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民精神的矮化，是许多尚且留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痛感到的。如果中国的国民精神永远保持这种矮化的状态，我们中国人不仅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尊严地生存，恐怕仅仅是生存都难。由于痛感到这样一种耻辱、这样一种危险，一些年轻人，如文成等人，在网上提出了振兴尚武精神的呐喊。 要振兴中国的民族精神，提尚武精神是否全面？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对于许多东西，如果求全责备，那我们就什么也别干了。实际上，求全责备往往是敌人用来打你，不让你说话的一根棒子，他对于自己的观点，则决不会求全责备的。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民族精神极度矮化的情况下，提振兴尚武精神，虽然不一定全面，却是切中要害的。因此，我准备说一说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人类历史看，能过上好日子的民族都是尚武的民族
虽然我认为应当从广义去理解尚武精神（这我在后面还要谈），但是，谈尚武精神，首先当然还要从它的原始含义去谈。尚武精神的原始含义，当然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种种精神品质；而尚武精神的重要性当然也和武力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密不可分。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民族是否能过上好日子，与其所占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直接有关。而这个世界上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占有，则是由战争决定的。现今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抢到自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国家和民族。白种人今天在世界上仍旧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在近代扩展至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他们打了胜仗。有些在列强自己互相之间的战争中落败因而丧失了抢夺来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德国人，仍旧靠在战争中的优秀表现过上好日子的。首先，作为白种人的一部分，德国人分享了白种人在战争中夺得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例如，德国人曾大量移民美国，可美国并没有类似于“排华法案”的“排德法案”）；其次，德国虽然在两次大战中战败，但其在战争中及战后的优秀表现却有目共睹（一战后梁启超曾说过：“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国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因此，取得胜利的西方列强不得不考虑要对其安抚，以免将其再次逼上战争之路。
日本也不是一个例外，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在这里，我想进一步说一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打败了，败得很惨。这一仗决定了日本进入列强俱乐部，而中国成了一个更加任人宰割的可怜虫，空前庞大的战争赔款的领土割让，几乎铁定了中国后来贫穷落后的命运。这一结果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为什么打败了？原因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议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想从一个更直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那时的中国人愿意在武器上多花一点钱，情况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在中日甲午战争那个时候，要论科技，论军事科技，中日两国是半斤八两，都不怎么样，都得从外国买。这买就要花钱。那么，那时的中国是否花不起日本那么多钱买军舰呢？绝对不是这样。别的不说，《马关条约》（1895年）我们就赔了２亿3千万两（其中3千万两是“三国干涉还辽”时用于赎回辽东半岛的），６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年），我们又赔了４亿5千万两，合计，７年之内一下便赔掉６亿8千万两 ——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能没钱买军舰？但当时中国的钱不花在武备上，而花在皇室的穷奢极欲上。