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系的系庆，我自然高兴，我是哲学系77级本科嘛。可外哲所也四十大寿了，没人问，没人庆，相比之下真让人觉得那只是一个空壳儿，有些冷落，不觉有些心寒，自己写个东西聊以慰心，感恩，感念师恩，也祭先生们在天之灵！

说我们学校的外哲所几起几伏，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似有似无，似无似有，有点儿天下大势的味道，多灾多难应该是没错的。外哲所全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当时，我国刚刚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走出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要建立几个研究所，了解并研究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哲学和国际问题。北大建立了两个独立建制的系级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第一任所长是洪谦教授。根据当时教育部给北大的通知，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以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西方哲学史、自然哲学等为研究对象”。四十年前，即使是在那种政治意识形态极其强大的封闭状态下，学界的大多数对外面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们似乎还有那么点儿较为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方向。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哲所还没能干些它被希望干的事情（至今可见的，唯有洪谦先生主编，商务版《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了吧），就被卷入了那股势不可挡的“革命”大潮，随之浮沉，没几天就沉没在那荡涤一切的污泥浊水之中。刚刚从哲学系分出来的几位老师，又回到哲学系，和大家一起去革命和被革命了。外哲所便也不成其为外哲所，几乎可以说是“消亡”了，学术在政治面前之无力由此可见一般。

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的学校当局把几个研究所合到一起，外哲所便也有几位老师又从哲学系分出来，到了研究所（可还不是真正的外哲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高校恢复了考试招生，外哲所于1978年正式恢复系级建制的研究所。所长仍为洪谦教授，副所长是熊伟教授。 当年，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外哲所真正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从此起步。

外哲所从建所到今天已是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可说的事儿太多了，世事变幻，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说也罢。可其中不能不说的是两位曾任所长和副所长的老先生，洪谦和熊伟。学术是随着人走的，外哲所有了这两位当家人——洪先生，维也纳小组早期成员，小组领袖石里克的助手；熊先生，海德格尔亲炙弟子，在华唯一嫡传——他们清楚当今哲学该干什么，如何去做，又碰上了好时候，没几年，学术、学生都大有长进。从那时算来到今天，不过区区二十余年，他们所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学派——自逻辑实证主义始的分析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所创现象学解释学哲学——在我国内的传播，研究不但遂成风气蔚为壮观，且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影响了许多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进路，其间，外哲所及其后学的成长、发展、起作用，自不在话下，而当得首功的无可争议的是二位先生。

然而如今，两位先哲，均已作古，离开我们十年有余了。可对我们这些曾沐浴师恩的学子，会常觉他们虽人已驾鹤仙去，而音容宛在，每每因些须小事，忆起桩桩件件亲身所受耳提面命的教诲，心中烦恼，世间琐事，稍觉释然，却也唏嘘不已，人走了，不可复生，而今物是人非，不知先生在天之灵，又作何想？也许，他们会有点滴遗憾，因他们不在，不仅不在位，也已不在世，无力回天，否则，外哲所以他们的能力和影响，恐不会受再次撤消实体建制，被并入哲学系的无妄之灾（真的，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校方就是非把外哲所的系级建制撤消不可，无论怎么说也没用，确非我辈力所能挽）。也许，依二位的禀性，会默然微笑不语：却怎见那刚刚撤消不到两年的外哲所，又因上方须以系级实体研究所方可入选“基地”的要求，忽又复生，真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至今日四十寿辰无人知晓，无人纪念，何至于此？所为何焉？为权？为利？为学？不知道，不可说，可笑总有一点儿，在天之灵不语，世间人又作何感？不可说，不可说。只是学生自觉愧对先师，唏嘘而已，没笑。

