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本质上就是技术创新带来了新产业、新产品和更高的附加值。拉动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投资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能靠消费。消费是目的，投资才是手段。中国目前人均年收入6000美元，其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与美国人均50000美元年收入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存在巨大差距，有着发挥后发优势的巨大空间。中国不缺钱，不缺高回报的投资领域，当前的经济下滑是周期性的，只要运用反周期的手段，通过投资推动技术改进和创新，中国还可保持年均8%的经济增长20年。
人物档案
林毅夫，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10月15日生于台湾宜兰县。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经济学大师舒尔茨，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代表作之一“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美国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届满。世行归来，林毅夫以提出“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年均8%的高速增长20年”的著名观点，而备受瞩目。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5月12日，在深圳市委党校第二报告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世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就“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专题演讲。在为时近两个小时的演讲中，林毅夫就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未来的发展潜力、以及实现高速增长的路径进行了全面阐述。对于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崩溃论”老调新唱，林毅夫给予否定，认为中国相对于世界顶级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后发优势，未来20年只要方法得当，仍然具备实现年均8%的经济增长的可能。对于实现这种高速增长的路径，林毅夫认为，应该依靠投资拉动而非消费拉动，因为依靠消费拉动，最终会陷入危机，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只有依靠投资拉动，引导产业升级转型，提高生产力水平，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
对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林毅夫认为，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局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会相对较慢，而其政府债务积累会非常快，为了降低政府还本付息以及再举新债的成本，各国必然会维持非常低的利率，坚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国际资金全球泛滥。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不管是出口市场，还是宏观管理，都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需要有长期打硬仗的心理准备。”
众所周知，2008年，由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引爆的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为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由于吸取了上次大危机的经验，20国集团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出现了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后的最糟糕局面，特别是中国启动的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令中国率先全球复苏。中国是在2009年第一季度复苏，其它新兴经济体像巴西、印度、俄罗斯，在2009年的第二季度复苏，欧美发达国家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复苏。到现在五年过去了，虽然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是2008年那场危机的冲击并没有完全过去，发达国家失业率还相当高，实体经济还没有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并且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快速积累。尤其是南欧发生主权债务的那些国家，经常地拉警报。可以预见，国际经济将长期维持低增长、高债务、宽松货币的局面。
当前国际经济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欧债危机
林毅夫认为，当前国际经济关注的焦点依然是欧债危机，如果欧债危机真的爆发，那么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冲击，甚至会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倒台以后所带来的冲击还大。当然，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会让这种局面出现，但欧债危机的存在，却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噩梦。
由于欧债危机主要国家在高失业率背景下，无法推行结构性改革，害怕因此引发社会动荡政权不稳，又没有独立的货币可以贬值，以推动出口，来对冲内需之不足，只能依赖欧元的整体贬值获得竞争力，但欧元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日本，抢的是美日的市场，当然美日不愿意看到欧元贬值，也竞相推出量化宽松，导致国际热钱泛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开支庞大，政府债务急剧上升，维持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既可以降低还贷成本，又可以方便再举新债，但低利率实际上鼓励了套利热钱全球快速流动，引发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大起大落，动荡不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困扰。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外汇占款新增量相当大，实际上这里面有大量短期套利的资金。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中国经济真的会崩溃吗
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连续七个季度持续不断下滑，到2012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才7.4%，相比改革开放33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值9.9%来说，下滑了2.5个百分点，下滑了四分之一，这是非常显著的下滑。2012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升，达到了7.9%，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又下滑到7.7%，比2012年第四季度又少了0.2个百分点，而4月份的指标，也不乐观，PPI仍有下行压力。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持续下滑？通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已经走到头了，过去之所以高增长，是因为有外需拉动，但现在发达国家发生危机，外需减少了。投资呢，经过4万亿大投资之后，中国实际上已债台高筑，无力再持续推行低效的政府投资。而过去由于长期推行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加上近些年的国进民退，以及税收过高，国民收入长期维持较低水平，造成内需严重不足，三架马车倒掉了出口和投资两架，还有内需一架，也是疲马拉破车，难以应付。
与这种通行观点相呼应的，是“中国崩溃论”老调再起。美国纽约大学有一个著名教授叫努里尔．鲁比尼，因为准确预测了2008年的金融经济而变得非常有名的，被誉为“末日博士”，他在2011年、2012年就不断地写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在2013年必然崩溃，还开咨询公司，到处给人家提供咨询，怎么样回避中国经济崩溃可能带来的冲击波。
对于“中国崩溃论”，林毅夫的看法是，33年不绝于耳，这次老调新唱，一样站不住脚。林认为，之所以“中国崩溃论”盛行不衰，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实施的。