据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颐和园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１亿两，可用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有这么多钱，中国海军却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中日双方都己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而日本则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皇娘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 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当时中国绝对是不肯花钱，而不是没有这个财力，这一点从当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判定中国的国力远超出日本之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认为，即使出一些差错，“归根到底，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必然最后被彻底粉碎”。 然而，由于日本肯在武备上花钱而中国不肯，导致了中国海军的武器装备大大不如日本海军：中国海军的舰只的吨位虽然不低，但航速大大低于日本（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23海里的快船），火炮的发射速度大大低于日本（以五分钟打一炮，对抗一分钟打五炮）。就算中国海军官兵的人员素质比不上日本，凭当时中国的经济力量，也完全可以购买更好的装备，凭借装备的优势打败日本。结果却是被日本的优势装备打败，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清朝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可难道当时的日本人民有多少政治权力吗？有人说是因为日本比中国西化，中国西化不够。可日本的西化的精髓到底在哪？有很多种说法，但我认为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尚武精神上来：日本民族当时的尚武精神极强，而且是举国上下都强，无论贵族与平民，因此，日本皇室的追求也在于武备而不在于花园（日本皇室的这种追求恐怕并非是因为民主制的制衡。我再声明一遍，我支持民主制，但历史就是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则普遍的缺乏尚武精神，腐败的满清贵族阶层更是早已忘了武备为何物。缺乏尚武精神的结果是有钱也不行，最后被人家抢个精光。缺乏尚武精神，使得中国舍不得花小钱去买军舰，最后只得花大钱去赔款。从投资的角度说，如果当时那笔钱不是投在颐和园上面，而是投在军舰上面，则我们现在可以利用这笔钱的回报轻而易举地建一万个颐和园，这就是尚武的经济学。当我们到颐和园散步时，我们不要忘记，如果当时不造这个园子而去买军舰，我们今天很可能已是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而南京大屠杀什么的多半不会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地球上现在还幸存的人，几乎都是在战争中有优秀表现的种族的后代，在战争中表现过于拙劣的种族，很难留下后代。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违反“政治正确性”，但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事实，自然界的一个事实。
现在西方人往往强调贸易的重要性，强调是贸易，是商船走在了向外扩展的最前列。 是的，我承认，一开始也许是商船走在前面，但接踵而来的是炮舰，而商船必须跟在炮舰后面才能有大出息。想想鸦片战争吧！难道英国的商船不是跟在了炮舰后面才赚了中国人的大钱？才能把卖鸦片赚来的黑钱安安稳稳的拿回去？难道美国的商船没有跟在英国的炮舰后面沾光？这里的道理是如此之浅显，可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学者”、“理性者”就是在那里搅和，就是不承认这个事实。西方人不承认这个事实是想蒙我们，中国那些“学者”、“理性者”不承认则是……算了，我不说了。举个粗鄙的例子吧：你就是当妓女，靠卖身赚钱，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否则人家嫖了可以不给钱，甚至把你原来挣的钱抢走。当我看到那些大谈“江南民气柔弱”的好处，讲柔弱和顺从赚大钱的谈论， 在觉得也很有道理的同时，我不禁要想到妓女和黑社会这个例子。
那部在80年代末风靡一时的《河殇》，也触及到了中国目前生存空间狭小的问题。但它讲所谓的“蔚蓝色”，讲海洋文明，开了个大药方，说了半天只是个经商、外贸。它也责备了中国明朝时尚武精神不够等等，但最后却是要求我们对于西方人更恭顺，只谈做妓女可以赚钱，却忘了妓女也需要黑社会保护。它忘了，1840年前后中国外贸独步世界，最后却让西方列强和日本人抢光了。我认为，《河殇》极端崇拜西方文明，却对于西方文明的真谛毫无感觉，说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话，到头来还是几句“阉者的梦呓” 而已。
日本的靖国神社里有山本五十六写在两个螺旋桨叶上的对子：“不自惜身命，龙鲛跃四溟”。这个对子的文学水平很一般，但我认为，同样是讲“蔚蓝色”，山本五十六的这个对子远比《河殇》更接近西方文明的真谛。
