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的研究在海内外一直就是一个热点，甚至有人干脆称之为“林学”。“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热点和一门大家感兴趣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对于中共的历史，乃至于中国现代历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官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严密封锁和一家之言，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之更加吸引众多研究者和普通人们的目光。2004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笔者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就是对官方多年以来一家之言的突破。两年以来，笔者一直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除了2006年初中共文献研究室前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1〕一文中转弯抹角地对该书一些观点作了反驳外，一直未见有其他学者写出有份量的争鸣文章。前不久，本人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杂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笔者注意到高华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2〕（以下简称“再考察”）。笔者拜读之后感到高先生为文的目的是针对《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而来，然通观高文，错谬之处甚多，笔者不仅没有见到高先生曾经有过的对官方史学的质疑和独立思考精神，且整体行文与逄先知这种官方学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整篇文章立论虚妄、史实不清，以致自相矛盾、人云亦云。正是有了这个感觉，笔者深感就“林彪事件”这一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很多观点值得商榷。笔者愿抛砖引玉，就高先生文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文革之前的林彪，醉心于权力还是淡漠于权力？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一开始，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林彪“出山”的过程，意图证明林彪的“出山”并非是被“逼”出来的，而是林彪本人“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不仅如此，“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欲望。”高先生总结毛林关系时说“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诫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高先生认为“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不难看出，高先生这番高论的内涵就是林彪自己有野心，想向上爬而最终攫取最高权力。实际上，高先生这一论点贯穿于《再考察》全文。
那么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举出哪些直接的证据证明了林彪的野心呢？笔者细读了高先生这一章节，却没有看到高先生给出任何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证据，高先生所说的林彪“野心”全是自己的想像和臆测。我们来看看高先生是怎样描述林彪的“野心”的。高先生说：“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指林彪——笔者注）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再如，“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布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笔者想问一下高先生，高岗何时何地动员过林彪？既然是高岗出面“动员”林彪，高岗提出哪些条件来“动员”林彪的呢？动员林彪去干什么？林彪又是如何与高岗“谈得非常投机”呢？林高之间又作了哪些“交易”？如果仅仅是林高曾经见过一面谈过话，就能够因此证明林彪有“野心”吗？再如：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是一件公开的活动，毛泽东的有关谈话，按中共的办公方？，随即就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书记处传阅，党内高层应知之甚清，正如高先生自己所言，毛的放话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林彪难道会看不透毛的真实想法？然后林彪就会因为这个谈话而“很受挫折”？那么再请问高先生，国内通报了蒙哥马利谈话后林彪有什么具体表现显示出林彪“很受挫折”？至今，关于高岗对几个党内重要人物进行游说，鼓励他们反党一事，由于彭德怀案的彻底平反而被人看成了毫无根据之事。而毛泽东自文革开始以后多次自述的他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过程，已令那次他和英国蒙帅的谈话成为不能作为毛泽东真实心境的举证。高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在写文章时总不能想当然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给历史人物随便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吧？
高先生文章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论点与史实不符。高先生说：“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文革前夕，中央最高层的政治人物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这七个人当中，只有林彪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代表，除毛泽东外，其他人都不染指军队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干部，尽管一些省市自治区一把手名义上兼了当地军区的政委一职，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不参与军队的事务。至于中央常委诸人，大家为了避嫌，更不会主动过问军队的具体事务。要说中国政治力量彼时有所增加的，那应当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力量，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安和猜忌。如果不是那样，毛泽东发动文革，重新回到“一线”执政的动机就没有了。文革前夕，虽然人们可以在广义的范畴上称军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大为增加，诸如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高潮，也推出了雷锋、王杰等学习榜样，但是军队真正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却是在文革之中？为混乱的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由于毛泽东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造反派应运而生，以致各地区各单位都形成两派，派性斗争不断，甚至大打出手，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借重军队的力量搞“三支两军”，以稳定全国的局面，好继续他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三支两军”的出现，大批军队干部被派到地方、机关、工厂、学校等，军人由此成了各省市、地区及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干预或控制地方政权，而是奉了上级的指令搞“大联合”或“三结合”，重新调整领导班子，使之更符合毛泽东搞文革的要求，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秩序。“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空前增加”是文革当中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此外，高先生说“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高先生有何事实证明“军队要扩张利益”？军队的利益又是什么？是参与那个不明方向随时会触怒了毛泽东的文革乱局？还是获得极大经济收益发上横财一笔？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军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中共建国后，军队一直在毛泽东的严格掌握之中，直至文革之前不曾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高先生能否给出军队在文革前夕要“扩张利益”的具体事例？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林彪出山这一问题上来。从中共建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林彪个人的生涯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1956年中共八大。建国伊始，林彪的身体就处于生病状态，且病得不轻。林彪的贴身内勤楚成瑞回忆说：“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3〕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几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这一状况持续到1956年中共八大。
