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精神学习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专门强调了理想信念问题。理想信念问题的强调，既有历史背景，也有现实关照。理想信念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并不陌生，甚至时时会牵动我们。下面，我们围绕三个问题，即信仰、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来触及、进入、以及思考理想信念这一命题。
一、信仰——与理想信念连接最紧密的一个问题
理想信念与信仰是最紧密的。讲信仰问题，我先讲几句话：第一句话，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即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以及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政治信仰者是骨干力量;宗教信仰者是稳定力量;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有可能成为亡命之徒。第二句话，你要想活得轻松，不要有信仰，因为有了信仰，就有约束;但你要活的有意义，必须要有信仰，因为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规定、注入了意义。第三句话，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
(一)信仰的力量
第一，信仰与民族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三个万里”有一个半是与信仰有关的，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的都是什么人呢?一个是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再一个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以有道是“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云南的迪庆州和四川的甘孜州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要翻越，非常困难。因为那是连绵雪山。历史上靠两条腿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队伍区别很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在追求精神的天堂。
讲到信仰与一个民族的关系，往往要提起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被罗马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驱赶和屠杀。耶路撒冷是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建起来的，寓意是和平之门。但自建到现在就没有和平过，一次一次屠城。当时，只要基督教徒改变信仰，就可以免死。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而不改变信仰。历史上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有很多，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立陶宛人、俄国人、德国人等。“二战”时期，犹太人非正常死亡600多万人，仅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屠杀了100多万!但这个民族没有凋敝，还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改变世界历史的东西不多，仅犹太人就创造了三个——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原子弹。这是信仰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第二，信仰与政治集团的关系。信仰对政治集团也很重要，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了信仰，表面的强大不能掩盖内在的虚弱。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一夜之间垮台。罗马尼亚6个公民中有1个党员，齐奥赛斯库逃跑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什么原因?没有信仰。当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没有国民党。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一触即溃。
再比较中国的三支军队：满清的八旗军;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满清当年凭借10万八旗军，马踏中原，征服偌大的中原。靠什么?那就是王朝兴起的强大的势能。但到了王朝的后期，国运衰败，势能没有了，这个时候需要补充新的精神力量，但满清王朝做不到。因为满清王朝没有国歌，唱采茶歌;没有国旗，打黄龙旗。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天下。士兵效忠的是军饷，而不是国家利益。所以到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便望风十里，一触即溃。
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在北伐的时候，他们依靠“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向披靡;到了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阀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信仰缺失了，也是一触即溃。济南战役，国民党守军10多万，几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自诞生以来，在所有的对手面前没有败绩。长期的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战役有失败，对手无胜者”的神话，在战场上，他们被对手敬为殉道者。靠什么?靠的就是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自我牺牲精神又是精神力量支撑的结果，理论武装的结果。一位在“二战”中与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军队都交过手的美国军官，曾写下过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话，他说：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已被德军和日军的顽强所震撼。但与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相比，那些法西斯的殉葬品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顽抗。中国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的火网，就像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第二波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那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描述的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实况。其实，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已经揭出谜底：“同样一个兵，昨天在白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靠的就是民主主义。”“红军就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后迅速融化了。”理想信念，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不同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军队的奥秘所在，也是所谓“东方之谜”的全部奥秘所在。