说到这里，我已经能够想到那些“聪明人”又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来驳斥我。比如说，近、现代西方在军事上的强大不是因而是果，是西方文明“开放”、“自由”、“科技发达”，乃至“人道”、“尊重生命”的结果。 是的，是的，这些话也许都对。果有因，因还有因，但这些因，最后还是可以归结到军事强大，从而为本民族、本种族谋得好的生存条件。况且这里还有两点：第一，这些“聪明人”总是闭口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因，那就是尚武精神，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对自己的要求很低，能混日子就行，很难在科技、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方面对自己提出高的要求，而没有高的要求，又何能实现高的目标呢？第二，果也可以倒过来为因：譬如近、现代以来，科技发达对于军事强大极为重要，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科技于军事，以强大的军事来夺取资源，再回过头用于科技，则可是科技进一步发达，这时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军事强大是科技发达之因。
尚武并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
我在说了前面这些话之后，已经可以想到会有什么样的脏水会泼过来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更聪明、更诉诸人们切身利益的攻击：说是要把老百姓吃饭的钱糟践在没用的大炮上（其实，就算是糟践在大炮上，也比让中国的暴富阶层糟践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要强），等等。这些帽子很大，我说不怕是假的，我实在是怕这些帽子的。然而，对于那些如此仇恨和害怕中国人保存任何刚毅精神，企图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弱化到柔媚至骨的人，我想来想去，实在是无法令他们不泼脏水，令他们满意。因此，就让他们骂去好了。还有一些人则说，中国目前打不过人家，你要想清楚。记得大约七年前（1993年），在一次会上，我和其他一些人表露了一点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点点，而且那时中国似乎还没有什么人自认是民族主义者，我也没有），李慎之先生便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些娃娃要想跟美国人动拳头胳膊可不够粗。”我当时笑道：“我们不是娃娃，我们没想主动和美国人动拳头。”其实，我没有什么想不清楚的。这些人老是把别人想的那么傻（但这些人比前一种人好一些）。我讲生存空间问题是客观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并没有主张我们现在就用武力打出去扩展生存空间。我讲列强因尚武而过上了好日子，中国因不尚武而落到后来倍受欺凌的地步，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于是有人又说这种“历史长河观，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没什么作用” ，但这真是奇怪了：那些向西方人献媚的人骂中国人可以骂到原始村落时代，好一帮人都说好得很，意义大得很，我总结一下这么晚近的历史教训就“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没什么作用”了），总结历史经验不等于简单地去把历史上的事再补回来，再重新打一仗，事过境迁，很多事情是补不回来的，这些人大可不必着急。但分析中国实际面临的一个相当根本的困难，总结中国不尚武的历史教训，当然是有用的。只有认识清楚了问题和教训，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国人才有可能避免进一步丧失生存空间（不是有很多外国人和中国人急着进一步剥夺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吗？不是有许许多多的“N块论”出现吗？），才有可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新机会。除此之外，尚武是为了振兴中国目前确实十分矮化的国民精神。
一位网上作者文成认为，尚武是意志平台，他写道：
“尚武能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吗？（甚至尚武能当钣吃吗？）这是尚武质疑者的典型诘难。
“如果尚武仅仅要求每个人左手拿刀，右手持棍“雄纠纠，气昂昂”地耍弄一番，大概除了热闹之外，唯一的正面功能也许是能强身健体，如果我们提倡的尚武是这个样子、这个层次、这个水准，那尚武不提也罢。
“尚武是精神指向，它是文化的内核，至少是内核之一，或者说尚武为精神、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意志平台——它是基础，它是底蕴，它是器更是道。
“尚武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正如只有航母平台没有飞机，那平台又有何用？反过来，光有飞机，没有平台，飞机何以立足？
我们今天提倡尚武，意在构建意志平台。作为具有强大历史惯性的理学，不仅摧毁了器，更阉割了中国人先秦，汉唐的雄风，——我认为它摧毁了中国人的意志平台。
……
“如果尚武只与战争有关那是军人们的事，我们大可不必瞎操心，但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风气如何，或早或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军队，很难想象在一个颓废糜烂，腐败成风的社会的基础上，会产生一支雄风锐意如钢似铁的军队。”
另一位网上作者风满楼则有如下认识。
“重复一万句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可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把它说成说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呢？