第二阶段，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59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总书记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但是党内的这一安排并非林彪自己出面争夺而来。高华先生自己也承认：“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毛泽东为何这样布局？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毛泽东通过提升林彪党内地位借以制衡掌管军队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埋下了日后由林替彭的伏笔，但是在当时彭德怀依然是军内最主要的领导人。高先生说：“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从《再思考》一文引用的资料来看，高先生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对于人民解放军发展过程中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说出这样无知的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想必只是想当然地将一些情况东拼西凑借以批林，并诛心地认为“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1958年军队内部批判刘伯承主要是彭德怀主持，这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中期彭德怀批判军内“教条主义”的延续。著名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先生对此有过论述，迟先生说：“1958年5至7月，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工作中的一些不同认识和人事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了刘伯承元帅和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萧克、李达等一批人的‘教条主义’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迫使他们违心地多次检讨，尔后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了组织处理，并广加株连，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重大挫折，也使不少军队高级干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此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但身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这次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也难辞其咎。”〔4〕事实上，这桩历史公案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刘伯承、粟裕等人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来都由中共官方予以平反，事实证明林彪对刘伯承等人被批判撤职没有起什么作用，林彪曾经讲过一些话不过就是一个走过场形式罢了。高先生说林彪“破题定调”更是不实之词，显然，“破题定调”者乃毛泽东，而具体实施者乃彭德怀。高先生不将矛头对准这起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和主持人彭德怀，不敢引用他们对刘伯承的批评和讲话内容，也不敢引用其他一些军委常委（包括邓小平）和元帅们对刘伯承的批评，更不敢触及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却对准不起主要作用的林彪大批特批，是不是有欠公允呢？这段时间中，林彪虽然贵为党中央副主席，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也不介入具体事务，军中主事者仍然是彭德怀元帅。
第三阶段，从195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上书，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彭德怀对他权力的挑战，于是发起了批彭运动，连带着揪出了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高先生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高先生在此又言过其实了。林彪上山时，彭德怀的倒台的命运已被决定，彭德怀的罪名是“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等，而这些最要害的罪名都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安在彭德怀的头上的，林彪说彭“伪君子”等批判的是彭的个人品质，而非政治问题，更没有给彭上纲上线为“反党集团”，这如何说得上林彪“批彭的调子最高”？如高先生此说成立，那么又该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彭的斗争批判置于何地呢？1959年10月成立了新的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林彪亲自推荐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5〕。林彪曾一度更多关心的是，抓军队的方针大政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强调了毛泽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此后更加强调学习毛著，把政治工作放在各项工作之上，由此还在军中开创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运动。如此，与其说是林彪“利用”毛泽东实现他的野心，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利用”了用心抓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林彪，以实现他在心中酝酿多时，将择机发动的一场确立他对全党绝对权威的浩大政治运动，也就是后来演变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事实来看，即使是1959年上台后，林彪仍然不愿管事，而是放手罗瑞卿等人主管军队事务，林彪唯一注重的就是掌握好与毛泽东的关系。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条，就是对毛主席完全毕恭毕敬。毛主席说东他决不说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画圈，同意照办。一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6〕除了那些想像和臆测，高先生对林彪的指责并未给出任何像样的和可信的证据，高先生的高论有多少是能站得住脚的呢？
二、林彪是如何卷进文革政治舞台的？
林彪卷进文革运动有几件事值得人们关注，第一，罗瑞卿事件；第二，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五一八讲话》；第三，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议纪要”问题。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毛为了满足林彪的要求，在1965年12月打倒了长期忠于他的罗瑞卿”。换句话说，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作了一个政治“交易”，毛泽东打倒林彪的政敌罗瑞卿以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这个论点一点都不新奇，是国内宣传材料中长期以来的流行观点，也为一些史学作品，包括文学的，艺术的出版物所采用。但是这个观点出于高先生之口，则令人吃惊。高先生对毛泽东的研究不可谓不深。毛泽东，这个中共历史上的强人，干他要作的事，和谁人作过“交易”！？更不用说对一个他一手扶持起来并长期成为盟友的林彪了。何况把中国封建朝代“忠”的概念引入现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并把它当作重大事件的本质原因，是为了换取林彪的欢心而打倒罗瑞卿。高先生的这个“忠”为思路的“交易”说，明显夸大了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并将打倒罗瑞卿的责任全部推到林彪头上。这一论点正是高先生立论的虚浅之处，他既没有认真阅读近期披露的相应史料，也没有再看一看中共中央当时发表的罗瑞卿问题的文件，就如此解释罗瑞卿被打倒之事，且当作文化大革命发起这么重大而又复杂问题的唯一“基石”，如此作法实在值得商榷。
首先，罗瑞卿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毛泽东要全盘部署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的前奏，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主线索。毛泽东在倒罗前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一）更换中央办公厅办主要领导人。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二）调整军事系统高层人事布局。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三）毛泽东的直接批示。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7〕此批示就是冲着罗瑞卿而来。在毛泽东的整体战略部署中，由于罗瑞卿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走得过近，使身处“二线”的毛泽东感觉有军权旁落的风险。为了最终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就必须首先要搞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书记处，拿下“彭、罗、陆、杨”这几个人，只有先扫清了外围力量和前沿阵地，才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直捣刘邓“司令部”，这才是罗瑞卿事件最本质的原因。
其次，罗瑞卿在主管军队工作时与一些老帅关系不好。罗瑞卿在中央和军队中是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但是工作作风上比较霸道，得罪了一批人，特别是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林彪在1965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开头即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林彪指的是哪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呢？据原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1966年8月，邱就听到了叶剑英、聂荣臻对他说了对罗的很大不满，认为他手伸得很长，毛还通过这几位老帅就罗的问题向大家打了招呼，准备解决罗的问题。〔8〕这也是为什么叶剑英在罗瑞卿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原因。罗瑞卿和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关系不好，罗越过聂直接处理国防科委的重大事宜，在聂荣臻历次“批罗”的发言中，在国防科委系统当年印发批判罗瑞卿的材料中，实在是太多。罗瑞卿对当时在军队里坐“冷板橙”的叶剑英的不尊，不仅为高级干部所知，有时甚至令叶剑英下不了台。叶剑英发现和树立的南京军区“郭兴福教学法”，很快就成了罗瑞卿的功劳，在全军召开的学习郭兴福教学的现场会，罗瑞卿居然不请负责军队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出席。如此种种，高先生只要肯用心，特别是对于军队内部斗争的如此？事，还不至于说出没凭没据的话来。
