稳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在党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无可辩驳地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带头“祼退”，完善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十八大之后，尽管直至2013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习近平才接任国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够立即就位，展开全方位施政。在反腐败、注重民生、整顿党风、治军等方面雷厉风行。为此，中国台湾《工商时报》的社论称：“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立即以惊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彻底与贪腐、官场逢迎的文化划清界限，在经济上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他上任才刚满1个月，各项改革措施就像连珠炮般不断出炉，而且政策的力度几近革命。”
习近平能在即位之初就推行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施政举措，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卓有成效的人才产生体系：即在能力基础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年龄限制、定期更替、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差额选举。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5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而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可以立即进行有针对性的施政，根本不需要西方新领导人至少长达半年的熟悉情况阶段。
二是中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宪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换人或换党，新的领导者必须等上数月就职后才能展开施政。在美国，这一等待时间近两个月，在韩国则近三个月。而一些议会制国家，假如选举出现争执或者无一党派占据优势，则往往长期无法组成政府。如意大利，尽管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之中，但本次选举两个月之后，才勉强组成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而这些不同派别的政界人士此前还在互相指责、甚至互相谩骂。更令欧盟担心的是，丑闻不断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是这个政府幕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地利《信使报》认为：新总理恩里科？莱塔将成为政府的稻草人。因为谁也不相信贝卢斯科尼不会在联合政府中“垂帘听政”。文章最后感叹道：可悲的意大利！
这两个阶段可合称为国家权力交接时的空转期。在一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这样长的空转期，代价显然过于高昂。
三是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需统统大换血。这既造成人才短缺，又造成人才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本次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庞大利益集团铁道部被成功纳入改革轨道并最终被取消。而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在试图解决“控枪”问题上再走麦城。由此可看出，和西方相比，中国体制可以非常有效地保持政治独立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多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是“二战”后唯一不由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在执政期间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他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他的政党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形成全面危机。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讨好选民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宣布近期随地扔垃圾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要罚35欧元。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了儿戏。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并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不受控制，发展出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上，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机制。
直至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依然如故。今日中国，虽然三种权力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米歇尔·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由此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二、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挑战
冷战后，中国被视为硕果仅存的独立自主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差异，使得西方从未放弃过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企图。尤其是2008年西方发生全面经济危机，中国由于应对及时、有效，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恢复增长，这和西方深陷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更添加国家战略利益上的冲突。
本来，中国模式的成功，自然就对西方模式构成挑战，冲击了其在全球的合法性、垄断性。毕竟政治就怕有可替代性。不过，在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前，这种冲击对西方还不是根本性的。但这场经济危机的到来和中国的成功表现，则令西方面临一场政治合法性危机。假如西方无法否定中国，证明自己模式的唯一性，那么在民众的抗议和不认同之下，就将面临着要么度过危机的难度大幅提升，要么在危机中终结的艰难选择。
如果说过去西方试图在中国进行颜色革命，不过是想把中国纳入它们的控制体系，便于制约甚至掠夺中国，而现在则成了自保。从这个角度讲，其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烈度远胜于过往。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10年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决定各自命运的10年。中国的目标是完成现代化，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而确定中国模式海内外无法否定的合法性。西方的命运则取决于能否走出危机，重新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和在全球的垄断性。因此，未来10年，西方对中国制度上的竞争和压力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内部挑战主要有：
一是经济增长遇到更多新的制约因素。这主要有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人口红利减少；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状态；西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中国对外出口空间有限。假如中国无法克服上述困难，经济增长放缓，不仅会导致就业问题突出、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放慢，转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更可能激化。
二是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贫富差距、腐败严重、司法不公、环境污染、食品卫生安全、高房价等，挑战着制度的合法性。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更常常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