两位先生，学有分疏，各领风骚，性情亦迥然不同，大异其趣。然而，在学生眼中，不仅同尊为师，且窃以为，为师也有一二相似处。

其一，二人同由大师指点，自年轻时，便去西方学习，在欧洲，又各受不同大师点拨。洪先生自幼聪颖，又因与梁家世交，早年曾受任公指点，后任公荐先生赴东瀛留学，不期导师过世，遂归。任公又力主先生去德国，到耶拿。学成后，在逻辑实证论创始人石里克身边工作。熊先生自小家境有变，由黔来京求学，在北平四中未毕业，便“混入”（先生自语）北大预科，不多日，转入哲学系，后由当时系主任张颐推荐得识适之先生，胡适以允先生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方式助其赴德留学，后虽未果，却也是无价的勉励了。临行，张颐先生赠古砚以资鼓励，还念念不忘，赴德访问期间，又亲赴弗莱堡探望先生。先生在弗莱堡时曾亲聆当时有“秘密哲学王国的国王”之谓的海德格尔如吟诗般的思绪言语的引领。大师也是从学生过来的，也曾受恩于师，而旧日师生之谊，我辈心向往之，自非我辈可亲身体会的，可有先生们学问、为人垂范佐之，我等后生可亲领受惠。人不可不以自强不息自勉，却也不可须臾有忘师恩。站在巨人肩上的，自然有智愚、勤惰之分，巨人、小人之别，人品学问自可证。生有幸遇良师，胜自己强努百倍！师，传道、受业、解惑矣，或受其指点一二，豁然开朗，受用无穷！

其二，二人虽均终其一生唯学与问，一生执着于自己所追求的思想与哲学，用情用思不可谓不专一，二人在当今我国内学术地位亦无出其右者，都是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开路人。后学们都把他们看作一代大师，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学问与智慧，也因了他们的勤奋与为人。而如今，很多年轻人，并不很清楚他们究竟何许人？却是因他们给后来人留下读的东西不多，自然不象眼下的一些教授，动不动方为壮年已著作等身，他们只留下了一些与他们学问有关的编译资料，自己写的大概只是各一本文集，并没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大部头著作。可他们的东西少而精，重要而又耐读，经得起凿磨，后人把这些看成学术血脉起步的基石。熊先生曾和我说，老子留下的不就是五千字嘛，孔夫子也只是整理些资料，论语还是后人集的。他们大概都属于孔老夫子示范出来的那类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述而不作。他们知道，为学为文的重要和艰难，把能说的说清楚，已属不易，遇不可说的，不保持沉默，即是妄言与僭越；更晓得节省文字，才能让语言把意义显现出来。一次去看洪先生，送他几本我们几个学生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他边翻边笑说，好，好，你们年轻，多做些事，好。有问题，问王太庆王老师。有鼓励，也有提醒。可说起写书，先生笑笑，别误人子弟哦。我有点灌顶的感觉，谨慎，不仅是为自己，为文时，更是为别人，至今不敢忘。后来办风入松，看着那么多——汗牛充栋的，心想又有几本能留下？更觉写的小心，节约文字的必要，不误己，更别误人，还环保。先生们留下的文字不多，可谁也得面对，绕不过去的。先生们给我们留下的治学的精神和态度，更让人难忘。当然，先生们留下的还有外哲所。那种自由、宽松而又热烈，认真、严谨而又刻苦的学术空气，那是学术生命的空气，不会死，也不会没有的，不管什么人让她生让她死，也不管有没有人去想着她，纪念她。