第三，林彪与罗瑞卿之间虽然有矛盾，但林彪从未表示过要打倒罗瑞卿。无论在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还是196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都未在会议上露面，亦未曾对会议作过任何批示。相反，在批罗会议上最积极的人却是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刘志坚等人。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毛泽东倒罗的急先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9〕，这份报告说“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由此可见，最主要的几位倒罗大员就是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刘志坚等人。这份报告给罗瑞卿定的罪名有“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杨成武还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长篇的书面发言批判罗瑞卿，其中就有“四条意见”，杨成武说：“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10〕正是由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的积极参与倒罗斗争，罗瑞卿倒台后他们瓜分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
现在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事件，林彪并不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提出罗瑞卿问题的人，叶群在向毛泽东汇报罗问题前，早有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汇报过了，这才会引出林彪致毛信中所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事实证明，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在军队内部预先作了调整和部署。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11月30日毛泽东主动将叶群从江苏省太仓县召到上海，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题问个究竟。〔11〕换句话说，毛泽东在解决罗瑞卿问题前还要再从林彪那里印证一下那些老帅们的意见，并要林彪就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林彪再不说话就被动了，于是就有了叶群赴上海向毛汇报这一幕。但是林彪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林彪要打倒罗瑞卿，这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曾经对罗瑞卿有过批评，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对罗做组织处理（打倒）的问题上，林彪表过什么态度，迄今为止也没有见到林要求毛、希望毛打倒罗的史料。提前向军队系统高级干部就罗瑞卿问题打招呼的是毛泽东，批示罗瑞卿搞折中主义的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批罗的是毛泽东，要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泽东，决定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和杨成武继任的还是毛泽东。众所周知，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说罗反毛实在牵强，说罗反林则可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泽东所夸大和利用作为打倒罗瑞卿的一个口实。显而易见，毛泽东倒罗绝非是满足了林彪的要求，恰恰是满足了毛泽东自己的要求。
关于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五一八讲话》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个问题，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学者余汝信先生和王年一教授等人已经论述得极为充分，〔12〕笔者在这里就不必赘述了，读者自己可以找到这些文章阅读之。
三、《再考察》一文中诸多的错谬之处
林彪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分析和探讨的研究课题，林彪既有跟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一面，又有稳定军队抵制文革极左派的另一面，这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一方面要跟着毛泽东“抓革命”，另一方面要作好分管的工作，要“促生产”，不能让国家混乱是一样的。这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将林彪的言行简单地归结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要处心积虑地“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和“篡党夺权”。
高华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列了这么一个题目“林彪在1966至1969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什么是林彪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呢？高先生列了几个例子：“林彪一出山就出手打人：刘少奇已倒台，最大的对手就是邓小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以全票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仍然分工主管和各国共产党联络等工作，江青和林彪联手，向毛进言重排座次，把邓排在第六名。”高先生在此处说得明显不对。有什么证据表明林彪参与其事？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俩人在8月6日晚间商定的，但是江青却提出异议，江青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毛泽东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了第四位。〔13〕
高先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林彪还利用文革的机会报复仇人和清除异己，他的方法是利用毛的疑心，借毛和江青的手清除异己。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高先生的论点与史实再次严重不符。自1963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其中批得最不留情面且又令陆心惊胆战的，就是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领域的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事实上，陆定一从那时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到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谈到学术批判时毫不客气地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14〕毛泽东口中所指的阎王何许人也？非陆定一莫属！即使没有严慰冰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陆定一在文革初起时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所打倒。高先生将陆定一的倒台简单地归结为林彪的报私仇和清除异己显然与史实不符。
此外，高先生还举了一个贺龙的例子。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林彪在军队中最不放心的是贺龙，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林彪夫妇在刚出山的1966年7至8月，就策划诬陷贺龙。……毛就改变了对贺的态度，同意打倒贺龙，林彪趁此机会，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毛听之任之。”高先生在此对中共官方抛出的材料不加分辨就深信不疑。高先生在此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就指责林彪“策划诬陷贺龙”及“把贺龙系的人马全部清洗”。我们还是看看毛泽东自己是怎么讲贺龙事件的吧。毛泽东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提及了贺龙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15〕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及的揭发贺龙问题的人都不是林彪嫡系四野的人，成钧、许光达、廖汉生都是贺龙自己的亲信部属，廖汉生更曾经是贺龙的亲戚。吴法宪回忆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16〕显然，贺龙一案主要是毛泽东根据成钧、许光达和廖汉生等人的揭发材料而亲自作的决定，周恩来直接作的布置，将贺龙予以关押审查。贺龙倒台后，林彪也从未下令“全部清洗”贺龙一系人马，很多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依然保留原职，未遭牵连，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就是一例。高先生也太高估了林彪的权力，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哪一个中央高级干部可以被随意打倒？而哪一个被打倒的高干不是毛泽东点头批准才被打倒的呢？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还有另一个高论：“林彪对一些部下倒台有同情，和江青也吵过架，但林彪区分不同情况，除了极少数亲信伸出援手（只救过邱会作），其他一概不管。”高先生此言未免太过武断了！自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在全国全面夺权之后，随着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不仅各省市地方领导受冲击，军队系统也大受影响。总参、总政、总后以及各军兵种等都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工作停顿，不少军队领导人被揪斗被迫害。以吴法宪本人为例，吴被造反派搞得焦头烂额，为了躲避军内造反派，吴先是住到总参管理局的第五招待所，后又住进叶剑英的家，没多久又搬出来，时而住在空军指挥所，时而住西郊机场，时而住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最后奉叶剑英之令住进中央军委直接管辖的京西宾馆，该宾馆由北京卫戍区警卫，造反派冲不进去，吴法宪的处境才略有好转。〔17〕军内其他一些人则没有吴法宪这么幸运，不少人被残酷批斗，甚至死于非命，军内的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等人就是如此。