第三，信仰对单个人也很重要。有了信仰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这里，我着重讲两个人：一位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另一位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本来可以逃生，当时日本使馆讲，保证把他送出中国，可是谭嗣同没有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再有，苏格拉底的死亡是自耶稣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化。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文明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他的理念与执政官、社会发生冲突，所以要判他死刑。面对城邦的500名法官，苏格拉底以精妙绝伦的演讲征服了大家，同意释放他，但有一个要求：从此不再传播他的理念。苏格拉底说，“这办不到，只要我灵魂深处那个微弱的良知召唤着我，我就会拉着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把我知道一切都告诉他，绝不顾虑后果!”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追求财富没什么不对，但失落了精神导向的物质追求，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损害也是巨大的。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二)对于当前共产党员信仰问题的思考
十八大报告强调了政治信仰问题，也让人感觉到了坚定性。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精神系统遇到的难题不少，挑战也很大。提出来不是能完全解决，是让我们思考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到执政党。革命党是打破为主，而执政党是建设为主。由此，我们精神力量激发的途径也在变化。革命时期，信仰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当年的革命家、革命先驱许多是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像年仅33岁就牺牲了的彭湃，闹革命的时候，他面对上万农民，把家里一箱子房契、地契烧掉，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过去有牺牲，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有信仰。我们党进入执政期以后，这种牺牲的机会很少，几乎没有。因此精神的张扬显然没有那么鲜明了。我们党在革命时期为人民的利益而战，获得了利益全部交给人民，谁都相信，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但是进入执政以后，我们党虽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有利益，有了利益，关系就比以前要复杂得多。
另外，我们现在讲不输出革命。过去共产主义实现是一个阶级消灭另外一个阶级，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而现在不输出革命，没有暴力，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怎么实现?十八大报告开篇就讲，我们的思想脉络在哪里，精神途径在哪里，强调了政治自信，让我们每一个追随者确实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适合中国的道路，我们有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同时也告诉全党成员，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这需要我们深刻地思考，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保证把我们的精神大厦建设好、稳定好。
信仰是高度依赖理论的。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这一基督教传说，曾经导致了基督教危机。因为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可是以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推理，上帝出了问题。你说你是全知的，那你应该知道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人家偷吃了，说明你不知道啊!上帝说，我知道。那你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类有了原罪，你看人活的多痛苦，你如果不让他吃，他不就不痛苦了吗?上帝说，我即使知道，我也阻止了，那就不能说你是全能的，如此一推理，上帝完了!后来神学大师奥古斯丁解决了这一问题。奥古斯丁讲，上帝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人类，而人类滥用了这个权利，这是人类自身选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重回伊甸园，去信仰上帝，把你的原罪消除掉。由此，奥古斯丁不仅解决了你怀疑的问题，还告诉你，要信仰，再来信仰上帝。这就是理论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党如果不能从理论上突破，搞不清楚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理想的途径，那么信仰就坚定不起来。
二、文化软实力——直接支撑一国理想信念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路要走好，没有文化支撑是不行的。可见，文化软实力直接支撑着我们的理想信念。
(一)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现在全世界几乎都在讲大国崛起问题。什么是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虽然现在全世界热炒中国大国崛起，但对此也有人表示质疑。例如，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谈中国的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出征服西方世界文明的成果和生活方式。国家有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价值观和文化。可以说，不能出口价值观和文化的国家不叫大国。中央之所以那么重视文化建设，是认识到大国的崛起绝不仅仅决定于GDP 。假如GDP是一切，中国就没有衰落。1820—184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三分之一，这个占比比目前美国要高。虽然这个数据不太准，但说明了当时我国的经济力量是很大的，很强的，这就说明了GDP不是一切。