“首先，尚武一说跟中国民族的危机意识是一体的。一些知识分子清静惯了，对于这个危机意识根本不爱听。……他们怕尚武，就是怕听危险，就是怕这些危机的信息破灭了他们的清梦。
……
“其次，尚武是跟权贵阶层过不去。部分原因与上述相同，但最重要的是，尚武是对这些人既得利益的最大破坏。这些人有个毛病，就是王小东说的，“数小钱的习惯”，且数的还是个人的小钱。一提尚武，因为过于留心自己的利益，他便极端了，根本不管你的用意，就认为是要搞军备，就认为是要和人家打仗，他能乐意吗？……要是让这国家尚了武，万一刀兵动起来，还不得捐个十万百万的，还不一定能赢，真因此把美国人惹火喽，连锅端，他的辛苦不都白费了吗？所以，尚什么武呀？全国人民没事就找乐子才好呢。
“还有，尚武是跟美国过不去。这更不用说了。
“所以，他们就简单化，凭你一千张嘴说尚武不是拿着大刀片子瞎抡，他们还是偏要说你就是拿着大刀片子胡抡，就是见外国人就杀，就是以拒敌于千里之外为名行闭关锁国之实。
……
“那么，尚武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它可能什么都解决不了，但它是现实之下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具有的能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精神基础：是解决民族精神矮化的必要条件，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是提高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必要条件，是捍卫中国人生存空间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这些网上作者对于尚武精神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因而引用于此。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几点。不过我要事先声明：一是我也讲不全；二是我不大会编“N字经”，我很羡慕那些会编“N字经”的人，因为这种技巧非常有利于传播思想，但我不会，故此说出来很可能楞楞坷坷。
（1）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当然要包括这个民族对于武备的重视。我认为这一点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讲到对于现实政策的影响，我认为，鉴于现代科技对于国防的重要性，尚武意味重视发展科学技术，而且是真正的、扎扎实实的科学技术，不是那些搞花架子的什么“知识英雄”之类，因为尚武精神来自战争，在战争中搞花架子就意味着失败。
（2）尚武精神意味着不向任何强权低头，意味着不依附于别人，意味着自尊自强，意味着敢于战胜困难、敢于战胜敌人、意味着除强扶弱。我曾经说过，商人也可以尚武：我举的是索尼的例子。索尼的已故总裁盛田昭夫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回忆。
“布诺瓦公司的人很喜欢这种收音机，他们的采购经理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真想进点货。就买十万台吧。’十万台！我大吃一惊。这个订货数量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价值是我们公司全部资产的好几倍。我们开始商谈细节，他告诉我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把布诺瓦的名字印在收音机上。我的脑子转得飞快，绝对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我曾发过誓，我们决不当其它公司的原设备制造商。我们要靠自己产品的实力为公司创造自己的名牌。我告诉他，我还要与公司再商量一下。接着我把这笔生意的大致情况发回东京。答复是：‘接受订货。’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也不喜欢这个答复。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拒绝。我们不能用他人的名字生产收音机。当我回到布诺瓦公司再去见那个人时，刚开始他好像并没有认真地对待我。我怎么可能拒绝这样的订货？他认定我会接受的。但是看到我并不为之所动，他干脆长话短说：
“‘我们公司的牌子是花了五十年功夫才建立起来的名牌，没有人听说过你们的名字，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的呢？’
“我懂得他在说什么，但是我有自己的观点。我回答说：‘五十年前你们的牌子也和我们今天一样，不为人知。我把新产品带到这里来，现在我要为我们的公司将来的五十年迈开第一步。再过五十年，我可以向你许诺，我们的公司将会与你们今天一样有名。’
“我对这个拒绝OEM(原设备制造商)订货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个决定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自豪，尽管当我回到东京向井深和其他负责人谈起此事时，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我干了一件傻事。我当时就说过，从那以后也经常说：‘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中最好的一个。’”
我认为，盛田昭夫在此事上体现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我很少看到当代中国商人有这种精神（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有个别当代中国商人似乎有点尚武精神，但还需要观察。其实清末有些商人倒是有尚武精神的）。这是不是当代中国迄今没有几个在世界上值得称道的商品和品牌的一个原因呢？