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林彪利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保护军队的干部。吴法宪对此有较为详实的描述：1967年1月上旬，中央军委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林彪的本意是借开会的名义把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予以保护。林彪还规定，不经过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人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返回原单位，另外林彪也想让与会者集思广益商讨对策，以稳定军队，尽量减少运动给军队带来的损失。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每天都向林彪作汇报，周恩来也常来与会。会议首先制定的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第二个文件就是著名的“军委八条命令”，这是林彪口授，并争得其他几位老帅的同意后，报毛泽东批准执行。对稳定军队起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文件就是《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得几项规定》，军以上机关的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律不许自下而上夺权。军以下机关则坚持正面教育，一律不得进行“四大”。此外，会议还制定了其他文件，如《关于军以上机关进行文化革命的补充规定》、《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关于外出人员串联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关于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决定的通知》、《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关于基建工程兵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森林警察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关于军事科研机构和机要密码工厂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文件都是叶剑英向林彪汇报，并由林彪与周恩来共同领导制定，很好地体现了林彪力求稳定军队、尽量减少“文革”对军队的冲击的指导思想。〔18〕对照高先生的林彪对“其他一概不管”的高论，高先生对此若非是无知就是故意视而不见。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还将“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归结到林彪头上，指责林彪“想揪军内走资派”，林彪“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8月1日，《红旗》为纪念‘八一’的第十二期，果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1967年7月20日发生了武汉“七二0”事件。据王力在自己的反思录里回忆说，7月22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七二0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19〕毛泽东不仅同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甚至对整体形势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因此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单独写信给江青，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的专政”，并说“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20〕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七二0”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8月1日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多篇社论，不断强调“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事实证明，中央文革的笔杆子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并宣传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那篇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过就是诸多评论文章之一罢了，其宣传口径正是毛泽东先前定下的调子。对陈再道和钟汉华的组织处理也由毛泽东拍板决定，未见林彪从中起了什么作用。这里如何谈得上林彪“试图借江青之手，清除军内非林系的力量”？〔21〕
四、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为”和“所不为”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可惜的是，高华先生对此也竟然不加分析地原封不动地予以认可，指责林彪“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然而历史真是这样吗？
毋庸讳言，林彪在文革初期和许多老干部一样被毛泽东拉上了文革的战车，说了一些支持文革吹捧毛泽东的话。这些讲话，有的是中央拟定的稿子，由林彪代表中央读的，有是的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必须要讲的，即便处于被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也讲了不少“拥护文化大革命”的话，言过其实地吹捧过毛泽东。还有一些，是林彪作为军队的领导人说的，这和他几十年来的讲话是一致的。由于林彪统领人民解放军，并以毛泽东亲密战友、接班人的身分出面讲话、发表一些指示，对文革这场浩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分析政治历史人物时还要看到他的另一面，对其所起作用也要实事求是的予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脸谱化，林彪毕竟不同于江青这种靠造反和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极左派。
简言之，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为”就是在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同时，力求军队的稳定，不许军队介入地方的文革运动，与此同时，林彪严防江青文革极左派插手军队事务，特别是决不允许江青在军队中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22〕面对风起云涌的文革风潮，林彪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由于江青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分，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也可搞大串联，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林彪经过考虑对军队院校师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军队院校师生可以分期分批来京接受毛泽东检阅，但检阅后必须立即返回原单位；第二、来京后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有组织地来并由领导带队；第三，来京后由军队负责接待，不准到外面去串联。〔23〕但是由于毛泽东在10月1日天安门上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的谈话中，提及“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是他们调动不了的”。〔24〕林彪随即于1966年10月5日授意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和整个形势逼出来的，该指示虽然也说“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但该指示还说“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25〕尽量对军队院校师生的文革活动予以限制。
（2）林彪对文革的军队院校的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态度。1966年11月上旬，由于军队院校的不少学员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冲击总参、总政、国防科委等机构，号称要揪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总政主任萧华等请示叶剑英后，向林彪提出，这个问题很严重，必须要严肃处理。为此，他们建议：命令冲进国防部大院的学员立即撤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对于闹事的个别头头还要抓捕。但是林彪没有接受这些建议，而是提出“四不政策”，即对这些学员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抓人，不开枪”，做好这些人的思想工作。〔26〕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甚至悲剧，林彪宁可采取克制政策。其实，早在8月21日，总参和总政就为此发布过《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规定指出“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等。〔27〕这些都体现了林彪稳定军队，不许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思想。
（3）利用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之机尽力保护军队的干部。此点上文已有论述。