三是信息化时代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对信息管理体系的考验日益严峻。在发生群体性事件或者如动车事故等特殊事件时，不仅令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扩散，迅速扩大其影响，还对现有的应对机制形成挑战。另外，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仅仅通过手机、网络等传播手段，就在短短一天之内制造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抢盐风潮，其能量和效果十分惊人。
四是伴随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形，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政治诉求、利益诉求。这对中国现行的政治、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挑战。
五是虽然中国模式的实践总体十分成功，但却缺乏相应的理论总结和创新。这既无法有效回应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和影响，也难以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理论发展的滞后，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一定程度导致了不少媒体从业者不认同中国的制度模式，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不仅在日常报道中时常发出不同声音，更会在特定条件下制造事端。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异军突起，一方面使公共话语权得到最大程度释放；另一方面却使无序表达泛滥，“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网络暴力”等制造的网络舆情波诡云谲，舆论引导和社会管理难度陡然提升。其次，许多体制内相当级别、一定数量的干部以及学者，也存在信仰缺失或者认同西方价值观的现象。这也是理论创新缺乏带来的后果。
三、未来改革路线图
从现实的问题和挑战出发，中国需要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治制度上，今天的中国类似于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政治制度主要框架已形成，再无需结构性的变革，只需与时俱进的微调和演变。
中国的政治体制应从逐步增加决策的透明度、逐步扩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手，其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执政基础，进一步增加执政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不仅可以增加体制的向心力、合法性，也是有效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党内民主的制度化。今日中国，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从实践来看，这种模式的有效性毋庸置疑。未来这种模式要和党内民主进一步结合起来。比如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大建立的党代表提案制，就是党内民主的一大突破。党内民主最终发展方向是建构一套人人遵守、认同的明晰规则，并在这一前提下，使权力的产生和转移更加有序、透明、公平、公开。
司法改革。司法号称公平和正义的最后底线，是正义的源头。从减少地方行政权干预出发，不妨试点银行、税务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体制，令司法独立于地方政府。目前，据人民网转引香港信报的报道，中央正决定于今年将上海、天津、重庆、深圳四城市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司法独立的特区。主要将纪委和司法的权力，从地方党委和政府中独立出来，变成单线条的中央垂直管理系统。中央管党纪，两高管司法。
政治理论创新和突破。理论要与时俱进，既要跳出西方政治学说的话语体系，又能够改变过去自身僵化和刻板的说教式模式。归根结底是要能够对现实进行有说服力的解读。在理论表达上，也要改变过去长期存在的高高在上的“官媒”架子、官腔官调的“八股”文风、刻板说教的“灌输”模式。近几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解读中国》书系就是较为成功的积极尝试。
经济层面上，为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稳定、平衡、可持续的增长，需要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一是全面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既能承受，又要避免西方模式造成的低效率、浪费特别是社会的活力和动力降低的弊端。消除民众后顾之忧，推动消费。
二是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并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征收遗产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等。
三是在城市化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未来10年，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也将提上日程，实现人人平权。
四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1994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形成了持续规范的财政增收机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但改革进行到今天，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比如地方财政对土地、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大，投资上项目的冲动高昂，不仅推高房价，引发社会问题，更存在相当的金融和经济风险。1994年的改革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考虑不足，而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不仅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和债务上升，影响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成为地方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最后，从全球角度看，未来10年乃至30年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外部冲击的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界，主体则是一批金融机构。出于未雨绸缪的需要，中国应该借助西方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布局。这种方式既非为了抄底，也非为了短期效益，而是通过获得知情权、影响力甚至控制权，确保未来10年甚至30年、50年的经济稳定和安全。此次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展示了华尔街对白宫的影响力，假如中国能够对这些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其政治效应不可估量。
未来10年，凭借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各项改革措施得当，再加上城市化的强大拉动，投资、消费、出口的潜能以及后起国家的赶超效应仍然存在，中国必然会化解目前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巨大挑战。中国仍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不仅能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也会增强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对抗外在压力的能力，中国将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渡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
未来的中国，正如2009年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时所表达的：“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发展打了很多问号，但每次这些问号都被你们用漂亮的成绩回答了；这一次，尽管我也有问号，但我不怀疑中国会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