其三，二人都是大家，却都特别爱学生，对学生从不摆架子。我并非洪先生的亲炙弟子，却更早认识洪先生。本科时，我以为自己要继续求学，自认以学问为生的，便邀同学贸然去洪先生家造访，先生不但不怪，还耐心让我们多学些基础学科——数学、物理，还介绍我们去听宴先生的初阶逻辑。竖子不可教，学生终是未能入其堂奥，先生让听的课是听了，研究生却考了自己更喜欢的现象学一支。先生也从不以为怪，更不生分对待。仍要我去听普特南等人的讲座，还邀我去家里聊天。说到海德格尔，先生就说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却又说，胡塞尔的书应该好好看看，胡其实和海不一样，他说的东西清楚，让我去看他的《逻辑研究》。大师大概都是如此点拨的，要随你学生的心性去领会了。先生的性格人都说有些急暴，其实我也看到先生为工作与别人争得脸色大变，更多的时候，却是见到他翩翩的英国绅士风度，甚是可敬可爱，以至有时有些顽童的天真。有一次，先生叫我去他家，到了他家，他又让我陪他出去散步。我陪着先生边走边聊，只见先生偷笑着从衣袋里掏初一包中华烟，递给我一支，说，他们送的，在家里不让我抽，我们在外面抽。我至今不知道那“他们”是谁，我只知道，先生知道我抽烟，先生其实不大吸烟的，大概不是高兴就是郁闷时偶尔吸一支，那天先生很高兴。不像有一个肃杀的冬日，我去他家，他说乔木来看他，可也不说乔木说了什么，只是跟我要了支烟，师生二人闷在屋里抽，闹得何先生来看，眼只瞧着我，也未做声，屋里的气氛有点儿像当时校园内外的氛围。我最后见到先生，是他已因病久住友谊医院了，那些日子我常去看他。有几天，我因要去海南开会，连续忙。临行前一天，心里有些不踏实，想一定要去看看先生。一到医院，元颐说，他爸正念叨我。我走到先生病床前，先生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握着我的手，口舌在动，可说什么已不大能听得清楚了，声音轻而含混，手却一直不放开。那一幕，至今萦绕在我脑海，挥之不去，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先生在想什么，先生到底要说什么？临走，心中有些忐忑，又想，多日来先生一直如此，好好坏坏，总还不至于……不想，那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我刚到海南，就传来先生走了的噩耗，赶紧赶回来，送先生上路。后来，何先生让我转交几张发黄的老明信片给奥地利的哈勒教授，那是洪先生珍藏多年的，他在维也纳时，石里克或小组的其他人约他去咖啡馆聊天或聚会，师生间当时唯一可能的联络方式，先生颠沛一生，却一直珍藏着。在他心底沉淀下，血脉中流动着的，也许是更宝贵的记忆，可先生带走了。我登时有些明白，先生爱学生，师生间的情谊是有些遗传的。

熊先生那几年的学生不少，可我前后的师兄弟大都出国了，我一直在先生身边，觉得受益更多。先生一直让我自己去做，可几乎我的每一篇译的或写的东西，先生都看了，改了，有的译文还逐字逐句改。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因为当时的氛围，文章用的排比句多，有些“气”不可不发。先生看了，叫我去，劈头就说，文章怎么那么像大字报。我有些辩解，可先生一句话，“这是学术”，把我唤醒。自此，文章不敢再有情绪和杂念，无论什么原因。先生时时和我在一起，有时也问是不是想出去，可机缘不巧，很晚才有机会。回来后，先生就患了不治之症，动了两次手术。可每次手术刚完，先生只要有些力气，就又会给学生上课。我担心先生身体，总要劝阻，先生就自己通知学生到他家去上课，挡也挡不住。师母说，先生愿意和学生在一起，让他去吧。第二次手术前，马列学院的谢龙先生又要请先生去为上百人的大课作讲座，我真有些担心，先生却不让我管，去了一讲就是三个小时。那是先生的最后一课。后来先生身体每况愈下。最后有一天，先生特意叫我去，当面让师母把他们多年来出国省吃俭用攒下的美金、马克、港币统统交给我，说，拿去，年轻人作学问不容易，不多，你们用得着，有聊胜于无嘛。那就是现在《熊伟青年学术基金》的底金。先生最后说，我一直没有作博导，你也没读博士。我顿时眼睛有点湿，学生不才，先生到这时还在惦记。

洪谦、熊伟二位恩师离开我们后，我都曾分别撰文纪念，这样忆在一起，还是第一次。也算是对他们创立的外哲所四十大寿的祝贺。只是学生还有个心愿未了，有机会一定设法再筹点儿钱建一个《洪谦学术基金》，让先生香火能更好地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