（4）遏制军内的造反派势力。1966年8月起由于毛泽东的检阅支持，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大批军队院校学员涌入北京，很多人来了就不肯回去。这些滞留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很快就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地方院校的学生串联在一起，开始在北京“闹革命”。军队院校的师生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联，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被中央文革操纵的军队院校造反派已经成了搞乱军队的主要力量，是林彪和军委领导人的心头大患。1967年5月，解放军在京的几个文工团体——北京军区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和二炮文工团共同发起一次文艺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的文艺团体内部已分为两派，一派被称为“老三军”，他们是支持军队的现任领导的，另一派则是“新三军”，实际上是由北京的“三司”造反派所支持的军队造反派。这次演出则是“老三军”联合起来支持所属文工团举办的活动，因此他们又被成为“演出派”，而“新三军”则要冲击这次演出，故称为“冲派”。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新三军’把这次演出看成是与军队‘老保’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这场大决战，他们早与中央文革所支持的北京‘三司’等造反派密谋策划，调集大批力量准备武斗。他们认为，只要制造出事端，中央文革就会站出来支持他们，这样军队里的‘老保’就完了。”果然在5月13日“演出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演出遭到“冲派”的强烈冲击，两派发生严重的武斗，各种乐器被毁坏，设施被砸烂，演员被打伤，以致海军司令肖劲光和政委李作鹏赶去支援，吴法宪在空军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前往支援。武斗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陈伯达和萧华赶到现场，才制止了武斗的进行。在此情况下，连周恩来出面说话都不起作用了。林彪此时则毅然出面。吴法宪回忆说：“从不轻易出面干涉具体事务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则置之不理。林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表态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5月23日“演出派”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演出，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还派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造反派未敢再来滋事。6月9日“演出派”再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林彪亲自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一大群中央领导干部前来观看，林彪以实际行动给“演出派”撑了腰。吴法宪说“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多了。”〔28〕事实证明，林彪成功地利用了一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演出击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稳定了军队和北京的局面，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却束手无策，他们支持的学生造反派虽然没有土崩瓦解，但是却已成为强弩之末，很难在军队内部再制造什么事端了。
通过对以上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的另一面。虽然林彪和那时在中央工作的其他老干部一样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拥护他发动的文革运动，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相应的对策。军队的稳定使军队能够顺利地执行了“三支两军”的任务，从而稳定了全国的局面。此外，林彪严防江青插手军队事务，使江青无法在军内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军队系统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的坚强柱石。高先生的那套“林彪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的高论有多少是能站得住脚的呢？
林彪事件是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对其研究还相当地粗浅，而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是公开对外披露的材料太少。然而，相对于“庐山会议”、“九一三事件”那些被死死地封住的重要事件内幕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相关材料披露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那不涉及中共讳莫如深的核心问题，在史学研究上也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度。高先生如果细细地读一下那时的官方材料和文件，怕是也不会得出这么简单的结论。
五、林彪的“一号令”与“设国家主席”问题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号令”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在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占了一定的分量，但其中的主要论述基本还是缺乏史实根据的臆测。
高先生举出这两个“实例”，意图证明林彪的确有野心而引发了毛泽东的警惕。一是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另一个就是林彪主张设国家主席。高先生的这套高论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玩艺，早就被官方说了三十多年了，2006年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前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论述林彪事件时，恰恰也是举了与高先生一模一样的事例。高华先生与逄先知在这一问题上有这么一致的看法，实在出乎本人的意料。逄先知本为党的官位学者，为了成全中共一家之言的“史学研究”，不惜掩盖事实，坚持当好忠实的“喉舌”，不足为奇也，食君奉禄，尽其职守，为臣之道也。然而高先生曾俨然以民间独立学者的形象出现，在林彪事件研究上竟然也同逄先知所言如出一辙，实在令人惊讶。
关于林彪的“第一个号令”问题，读者参看林办秘书张云生《实话实说“一号令”》和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的《“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应可完全明白这个“一号令”的始末。惟笔者更推荐读者细细阅读著名文革史学者余汝信先生的《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29〕，余先生将那段时期的历史备加详述，系统准确地厘清了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对苏战备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余先生指出：“文革以来的毛泽东，并不希望有任何人与他分享好不容易从刘少奇等‘一线’的人手中夺回的权力。尤其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是牢牢紧抓不放的。文革以来打倒地方走资派形成的权力真空，以及1969年对苏备战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这恐怕并非林彪及军委办事组诸人的主观愿望，恐怕也不是他们个人的本意。而恰恰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军队的状况，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类似阎仲川命名林彪‘第一个号令’这样的无心之失，无意中加剧了毛的疑惑，这却是类似阎仲川这样长于军事而拙于政治的当事人所始料不及的。”事实证明，林彪根据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针对苏联有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向军委办事组发出了指示，林彪本人并不知晓这个指示被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在向全军发布时冠上了“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字眼。另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该项指示在向北京黄永胜等人传达的当天由叶群汇报到了毛泽东处。〔30〕高先生说“第二天，叶群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报给毛、周。”高先生这一说法明显不确。
高先生《再考察》一文中还有一个没有事实根据，不知何以说得出口的“高论”：“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我们看看身为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是怎么回忆这段历史的，吴回忆说：“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当时林彪考虑的主要问题是战略防御和武器装备。林彪提出了“三防”和“两打”，“三防”是“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打坦克、打飞机”。解放军重点加强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防空力量，将部署在东南沿海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和“三北”地区。另外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并调整“三北”地区的空军部署。为了防止苏军机械化部队在“三北”平原地区长驱直入，林彪提出在华北地区搞人工造山，在特定地区建筑若干“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各“山头”之间炮火相互支援，形成强大的火力网。这些“山头”既可抗核攻击，又可储藏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可以保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为此，林彪亲自赴华北地区考察地形。1969年国庆前，林彪还向毛泽东汇报，提出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苏联利用中国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看法，林彪将军委办事组和总参专管作战的阎仲川副总长找到毛家湾开会进行部署。林彪下令疏散北京附近机场的飞机，机场跑道设置障碍，机场值班人员配发武器等。黄永胜、吴法宪等军队领导人连夜进行的部署。〔31〕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证明，林彪对有可能发生的中苏之间战争异常警觉，亲力亲为作了大量的战备防御工作。史实俱在，高先生所说的“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论点还能站得住脚吗？