（3）尚武精神意味着对于自己人的团结和诚实（虽然对敌人是兵不厌诈）。现在这个提法也会招人骂。有些人总是害怕中国人团结起来，说是这样就会“团结在不得人心的官吏的领导之下”。 我很奇怪，难道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人自己可以争取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做在别人的“领导之下”的奴隶？难道中国人不可以自主的团结起来？其实，我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中就表达过一种想法，海外的中国人应该自己自主的团结起来，以谋求中国人自己的利益，他们又是在什么人的“领导之下”？究竟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害怕中国人团结起来，以至于要极尽能事给主张中国人团结起来的主张抹黑？还有人又说了，因为我批判过某些中国人的思想（逆向种族主义者），故此我就没有资格提倡中国人团结了。 这些口称自己多么正义、多么君子的人太能胡搅蛮缠了。既然如此，我就明说了吧：那些虽然也算是中国人，但就是拒绝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的主张的人，以及另外一些人（如坚持逆向种族主义的人），我并不主张团结，没有什么人值得我们去乞求团结。我主张团结，并以诚意相待的，是抛除这些人在外的中国人。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在这里所提的团结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原则之上的：首先，个人权利是目的，团结是手段；其次，团结必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的——提倡尚武精神自然也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我很清楚，一提团结，有些人就担心起个人权利来，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过去确实发生过在“团结”或“集体主义”的名义下对于个人权利的压制，所以，我不得不罗嗦一点，每次都添上那么几句，省得有些人又大作歪曲性的文章来蒙蔽不明真相的人。
也许还有一些内容需要补充，我希望大家能一起来补充。
即使是爬出去，也应该保持尚武精神
我有时是非常悲观的。看到中国目前的腐败、看到中国目前的涣散、懦弱、看到中国目前的科技于世界先进水平越拉越远，我往往禁不住想：将来的中国人要保生存，可能是不得不爬着出去了。我但愿通过我们每一个有志于民族复兴的人今天的微薄的努力，中国不会出现那么一天。但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呢？我想，即使真到了那一天，即使中国人真的非得爬着出去不可，也应该保持尚武精神，也应该保持内心的自尊。爬着出去，寄人篱下，自然要忍受屈辱，但内心的自尊、内心的尚武精神则不可没有。
坦率地说，我确实看不起中国的许多读书人。一个留学加拿大的女留学生曾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让大家报一下出身来历，外国学生自然报来自哪个国家，加拿大学生自然报来自哪个省份，但有一个中国学生也报自己“来自阿尔伯塔（加拿大的一个省）”，白人老师非常鄙夷地说，你明明来自中国，明明是中国人，报“来自阿尔伯塔”我们就不知道你是中国人了？另一方面，我曾碰上过一些来自广东、福建的农民，他们没什么文化，多半是爬着出去的，爬出去的时候多半也不择手段，但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你却能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情绪，虽然他们很可能申请过政治避难，但他们内心却仍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不仅如此，他们还非常团结，互相帮助。在北美、欧洲，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跑出去时常常身无分文（特别是那些来自印度支那的，有的人连个手提箱都未能带出来），但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都生存了下来，有些人确实还发了财。于是那些中国的读书人又会说那是西方的制度好，西方的宽容，我不完全否认这些原因，但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人中国人帮中国人的强烈意识。而我们那些读书人呢，刚到异国他乡时，很可能也受过这些人中国人帮中国人的意识的恩惠（别的不说，中国留学生都知道，从华人那里租房住，同样的房子，租金要比市场价格低得多。因此，许多发誓一到国外，就要和白人住在一起，学外语、学西方文化的中国留学生，除了在中国已经发了财的，不得不去租华人的房住），但转过头，等到在白人那里讨到了口饭吃，就开始骂那些帮过他的中国人，骂唐人街。
讲尚武精神、讲内心的自尊，讲中国人帮中国人，我认为海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质朴的华人那里还是有的。然而，离开了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体系的民族主义，这些质朴的情感所能产生的凝聚力难以超过黑社会的水平。因此，即使中国人不得不爬着出去，民族主义（这时就更难使用爱国主义这个概念了）也是他们保持自尊、保持凝聚力，等待机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思想。
没有尚武精神，女人也会没中国男人的份