现在西方已经不重视GDP，比如说上一个化工厂，一下几百个亿，上千个亿的GDP来了，他们不要，因为担心污染;但中国人不怕污染，只要是GDP，都要。由此有人笑言，在中国生活十年以上，走向世界，什么都不怕了，练就了百毒不侵的功能。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6个在中国;我国河流的70%遭到污染。因此，搞清楚发展为了什么，怎么发展的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的问题，这太重要了!我们不能为发展而发展，有的发展还不如不发展。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美丽中国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和突破。
可见，大国的崛起只是定在物质领域，崛起不了;即便是崛起了，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增强国家的软实力。但是软实力怎么提升?其突破口在哪里?其实就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里讲的文化方面的突破，必须通过文化的突破才能提升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国家软实力。
(二)文化的力量
先看一下世界，看人类文明史。古代罗马的崛起，把它的建筑和雕塑带到了它的属地。罗马的崛起有三次：第一次是武力和血腥。第二次是《罗马法》颁布实施。公元前450年矗立于罗马广场青铜板上的《十二铜表法》，影响了世界的成文法。第三次是宗教。公元313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米兰发布了《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由此影响世界。近代葡萄牙、西班牙的大航海运动，通过海外殖民，把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带到了人口和面积超过自身几十倍的国家。小小的葡萄牙，改革了中国的指南针、西方的帆船，把天文学、数学引入航海，由此把所谓“畏途”的大西洋变为“通途”，影响了世界。法国的崛起，把法兰西的哲学和文学艺术带到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国家。英国的崛起，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带到了三分之一的地球，即使今天在它曾经的殖民地，仍然可以看到下午茶、左行驶、教育制度、判例法。美苏争霸的时候，苏联也把红色文化带向蓝色地球。
当今美国一霸，美国人不仅仅输出的是大兵，还有好莱坞的电影。不要老认为它的军事力量强大，走哪打哪。我觉得，美国影响世界的还是其文化。现在美国人生产的广播节目占全世界总量的65%，电视是75%，电影是80%。互联网影响力更不用说，主要控制在美国。由此，美国形成了舆论霸权、文化霸权。人类的发展史和文明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帝国最终都是要衰败的，没有永恒的帝国。
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中国汉唐盛世，北宋经济繁荣的时候，一直受游牧民族的袭扰。虽然中原开拓力不够，但中原文化的同化力很强。你不是打进来吗?没问题呀，打进来，我就把你同化了，进而你的地皮就是我的了。鲜卑进入中原，到了大同开始同化，到了洛阳同化结束。再有，女真人进中原。在中原的上百万女真人被同化掉，并被视作汉人。只有留在东北的那支女真人几经迁移，几经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满族共同体。满族人进中原的结果怎么样?也被同化了。中原文化的同化力很强大。
(三)文化的创造
文化的创造是我们的软肋。对比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结果很沉重。上个世纪，世界重大发明18项，其中美国人完成9项，英国人4项，前苏联3项，德国人1项，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中国参加，但我们仅占1%的工作量。是中国人不聪明吗?不是!世界两个大学联合对有代表性的60个人种进行了非文字推理能力的测试，结果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平均智商105;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平均智商100;南亚、北非、世界大多数国家平均智商85;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平均智商75。我反对民粹主义，也怀疑测试的科学性。但有一点肯定，中国人很聪明。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原创性的成果呢?我认为根本原因，还是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严复的一句话也印证了这一点，即“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说的很尖刻，听得很刺耳。但是确实引起我们的思考。就是说，我们文化创造之所以弱，乃是担当精神不够。换言之，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文化的突破。
三、核心价值观——对于理想信念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讲核心价值观从哪里讲起?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如何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我认为，一方面，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世界的精神脉动，找到着力点和突破口。几年前，我通过《光明日报》的“国内动态清样”，给中央领导写了个分析报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国博弈已经或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
(一)关于博弈的理论
国家间博弈有三种形态：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和核心价值观博弈。
其一，政治博弈。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国家交往看社会制度。“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它对外援助协作，一个基本的考量标准就是看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被排除之外;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则给予援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产生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现在，谈意识形态终结为时尚早，因为国家交往还是要关注社会制度，但已经出现弱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还是表面的变化，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其二，利益博弈。国家交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但是仅拿着支票到世界去援助，是树不了形象的，搞不好就是爆发户形态，重要的还是要承担国际责任。比如，我国的外援行为，要提升到 “道义”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的存在。这才像大国，这才是大国崛起的制高点。