所谓“设国家主席”问题，原本就是毛泽东对林彪搞的欲加之罪，可高先生照搬这一罪名，认为：“林彪想要一个代表国家名器的正职，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征，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那么高先生举出了什么可信的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高先生说：“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分的重视”。其实，对外电文署名这类杂事小事林彪根本就不会去管，这都属于外交部门处理的具体事务，通常也是周恩来的安排。这种随意的联想和臆测可以拿来当作证据吗？大量的事实证明林彪根本无意于当这个国家主席。
1970年3月上旬，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回京传达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意见，汪东兴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当晚汪东兴还邀请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几人到自家闲谈，汪东兴再次提及毛泽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5月17日，军委办事组到林彪处汇报工作，黄永胜、吴法宪向林彪提及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32〕吴法宪回忆说“林彪当面对我们？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说：“林彪等的坚持，当然有自己的目的，被毛一眼看穿。”笔者想问一下高先生，毛泽东是何时才“一眼看穿”林彪的目的的？是在1970年3月中央宪法修改小组进行讨论而毛泽东表示“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之时，还是毛泽东在1971年8月南巡讲话要打击林彪之时？林彪自己清楚明确的表示毛泽东应该当国家主席，林彪自己既不愿当这个国家主席，甚至连副主席都不要当，如此这般还要被戴上要“篡党夺权”的帽子，这个天下还有没有公理？高先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全凭自己一个臆测就能断定林彪要向毛泽东“要一个名分”，高先生自己不觉得离史实太远吗？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思考，一个正常的国家应不应该有一个国家元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为什么林彪的正确主张反而被毛泽东歪曲成林彪要“篡党夺权”？这实在是毛泽东找不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废黜林彪，只好将所谓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作为一条罪名来打击林彪。没有这一条罪名，就不能坐实林彪的野心，无法坐实林彪的野心，也就没有办法证明林彪想谋反，没有林彪的谋反，哪里会来谋杀和叛逃呢？没有谋杀和叛逃，又如何坐实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案呢？这里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源头恰恰就是这个莫须有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整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九届二中全会前做贼心虚，自己不想当国家主席，还干脆要求不设国家主席，以个人一己之私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林彪提出应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不过就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国家整体秩序已恢复正常，文革的无序状态已经结束，这一提议何错之有？何罪之有？毛泽东死去这么多年，难道高先生还是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意志，以毛泽东的观点来判断是非吗？
六、林彪由盛而衰的原因何在？
高先生在《再思考》一文里，将林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归结于中共“九大”。笔者认为，高先生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却远非问题的实质。林彪真正由盛而衰并非起始于“九大”，而是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领导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矛盾在九大之后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文革极左派骨干——张春桥，由此得罪了毛泽东，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铸下了毛泽东下了打倒林彪的决心。个中缘由，需要作一完整详细的交代。
（1）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矛盾激化。黄永胜接替杨成武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根本不买江青的账。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和吴法宪，并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黄吴二人写检讨。但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以致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都受到江青的阻挠，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才使黄永胜成行。周恩来关照陈伯达去机场为黄永胜一行送行，回国时也去迎接。但由于江青的反对，陈伯达竟然不敢赴机场迎送，可见江青的霸道。周恩来亦曾率黄吴等人去江青处表示团结，但却遭江青破口大骂羞辱。这些早年与毛泽东出生入死的老将军们竟然遭江青如此凌辱荼毒，军委办事组的人怎么能不联合起来与她斗呢？〔33〕
（2）李必达事件。李必达原为温玉成的秘书，后李给黄永胜当秘书。由于军委办事组诸人厌恶江青，难免自己内部议论甚至贬损江青等人。李必达作为黄的秘书，却悄悄记录下黄永胜等人的言论，写成小报告，通过北京卫戍区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送给江青，以证明黄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小集团”。江青将此小报告转交毛泽东，但是毛并未特别在意，只是转给了林彪，林彪又转给黄永胜。李必达想通过卖主求荣，卖身投靠以得到江青的赏识，但由于毛泽东的态度，李必达的野心没有得逞。〔34〕这也反映出双方矛盾的加深。
（3）温玉成立场的转变。温玉成原本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黄永胜的部下。1967年11月，温玉成进京当了副总参谋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黄永胜进京当了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但是由于江青的刻意拉拢，温玉成立场发生转变。吴法宪回忆说“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当黄的秘书李必达将告密信送交温玉成时，温玉成竟然让李直接送信给江青。〔35〕此事明显暴露了温玉成立场的转变，也显示出江青意图在军内寻找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得逞。温玉成后来两边不讨好，颇多磨难。这也表明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是很难在中央混下去的。
（4）汪东兴倒向林彪。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实际上倒向了军委办事组，并成为林彪、叶群的重要耳目。汪东兴之所以倒向林彪，吴法宪回忆说：“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而“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她的出气筒。”“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36〕不要小看这个汪东兴，毛泽东那里的一举一动，汪东兴了如指掌，汪时常给军委办事组和林彪通气，林彪这边就能及时掌握有关信息，采取相应的对策。这也成为后来林彪及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文革极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
（5）江青意图整林彪。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表了一个即席讲话，谈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文化革命运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等，借以说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意义。而九大之后，江青等人意图批判林彪这个讲话，说林彪的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江青几次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批判林彪讲话，遭到黄永胜等人的拒绝。林彪对此并不在意，只是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江青等人看无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就借口批判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意图搞一个影射批判，但遭到周恩来、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的反对，江青的意图未能得逞。〔37〕
（6）江青等人试图整周恩来。一件事是：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甚至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江青手中，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38〕从以上这两个事例来看，面对江青等人的整人伎俩，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和毛泽东。
（7）陈伯达向林彪靠拢。陈伯达虽然在文革初即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江青才是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江青看不起陈伯达，常常谩骂呵斥陈。陈伯达也自嘲自己是个“刘盆子”、“小小老百姓”。九大之前陈伯达几次流露出不想再干文革小组组长一职，却被林彪劝止下来。林彪对陈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指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39〕陈伯达听从了林彪的建议，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上也与林彪想法一致，并压制江青，在九大后不许再用中央文革名义发布文件。〔40〕