而没有尚武精神，没有民族主义会怎么样？我想对中国年轻人说的是，女人也会没你们的份。卫慧的《上海宝贝》出来，按说是一本很平常的书，要说它的性描写，现在的不少合法出版物比它还要黄色的多，要说它的艺术性，大家都认为很平常。可它为什么那么轰动？首先是有那么多人骂它，然后才有其他人因有那么多人骂它而看它，有另外一些人有因此而捧它。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骂它？挑明了说吧，绝对是因为这本书集中表达了中国很多女人20年来的一种信念：中国男人废物、阳痿，不如外国男人好。其实，在《上海宝贝》之前，已经有许多的这种说法，如80年代的“中国没有男子汉”等等。为什么会这样？有几个原因，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爬出去争取生存空间的集体潜意识、金钱、有些人说的中国男人的“妹化”，等等（但有一个原因是西方人和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刻意渲染却并非真实的，这就是所谓女性在中国受到歧视。这是胡说，女性在任何国家都是受到歧视的，中国是相对而言对女性歧视最少的国家）。面对这种危及到中国男人最基本的切身利益的危机，我想那些骂卫慧的感情 是很真实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男人看见漂亮的中国女人都被外国那些老头抢走，如果不感到悲哀和愤怒，而是高兴，那就更不可救药了——但确实有这种人，《中国可以说不》对此有很好的描述。 然而，怎么办呢？光骂卫慧是不行的（卫慧只不过真实地表达了许多中国女人的内心思想），光骂中国女人不喜欢你们是不行的，这样只会使女人更讨厌你们。另一方面，你们在为自己感到悲哀的同时，也应该为我们的中国女人感到悲哀：她们背井离乡，语言不通，没有爱情，嫁给那些又老、又丑、又蠢（有时还很穷）的外国男人，嫁过去还要受欺辱，受了欺辱还不敢说，还要在娘家人面前打肿了脸充胖子，她们也不容易啊。有本事，有志气，我们就应该把女人抢回来。
驳“阉者的梦呓”
80年代是整个中国思想界大骂中国传统文化，到了90年代，又出来了一帮夸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然而，他们又是怎么夸中国文明的呢？他们说：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争”，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和”； 今后，中国还要继续发扬这个“和”，以其来战胜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就能“为万世开太平”了。网上作者文成很恰当地把这套说词形容为“阉者的梦呓”。但是，这一套说词还真是颇有支持者，后来又有各式各样的变种。西方的一些大学者，如罗素和汤因比，也想把我们中国人往这条死路上引（我高度敬仰这两位学者的智慧和人格，因此我并不怀疑这两位西方人的良善动机，然而，我还是要指出他们为中国人指的道是错误的——他们应该首先设法去说服他们自己的同胞）。
任何一个可以延续的文明，必然既有“争”的要素，又有“和”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且应该是平衡的。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里面绝对是包含这两个要素的。今人无知，只择其一。就凭这还能指望“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还能“为万世开太平”？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真理：你必须首先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争斗中强于对手，你才有资格来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你的批判仅仅会被人家看作怯懦而已，因而到头来，绝对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战胜你。形象的说，如果你和一个壮汉打架，你打不过人家，在那里喊“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只是怯懦和滑稽；你至少要和他打一个平手，你才有资格向他提出文明的规则。揭露西方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质是对的，但妄想中国可以以“和”来劝说别人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全然是梦呓。如此梦呓下去，21世纪非但不会是“中国世纪”，中国人能有多少在21世纪幸存下来都是问题。不管这“万世”是否“太平”，反正是没有中国人的份。
抗美援朝给中国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美国人正在准备大张旗鼓地纪念朝鲜战争，准备连续纪念三年。中国也有一些研究文章出现，大意是我们不该打这场战争，我们是上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当，否则台湾早拿回来了，跟美国关系早好了，中国早富了。我不反对学者们做这些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应该没有禁区，做各方面的探索都是应该的。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从一个留学日本的女留学生那里听到的她的导师，一个日本教授，是怎么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的。这位日本教授说：知道吗，中国进军朝鲜之后，你们中国人才在国际上有了地位，中国人才在其他国家人们的眼中站了起来。那些学者们所说的也许都对，但我认为都没有这位日本教授所说的这一点重要。恰恰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的英雄们表现出了在战争中中国人也可以是不好惹的，才给我们带来了至少50年的和平。我们必须懂得列强是怎么看问题的。