其三，核心价值观博弈。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萨科齐打出来的旗号就是价值观外交。我国的近邻日本，国会曾经搞过一个价值观外交委员会。甚至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上台的时候，讲过“与大陆主要不是主权之争，而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区别”。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以后，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相对而言，精神领域的调节力，西方比我国要丰富。西方有三大精神调节力——政治调节、宗教信仰调节、职业意识调节。而我国主要只有一个调节力，即政治调节。
1.宗教信仰调节。西方的宗教传统很浓厚、很深远。诗人但丁说过，西方有两个太阳，一个是政权，一个是神权。而我国历史上，宗教是经常被切断的，北魏、北周、唐代，曾经三度灭佛，加之后周的灭佛，四次灭佛。尤其是我国的宗教对灵魂的关照不够。在西方，你绝对不会看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放在一个教堂里面去拜祭。当年摩西带着希伯莱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沙漠搞了个清教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偶像崇拜而影响了虔诚度。而我国呢?在一座山上，儒、释、道可以都在里面，甚至到一个庙里面，你可以看到几个教在一起拜。为什么排它的宗教，在我们这儿却可以和谐共处呢?其根源在于功利性因素的作用。在我国，宗教满足的不是人的灵魂的需要，而是欲望的需要。比如说，想当官，我找谁拜一下;想赚钱，我找谁拜一下;想找个漂亮媳妇，我找谁拜一下。这一过程中，很清楚的是，我找谁拜，谁就得实现我的愿望;否则，下次就不找你了。对此，儒释道三家也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由此就出现了，我不行，没关系，隔壁还有一家行。可见，宗教在我国不是也不能成为现实主要的精神调节力。而且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所以中国不可能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调节社会。
2.职业意识调节。职业意识调节是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运动而来的，是工业文明的成果。西方有几百年工业革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农业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是448万人，其中2.5%是工人出身，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我国现实的工业发展很快。美国是自1897年以来，工业生产总量的全球老大，2010年我国工业生产总产量超过了美国。我国生产了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美国是19.4%。但是仅仅30年，30年是产生不了职业精神的，因为精神是需要积淀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不足以支撑我们忠实于自己的职业。所以在中国，职业精神远不足以调节我们的社会。
3.政治调节。由于我国宗教调节力和职业调节力的不足，我们就把精神调节力主要寄托于政治调节，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寄托，但这显然与国际政治深刻的变化不相适应。二元对峙的时候，阶级的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情况下，要凝聚本政治集团的力量不困难。但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外显的是文化。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以政治调节凝聚本集团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的精神领域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的核心价值观。
(二)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一，和谐世界。要实现世界和谐，就要沟通，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找到一个交流的切入点。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面临的冲突很多，这与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制度的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沟通起来就困难。举例来说，北京奥运会，我国搞圣火境外传递，其目的是要弘扬奥运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强大的中国，结果欧美国家的反映，令我们出乎意外，基本上对此都在反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源自于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西方人认为，在世界奥运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搞过圣火境外传递，一个是纳粹德国，搞了一个欧洲传递;另一个是军国主义的日本，搞了一个亚洲传递。这次，中国来一个世界传递，还告诉世界，中国强大了!什么意思?!由此，致使我国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屡屡遭受冲撞。还比如，中国政府访问团到美国访问，更愿意搞的是政府间的对等谈判，而不愿意到其国会、基金会、智囊团演讲。我们往往认为摆平了美国政府，就摆平了美国，其实，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政府权力有限，摆平了美国政府远不能摆平美国。再比如，西方政治理论把政党和政治家作了偏负面解读，再加上媒体的独立和天生监督政府的职能，因而政党和政治家一直在被骂中前进。我们是把政党和政治家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的，认为批评多了，会削弱精神力量，因此不允许批评。这就出现了，我们天天骂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也许并不太在意;而西方一个政客的批评，我们便可能受不了。因此，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认真把握，那说不到一块去，是必然的，更遑论深入沟通。
第二，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多元的、包容的。随着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党与执政党不一样，革命党是打破为主，而执政党是建设为主。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一元的经济结构——国营、集体经济，伴随的是一元的价值观，那时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互替互代。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既是党的，又是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得多元，国营、民营、外资、混合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变了，价值观肯定要变，再用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不灵了。必须找到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否则就会发生冲撞、导致紊乱。