（8）宪法修改小组上的争论。1970年8月宪法修改小组在修订宪法草案时，张春桥删除了草案上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张这么做自然是有毛泽东撑腰。毛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过此番话。〔41〕但是张春桥却不明说，导致吴法宪与张春桥大吵一番。吴事后向林彪及周恩来作了汇报。这也成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文革极左派的导火索。
事实证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张春桥等人的批评，绝非仅仅是针对宪法修改草案文字推敲上的争执，而是要对江青等人九大以来破坏中央工作等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答，要对文革极左派的为所欲为有所制约。事情是江青等人挑起的，但由于江青地位特殊，林彪不能明着批评江青，只能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张春桥。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迟早都会到来。但是，林彪没有意识到对张春桥的批评会引发全体与会人员的共鸣，那是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文革极左派的仇视。如果听凭林彪打掉张春桥，毛泽东拼后半生精力搞的文革就可能半途而废。庐山会议上的焦点并非所谓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而是毛泽东要维护他的文革大业，这才是林彪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七、“九一三事件”中的“刺毛”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官方在公布的林彪罪证中，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林彪指使自己的儿子林立果“阴谋杀毛”，几十年来，官方的史书和研究文章中依然连篇类牍地大肆宣传，由此证实毛泽东对林彪的斗争属于合理合法、仁至义尽。可惜的是，高先生也依然重复了这一老掉牙的论调。高先生在《再考察》里说：“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显然，高先生在这里完全认可了官方的说辞：林立果贸然行刺，但是毛却神机妙算逃过一劫。高先生还说：“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个风险？”高先生所说的“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也就是说，叶群也参与了林立果的“刺毛”计划。
官方版本的这段“刺毛”过程，毛泽东至今仍然被说成是“神机妙算”。可以说，这是毛泽东被神化后至今还没有返朴归真之处。从法学和逻辑科学的角度分析，如果说不出毛泽东是如何得知被剌的，只是“幸运”地察觉了，而没有法学意义上的证据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事情本身就是虚构的。造出一个“事实”来打击对手，在古今中外政治家的手段中应属常见，毛泽东在党内对付其他人，如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中也多次使用。
严格说来，官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拿出任何林彪涉案的证据，基本上都是些牵强附会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是被关押审查者在文革无法无天的环境中制造出来的，诸如“三国四方会议”、“八八政变会议”等。在文革那种环境下，官方想要什么证据而拿不到呢？1970年8月8日叶群在毛家湾与吴法宪、邱会作的家庭琐碎的聊天都可以被中共中央认定是叶、吴、邱三人“密谋策划搞反革命政变”。而1980年的“两案”审判更是罪名先行，“证据”为现实服务。被告人的罪名不是经过法庭审理后根据事实来判定，而是预先定罪，强加罪名。吴法宪直言：“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来，我是十分希望看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过有直接的或者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林彪直接策划了‘政变’和‘谋害毛主席’的行动。如果有这样证据，为什么一直不让我们看到？”〔42〕事实上，林立果的“刺毛”计划最多不过就是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室内空想而已，连会都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高先生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林彪逃不脱干系”，难道仅凭臆想就可断定林彪“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真正“心智失常”的人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林彪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与毛和平分手，无非就是避祸而已，难道毛泽东的刀子架在脖子上了，林彪还不能一走了之？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仅凭一两个人的口供就入人以罪者，无一不是冤案！高先生搞历史研究多年，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吧？
八、什么是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开宗明义就指出“对林彪事件需从一个纵深的角度来观察，尤其应考察林彪事件的体制因素，以及这个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后国家发展的方向等问题。”那么，高先生是如何从“纵深角度”来视察体制因素的呢？高先生说：“毛林之争完全是围绕权力的异常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此说成立否？笔者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毛泽东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天下苍生悍然发动了文革运动，文革运动给中共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致使文明倒退，生灵涂炭，中国社会生产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大批无辜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中国大地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显然，抵制、结束文革运动自然就代表了人民的意愿，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民在打倒“四人帮”时欢天喜地、举国欢庆的心情了。林彪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没有亮出自己的观点吗？为何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如是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林彪在九大召开前，就认为文革运动已告一段落，国家应该稳定，还是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林彪的这一指导思想正是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依据。对于江青一伙干扰中央工作，肆意攻击周恩来等领导人，林彪敢于站出来予以批评，敢于在毛泽东在世时“太岁头上动土”，对江青等人的活动予以制约。如果林彪不是出于公心，何必与文革极左派过不去呢？与他们同流合污不是更安稳更安全吗？如果说，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在毛死后大反“四人帮”是正确之举，凭什么就认定林彪在毛生前反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举措就仅仅是“权力斗争”，是“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呢？笔者深为赞同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的看法，即“1970年庐山的这一场斗争，是中共党内相对健康力量与文革极左派的又一次较量。因为文革极左派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党内健康力量以失败告终，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惟仅仅五年之后，1976年10月，文革极左派失去了毛泽东这座硕大无比的靠山，变得不堪一击。在某种意义上说，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1970年8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1976年10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1970年8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1976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43〕真是善哉斯言！
如果我们认真地从中共的体制上找因素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中共这个体制本身就是封建皇朝的现代翻版。这个体制没有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法制的概念，更没有公平竞争的选举机制。毛泽东以下，中共领导人的升迁、下降往往取决于上级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毛泽东集封建皇权于一身，废立接班人如同儿戏，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无不在显示出这种机制的根本缺陷，高饶事件、彭德怀事件、刘邓倒台、林彪事件等等，毛泽东的皇权无人可以制约，以致搞出了天怒人怨的文革运动而不能自拔。如果毛泽东不死，文革运动还不知伊于胡底。所以，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九、《再考察》一文的其他瑕疵
高先生的《再考察》一文不仅存在着观点与史实严重不符的缺陷，还有其它一些的问题。笔者在此有必要一一予以指出。