根据林毅夫的解释，西方主流的转型理论就是华盛顿新自由主义，即把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的扭曲一次性地都取消掉，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然后一步到位，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制。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最糟糕的经济是像中国那样的双轨制的经济，政府一方面保持控制，一方面放开市场。林认为，这种在西方经济理论家口中“最糟糕的经济”，很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我们幸好没有实施主流理论所讲的“休克疗法”，如果我们真的推行那样的话，那就像苏联那样面临经济的崩溃、停滞。我们走的是双轨制，走双轨制必然导致很多扭曲的情况。然后从这些主流理论来看，既然有扭曲，效率就会非常低，那就不可持续，这是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盛行的原因。
最近“中国崩溃论”的调子又有了新内容：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你过去有那么多扭曲，没崩盘是因为维持了高增长，一俊遮百丑，高增长把问题都掩盖了。现在经济增长慢了，问题就会爆发，崩溃不可避免。
中国近年消费增长正常经济下滑属于周期性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林毅夫认为，关键是我国近年的经济下滑，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是结构性，问题就比较棘手，“中国崩溃”的论断实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周期性的话，就可以用反周期的方式让经济继续维持比较高的增长。
那么，这一轮经济下滑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林毅夫肯定回答：是周期性的。林也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有两架慢下来了，首先，作为我们主要出口市场的欧美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少。2012年，我们出口的增长率只达到7.6%。改革开放以来，从1979~2011年，平均的出口增长率是17%，现在减少了10个百分点。其次，2008年以后，采取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从2009年年初开始，三四年的时间，高速路已经建成并且快收尾了。再往前走的话，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资的增长率面临下滑。三架马车慢了两架。
但在内需消费上，林毅夫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中国最近几年消费增长还是比较正常的。尽管从比重上讲，消费相对于投资是下降的，但是从增长率来讲，还是比较快。三架马车当中只有这一架跑得还是比较正常的。林认为，本轮经济下滑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经济下滑不仅仅是在中国，从2011年以后，发达国家以及其它新兴经济体，像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都在下滑，而且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下滑幅度比中国还要大。这显然是周期性的。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问题。
单纯依靠消费拉增长几乎等于自掘坟墓
既然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显然林毅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与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不同。
国内经济学界目前有一个较为广泛的的意见认为，启动中国经济或叫给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合适的动力是扩大内需。他们举例说稳健的经济体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大体应该是，投资占GDP的三分之一，消费占GDP的三分之二。2008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美国是70.1%，印度是54.7%。而中国是投资占GDP的50%，消费占GDP的35%。同为出口导向的韩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消费占GDP的比重也都超过了50%。
如何靠内需来解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原则上，林毅夫不否定启动消费是中国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的看法，也在演讲中强调了内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但他对内需作了区分：一块是消费需求，一块是投资需求。也就是他没有把投资和需求简单归为两块，而是看到了中国的投资也创造需求的特殊性和发展经验。
作为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过有全球经验比较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批判了那种寄希望单纯依靠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
林认为：经济增长不能以消费需求作为主要的拉动力，不仅中国不能，任何国家都不能。“哪个国家想用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主要的拉动力，那是自己给自己掘坟墓，因为前车之鉴--美国的问题、欧洲的问题都是因为消费拉动造成的。”
林毅夫提出，拉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永远必须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创新，靠的是产业升级。“所有的活动都是以投资为载体的，靠消费，技术是不会创新的；靠消费，产业是不会升级的。只有靠投资，技术才能够创新，产业才能够升级。如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了，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了，收入水平就能提高。在提高的收入当中，有一部份当然是用于消费的，消费可以增长；另外的一部份可以作为投资，生产力水平可以继续提高；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促进收入增加了以后，又会支持消费的增长，继续支持投资的增长跟生产率的增长。”
林毅夫说，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消费也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概念上，要把目的跟手段分清楚。消费可以作为目的，但是要发展，手段还是必须靠投资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中国不缺钱，也不缺高回报的投资领域
众所周知，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经济，一直为经济学家所诟病。这是因为，一般说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都会低效，而且扭曲资源配置。特别是2008年4万亿投资启动以来，地方债务飞速增长。据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的统计，中国非金融机构的负债率已经达到GDP的125%，债务增长已经变得非常危险。而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萎缩，围绕出口和基建所配置的产能已严重过剩。
不过，林毅夫的观点非常不一样。首先，林在演讲中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还处在一个健康的范围，目前我国政府积累的公共负债，加上地方债，也不过就40%多一点，同欧美的超100%以及日本的230%相比，我国的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其次，老百姓有钱，我们的储蓄率高达50%，这是前年的数字。再次，投资要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要进口。而我国有3.4万亿美元的外储，全球第一。发展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双缺”概念：一是缺国内的资金，一个是缺外汇。中国这两个缺口都没有。