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创立的“阶级仇、民族恨”的精神调节，随之也淡出了我们的话语系统，但是还没有找到替代的东西。当年，我们党采用“阶级仇、民族恨”的精神力量调动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比如井冈山时期。起初，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可是白天我们分给他，晚上他就送回去。因为儒家文化教育的是，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我们看到这样做不行，就动员民众诉苦，挖穷根。老百姓认识到，原来我们是敌对的呀，原来你是剥削我的!那我干嘛不要呀?就这样，革命力量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搞了个“三大运动”，其中有个“诉苦运动”。当时，俘虏了上百万国民党军，怎么把他们变成革命战士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还是采用了诉苦的办法。一诉苦，发现，原来我们受苦是蒋介石国民党干的呀，于是就调转枪口打仗。所以一个“诉苦运动”解决了阶级关系，激化了阶级矛盾，同时获得了阶级力量。
而今天还能采取这个模式吗?不行。当今中国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代之的是阶层，利益划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情况下，再讲“阶级仇、民族恨”显然不行。
(三)提升价值追求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中之重
只有提升价值追求，才能把握大国兴起的本质，避免以利益为评价尺度，以金钱谋求话语权。当今世界，我国除了谈利益、开支票，还能不能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拿得出，那么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次要的，稍作调整，他人即能听懂且愿意听;如果拿不出，就会出现去年东盟论坛上的尴尬：“一个无比孤独的中国，处在闹市之中，看上去像个阔佬，大把撒钱给邻居，希望获得友谊，而邻居们并不领情，一边将钞票快速塞进怀里，一边转过头去与美国含情脉脉。”出现这样的尴尬，究竟是别人不领情，还是我国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再以中非论坛为例，自开坛以来，我们无比慷慨地送出一个个大礼包，这是否是最佳选择，也需要研究。至少以一国对一个国家集团，这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想当头，而当头的国家只有掏钱的份。尤其是一个人均国民收入排在百名左右的国家，大把掏钱援助一些人均收入超过我们的国家，看上去很美，但给人怪怪的感觉。为什么中国现在援助贫穷国家，也援助发达国家，掏出的是真金白银，收获的却是“中国威胁”、“经济侵略”，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当今世界，仅仅有钱是不够的，海湾国家的富有让世界羡慕，但没有人敬佩。可以说，如果整个价值体系和话语系统仅仅处在利益层面，是很难真正服人的。
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走向世界没问题，这样的实例很多。美国有一个家庭主妇，对中国的产品大量的销往美国，影响就业非常愤慨，于是高调宣称，一年之内，不买一件中国的产品，但坚持了半年，实在坚持不住，还要买中国的产品。说中国的工业产品影响世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中国的文化，远没有影响世界。我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悬殊是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悬殊，就不讲品质，单从数量上讲，我们就差得远。现在世界有评价中国说，中国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来看很柔和，并且还没有碰碎什么，但瓷器店的老板已经惴惴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一个罐子打碎了，一转身一片打倒了。中国为什么会令世界如此惶惶不安呢?关键是不知道中国人按什么套路出牌。
我们国防部长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提出，中国的军事力量比美国落后20年，中国没有力量挑战美国，本来是要善意表达，让美国无需紧张的意思，结果在美国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美国网民说，不在于中国能不能挑战美国，而在于中国为什么挑战美国。诸如此类，就是讲怎么解决思维方式差异的问题。当前，西方关注什么?关注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渗入一个民族血脉里面的，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根本价值追求。比如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是“民主、自由、人权”，北欧增加了“公正”和“互助”。核心价值观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如果想要告诉世界自己的出牌套路，就请把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告知世界。要构建和谐世界没有核心价值观是不行的。
另外，目前来看，中国人的物欲过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我国的幸福指数比较低，在2010年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我国位列倒数前几名，一段时间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拉美，最高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这就告诉我们，金钱不是一切，它解决不了精神归宿的问题。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梦的实现，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直接相关。由此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就是要解决怎么获得精神提升的问题。
历史一再证明，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兴起和没落，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种文化的兴起和没落。所以失去核心价值观支撑的经济繁荣，短期可以，长期不行，因为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最终导致的是精神危机，进而是社会危机。可见，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和我们的理想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根本性。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来源：《大讲堂》第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