（1）引用史料方面极不负责，有违历史学者的道德规范。高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书籍、史料可以引用，什么样的不能引用。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因为官方的回避和封闭，对第一手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能读到的实在是太少，因此更为珍贵。而如此过多的封锁，也让一些政治化、文学化、商业化的流行作品大行其道。对此，高先生不会不知吧，这本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悲哀。然而，笔者发现高先生文中对许多当事人和原始文件的内容，不知是不知呢，还是有意回避，还是决心放弃严肃的治学学者身份，加入史学题材“戏说者”的行列（中国此风正行），高先生十六处引用辛子凌所写的野史《林彪正传》。据了解，辛子陵是国防大学宋某人的笔名。《林彪正传》一书采章回小说体裁，为东拼西凑当年一些中央文件的摘录和自己编造的人物对话的混合体，全书分42回，从林彪出生写起，文革期间为九个回合：三十四、刘少奇忠君被君算，罗瑞卿伴虎被虎伤；三十五、捧江青林彪邀宠，保吴晗彭真抗争；三十六、烛影斧声林彪布道，白云黄鹤领袖留言；三十七、林彪极人臣之位，贺龙蒙不白之冤；三十八、用心机排挤诸帅，造舆论独掌兵权；三十九、一条错误路线形成，两个反党集团出现；四十、副统帅紧跟统帅，超天才惊动天才；四十一、讲天才跪着造反，老夫子李代桃僵；四十二、投苏联机毁人亡，解纤语鳞不生毛。这样的章回小说的东西全然没有任何注释和材料来源的说明。此书前半部分对林的军事才干有所承认，后半部分歪曲历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编造的对话十分离谱，如江青“跟毛泽东摊牌”道：“你怀念你的杨开慧，我还想念我的唐纳呢！”“你怀念前面老婆写诗登在报上，我还怀念前面的丈夫呢！他没死，我找到他要跟他通信，也登在报上。我无官一身轻，怕甚么呀！”〔44〕还有如：林彪在1967年2月批判二月逆流时对叶群说：“主席说我地位不稳，有人要夺我的权，这是要我彻底解决军队的两个司令部问题——不止是两个司令部问题，是五个司令部问题。”“一个野战军就是一个司令部，还有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这不是五个司令部吗？现在我的权力主要在北京，空军、海军、总后、连总参、总政的权没有全部在我手里。杨成武、萧华不知为甚么一个劲往周恩来那里靠。出了北京，南京军区、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福州军区……你算算看，哪个军区司令能像吴法宪那样死心塌地跟我走？”〔45〕如此种种，这哪里是在研究历史，根本就是一个流行章回小说的说书先生不断抛出“噱头”的唱本，高先生如此大量引用毫无根据的野史资料，其文还有什么客观价值可言吗？仅就此点而言，高先生实在缺乏一个专业历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这一问题在《再考察》一文中随处可见。诸如，《再考察》说林彪“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林彪是如何“特别严重打击”徐向前的？高文却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再如，《再考察》说“江青要打倒杨成武和傅崇碧，林彪也想打击‘杨、余、傅’”，高先生给出的理由十分外行，说明高先生根本就不真正了解这一事件个中的复杂原因，胡乱联想臆测。还如，《再考察》说庐山会议后，林彪向毛讨价还价“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如此荒谬绝伦的小说演义竟然也成了《再考察》的一个论据。高先生的研究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3）情绪加偏见，缺乏理性思维。林彪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待这样的历史人物，要全面、客观地予以分析，而非简单化、脸谱化。笔者读罢《再考察》后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作者虽然在评毛一事上的分析有些道理，但在对林彪的描述中却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用了一些不必要的非理性贬义词，且处处贬抑予以丑化，此非严肃史家之所为。甚至让人感到了文革中对林彪的那个描述“二十年代投机革命，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代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肯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的现代版。这实际上伤害的是《再考察》一文和作者本身。诸如，在谈及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发表的讲话，作者用语是“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衷心邀宠”；再如，谈及武汉“七二Ｏ事件”时，作者说：“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还如，在对林彪的评价时说：“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绞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等等，如此不一而足。这类的思维在国内史学界并不少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官方三十余年来的影响甚深，同时又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方面的资料，由此免不了流于肤浅而形成闭门造车，人云亦云之现象。如果高先生是一个对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由毛泽东执掌大权后几十年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般的文人墨客的话，那么还有情可原。但是高先生乃堂堂高等学府的教授，执教多年，受过最起码的史学训练，《再考察》中却出现以上这些明显的问题实在是说不过去。笔者不相信高先生与官方的御用学者一个鼻孔出气，但是高先生的文章实在缺乏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实事求是和对官方一家之言的批判精神。
良言逆耳，还望高先生三思。
2006年12月26日初稿2007年1月1日定稿
注释：
〔1〕逄先知《〈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原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
〔2〕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
〔3〕蒋霞《我给林彪治怪病》原载《书摘》2006年3月号
〔4〕迟泽厚《谈谈“为尊者讳”》，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另参见肖克《忆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
〔5〕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540页
〔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540页
〔7〕以上步骤可参见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2004年2月6日
〔8〕舒云采访邱会作将军笔记2000年11月16日
〔9〕〔10〕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11〕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64页
〔12〕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2004年2月6日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403期2004年11月15日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载《重审林彪罪案》2004年版第13－46页
〔1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131页，还见《王力反思录》下册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21页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十二册第31页
〔15〕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1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37页
〔17〕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8－621页
〔18〕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47－650页
〔19〕《王力反思录》下册第1011页第1027页
〔20〕《王力反思录》下册第1012页
〔21〕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请参见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1期
〔2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5页
〔2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6页
〔24〕《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1444－1445页
〔25〕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17－618页
〔27〕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8〕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672－675页
〔29〕余汝信《1969：对苏战备中的军委办事组、林彪与毛泽东》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24期2006年9月5日
〔30〕张云生、张丛坤《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上册第568页
〔31〕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62－764页
〔3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75－778页
〔33〕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1－733页
〔34〕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4页
〔35〕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4页
〔36〕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35页
〔37〕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49－751页
〔38〕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752－756页
〔39〕转引自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编辑，将由香港田园书屋在2007年年初出版
〔40〕《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第114页
〔41〕《毛泽东传》下卷第1569页
〔42〕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册，第975页
〔43〕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41期2006年12月4日
〔44〕辛子凌《林彪正传》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549页
〔45〕辛子凌《林彪正传》第572－573页
来源: 《华夏文摘增刊》第5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