钱不是问题，好的投资领域也不是问题。林说，政府所投资的基础设施领域，还是有很多经济和社会效益都比较好的项目。1998年和200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投资就是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公路，1998年全国只有4700公里的高速，跟我们国土面积差不多大的美国是95000公里，我们差得很远。经过这两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去年的高速公路已经达到了96000公里，比美国的还长。美国没有高速铁路，我们还有9600多公里的高速铁路。这是代表中国在基础设施上已经没有投资的空间吗？不是。过去那两轮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我们广修铁路和城际高铁，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严重不行，尤其是地下管网严重不足，污水处理也严重不足。这些实际上都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它的回报率不仅是经济的回报率，而且是社会的回报率。除了这种内层的基础设施，还有环境。环境治理要钱，新的机器、新的设施、新的技术都要投资，这些投资回报率很大。所以说，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投资的回报率很高的领域还有很多。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尽管林不否认现在很多产业存在产能过剩，但他认为，产能过剩不代表没有投资领域。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处在全世界的产业链低端，有很大升级创新空间。林对创新和升级的解释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创新不一定就是你要发明出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只要你新一轮技术比现在好，哪怕你是从发达国家拿来，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水平，你也是创新。同样，只要你产业的附加价值未来比现在高，那也叫升级，是不是全世界最领先的不是最重要。林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这种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空间还是相当多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政府的资金、老百姓的资金做比较好的投资，相信在未来五年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维持8%的增长速度的潜力是存在的。
中国经济还有20年年均8%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是林毅夫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自去年发表以来，一直是媒体议论的焦点。5月12日，林毅夫在演讲中重提这个观点，并认为，他过去一直在讲中国经济到2030年都会有8%的增长的可能，但以前没人反对，而现在反对者众，说明现在很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感到悲观。
林分析了悲观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认为中国过去33年年均增长9.9%，世界史没有过这种奇迹，即使像东亚经济，它们维持8~10%的增长速度也不过20年，20年以后都降到7%、6%以下，中国已经超过人家十几年，不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另一种说法是，那些发展非常好的国家，像日本和德国，人均收入达到5，000~10，000万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都在下滑，都跌到6%以下。中国去年是6，000美元，不可能不慢下来。更何况世界上大部份的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以后，都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这么多体制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你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才怪。
作为以研究发展经济学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林毅夫不是简单的将人均收入放到某个绝对数值上来说明问题，而是置入一个分析框架之中：
首先，林毅夫探讨了经济增长本质，认为经济增长本质上就是技术创新带来了新产业、新产品以及更高的附加值。从经济史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近两百年的事，在十八世纪之前，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平均增长率长期处在0.05%的水平，人均收入翻一番需要1400年；而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100多年，突然间经济增长速度翻了20倍，从0.05%变成1%，人均收入翻一番仅需要70年。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翻一番需35年。人均收入翻番所需要的时间之所以能一再缩短，是因为十八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经济增长的本质其实就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新的产业不断地产生更高的附加价值，而资源也不断地配置到更高的生产价值上。
其次，从新技术、新产业和高附加值的角度看，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已经是现存的技术和产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还没有，它还是新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绝对的创新，从无到有研发出来，这不仅需要大量投入，而且风险非常高，成功概率低，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功的一本万利，但不成功的死掉的成千上万。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是相对缓慢的，平均3%就很不错了。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则不一样，存在后发优势，因为他不需要从无到有地研发，它只需要采取拿来主义，引进、消化、吸收就可以了，成本和风险都很低，因此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高2倍，高3倍。实际上，过去3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这样发挥后发优势的，而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否高增长，要看的不应该是过去，不应该是过去究竟持续多长时间的高增长，要看的是未来，未来咱们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多少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我们不应该把我国人均收入6，000美元这个数字看得太绝对。现在的6，000美元跟50年前的6，000前美元是不一样的。以日本为例，日本达到人均收入10，000美元是在1971年，但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也才15，000美元，两者相差不大。现在我国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美国的人均收入是50，000美元，两者差距很大。人均6，000美元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相对于目前美国人均收入50，000美元所代表的产业附加值，中间有太多的增长空间。我们目前的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计算是美国的21%，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相当于新加坡在1967年，相当于台湾在1975年，相当于韩国在1977年。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20年人均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20年平均每年增长8.6%，台湾1975~1995年20年平均每年增长8.3%，韩国从1977~1997年20年平均每年增长7.6%，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方式跟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式是共同的。他们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实现年均8个百分点的增长20年，所以如果中国后发优势发挥得好，那么应该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当然这个增长要花时间，前面讲的，要靠投资，必须靠有效的投资。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改革，不断地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
比如深圳去年的人均收入是20，000美元，全国是6，000美元，如果到2020年，全国是12，000美元，深圳的人均收入是多少？如果深圳的发展与全国同步，到2020年翻一番达到40，000美元，应该走何种路径去实现？
按照林毅夫的看法，经济增长就是技术的更新、产业的更新，就是不断地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往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其路径一个是升级，一个是转型。深圳有一些产业，实际上已经处在世界的最前列，或者已经接近世界最前列了。那么深圳就必须去创造新技术，创造新产品。研发必须要有人，要有钱，要承受得起可能的失败。深圳作为一个人均20，000美元的收入的经济体，有能力承担风险，所以应尽可能去尝试创新。深圳的华大基因，裸眼3D，还有信息设备等等，都有可能变成非常高端的产业。只是政府在产业扶持和协调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来源: 香港经济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