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千人计划教授，长期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的研究，注重从国家合法性的维度来解释其在现代国家政治的稳定性、社会抗争和革命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中的核心重要性。

警惕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中国民商》：您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抗争和革命。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您认为现实的转向应该是什么？

赵鼎新：我是社会学家，重在描述与分析，而不在预测和建言。社会现实的发展具有诸多不确定的和不可测的因素。但我知道，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出发来看，如果维持当前现状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的政治前景取决于多个方面。首先它取决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可能性。如能保持，则政府只需采用“亲民”和反腐败等举措，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稳定。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要继续保持长期的经济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取决于国际环境。我们不能排除中国周边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是一场局部战争，并且中国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这战争将有助于在一段时间内巩固政府的合法性；但如果输掉战争，或者战争引发了世界性的冲突，那局面将不可收拾。

最后，还决定于当前的最高领导层很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所在，有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但是，一旦发起政治改革，大量的社会矛盾就会进一步释放甚至是激化。这是一个未知数，也是一个考验。

《中国民商》：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变量，但您却认为这对中国政治稳定有巨大的正面作用，如何理解这种正面作用？

赵鼎新：我说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稳定有着正面作用，是在以下的限定意义下而言的。目前中央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原则是群体性事件地方化解决。地方官员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上也形成了一套方法，其核心是通过给钱和一定程度的强制相结合把事件给压下去。同时，各地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产生原因十分不同。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的处理方式与多元的社会矛盾相结合使得社会抗争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认同感、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从而阻碍了革命性抗争运动的爆发。

但目前这种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法会造成“会闹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民众在“闹事”的过程中，要求会越来越高；而中央财政不可能一直维系目前的状况。如果财政出现危机，而百姓欲望高举不下，社会危机就会加剧，群体性事件就会走向政治化，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就会到来。

过度依赖经济发展的危机

《中国民商》：如果短期内群体性事件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问题，那么当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赵鼎新：中国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政体与政府不能分开，社会缺乏主流价值观等问题。

就主流价值观而言，知识精英阶层对它在中国社会的缺失有着深刻的体会，并有着普遍的危机感。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社会的“失范”并给出各种解决之道，有提出左派政治纲领的，有要求恢复孔孟之道的，有推广自由主义的。一般大众也许并不在意主流价值观存在与否，但在主流价值观缺失的情况下，大众就会在日常生活中行为失范，在政治生活中有时藐视权威，有时又盲目崇拜权威，并在心理状态上有着强烈的不安定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中国面对的真正挑战来自于当前国家对于绩效合法性的过度依赖。这种情况下，一般大众对工作、福利、公共服务的要求和对政府的依赖都会不断提高，而政府满足民众需求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一旦经济出了问题，社会矛盾马上就会政治化。

《中国民商》：这是否说明大家对社会危机的认识不同，所给出的应对方案也不同？

赵鼎新：可以这样说。不过有时候一个国家的危机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都会觉得只有根本性变革才能解决问题，这时革命就临近了。

《中国民商》：国内不少人认为中国普通大众并不关心“主义”，只关心过上好日子。而您却认为政府通过经济发展而获得的合法性不具有稳定性，您如此论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赵鼎新：的确，大多数普通民众是只关心过好日子。但是日子好过了，“民心”就拥护政府了吗？民心是什么？谁又能代表民心？更何况民心多变。

现在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好得太多了，但社会矛盾和怨言也要比那时候更多。因为主流价值观消失了，富人阶层出现了，腐败增加了，百姓的欲望提高了并且争取利益的手段变多了。

几天前我与一位华裔法国学者聊天，她说去年她在上海坐车的时候和司机以及一位护士聊天，其间司机和护士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在几年内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该学者于是就问怎样才算达到了中产阶级，司机和护士不约而同地说那就是资产要在2000万人民币左右。在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除非有遗产，或者是较早时间在黄金地段买下了大房子，中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远远达不到这一经济实力的。司机和护士可不是什么特权阶层，但是他们俩的经济实力似乎已经超过了西方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中国的现实满意吗？我看也难讲。笔者在国内与这类人群有不少接触，在不同的场合，他们会告诉你这社会贫富差距和腐败如何如何严重，整个改革开放仅仅只有极少数的人得到了好处等等。听上去似乎他们从改革开放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总之，政治家如果把执政建立在民心知足这一假设上是十分幼稚的，民心会变也不会知足。现在中国经济还在快速发展，但百姓已经是很不满了，一旦经济出了问题，就会更麻烦。

《中国民商》：现在中央反腐力度很大，这能否增强政府的合法性？

赵鼎新：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反腐败。问题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腐败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在中国，腐败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把其合法性建立在反腐上，而中国则把反腐当作了其绩效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反腐败的确能增加中国政府的绩效合法性。短期来看，这对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但长期来看却是会出问题的，因为绩效合法性不具有稳定性。

比如，在当前民众极端不信任政府官员的情况下，如果审查50%的官员，大家都会认为漏网的多了去了；审查70%，大家可能还会怀疑有不少大贪官漏网了。反腐当然要进行，但是反腐要做到让大众满意太不容易了。

即使民众满意了，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如果民众对政府反腐满意了，这反腐肯定搞得是非常之激烈，风声鹤唳，长期下去势必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众也会非常不满。这时，如果执政者降低反腐力度，腐败回归，民众只会比原先更加不满，因为有效的反腐已经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政府清廉程度的要求。

历史并不会终结在西式民主

《中国民商》：您特别强调程序合法性对于现代国家稳定的意义，那可否认为历史会在民主制度下“终结”？转向民主后又会遇到何种挑战？

赵鼎新：单靠民主制度不能解决问题，其背后一定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撑。西方的民主能够成功，就是程序民主背后有一个主流价值观的支持，这类西方民主目前处于强势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后发国家如果想成功学习西方民主的话就需要解决两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关键问题。一是民族认同感问题。如果不同族群不能形成同一的民族认同，族群冲突就会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被强化，其后果往往就是种族屠杀、种族被强制迁徙、或者是国家分裂。其实，除了少数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都发生过族群清洗。二是民主化后，执政党和反对党能否认同统一的核心价值观。美国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早，欧洲则是在二战后。现在的欧洲，社会党、共产党、右派政党都认同了西式民主背后的价值观，否则民主政权不可能获得政治稳定。

最后，一个国家如果进行了成功的西式民主转型，这只说明它成了西方俱乐部的一员。作为这一俱乐部的成员，这国家能享有如下的好处：第一，在国内政治上，社会经济矛盾可以通过选举和法制来消解，人权将会大大提高，百姓逐渐对国家政治麻木，极端思潮走向边缘。第二，这一国家在国际上能理直气壮地参与世界政治与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并与其它国家讨价还价以争取好处。第三，当世界发生重大危机时，这一俱乐部中的一些主要国家就更有能力把危机转嫁给其它国家。

来源: 《中国民商》2013年第6期（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