忍辱负重的悖论
记得去年我们的那本《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后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超限战》的作者乔良先生说了一段批评《中国可以说不》的话。大意是，中国人应该忍辱负重，比如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外资，这外资的引进，忍辱负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姿态。我很尊敬乔良先生，他的这种想法在真心热爱中国的人当中恐怕也很有代表性，但他的这个想法是有一些问题的。事后《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乔边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乔良先生的观点， 我认为非常有道理。
“……乔良先生这句话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是，中国人都在那儿打埋伏，‘说不’的几个小伙子却不能像邱少云般烈火烧身永不动，敌人一梭子子弹打过来，还没怎么着呢，便嗷嗷乱叫，暴露了目标。
“二是人家有钱，我们就得低头，骂是骂不过钱来的。
“关于这第一层意思，我的想法是，乔良先生作为一个军人，长期的纪律约束和国防教育，使他有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警惕性，在长期的忍辱负重中不会忘了忍辱负重的目的。而一般人呢？我的看法相当悲观。越王勾贱尚且要人整天高声提醒他莫忘雪耻呢，我平头老百姓，把眼眉前的日子过好已是很不错了，你让我‘十年磨一剑’去雪耻，恐怕是剑还没磨出来，倒磨钝了我雪耻的意志。……
“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南宋起初，还不是计划着如何收复失地？结果，辱是忍了，偏安一隅的心态也同时养了出来，直至亡了国。
“邱少云之所以能忍，能成为民族英雄，不仅是因为他做为一个军人有极强的纪律性和责任感，而且因为他做为埋伏的参加者，知道这场埋伏目的和在整个战役中的关键作用，知道自己的部队的每个战士都与他一样有着同样的报国之志，知道整个部队会在即将到来的一刻发起总攻，他的牺牲是整个战役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我们常人呢，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懦弱是在打埋伏，不知道我们的埋伏要打多久？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精神的矮化和失落，听到的是应该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精英们却在一个劲地为别人打我们玩我们做着连别人都不能做的辩解，想到的是如何让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能学好计算机和英语，能跻身于现代‘买办’的高人一等的行列。……连这个民族较优秀的一部分都这样了，我们平头老百姓还能记着那么点事儿吗？更何况有比长期打埋伏更现实更紧迫的生活问题。当然，仍然会有人说那是精英们在忍辱负重，在打埋伏，你们小百姓不懂，也不能告诉你们，免得你们口风不紧泄了密，坏了精英们的大事。但这话我想连说话的人自个都不相信，……。
“至于《中国可以说不》吓跑了多少外资，忍辱负重又讨来了多少钱，我没有这样的数据，我相信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具体研究过。但那帝国主义有最厉害的武器壮胆，有那么多见了国际资本就点头哈腰的中国精英，断不会就被几个小人物的一声喊就吓跑了，他们绝没那么松包。君不见，‘义和团’那么大的阵势都没把他们吓跑，何况一本小书。相反的例子，倒是有一个，比如俄罗斯，没见她在国际资本的喂养下强大了多少，但国际资本喂她一次，她的利益就少一分，她的姿态就低一分倒是实实在在的。她前面刚刚出卖了南斯拉夫，这回西方又隔着几千里紧抓着车臣问题不放了。本来一个昂首阔步的民族，先是低了头，又是弓了腰，现在是基本趴下了。她的那些精英们，在这期间，‘忍辱负重’的话怕是没少说吧。
“有时候，对抗也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不一定就能平等，但我们必须积极地争取。‘忍辱负重’的良好愿望，在现实中怕是被别人利用的可能性更大，却只能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消极。
“话说回来，你一定认为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忍辱负重，那也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牢记这个‘辱’，牢记这个‘辱’是怎么招来的、忍这个‘辱’是为了什么。这就要这个民族的精英们必须时时向他的大众敲敲警钟，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并不那么美好，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不那么乐观；时刻提醒大家，我们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不那么容易，必须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有可能突出重围，找到我们自己富国强兵的道路。没了凝聚力，没了民族精神，《超限战》就是把人民战争的内涵扩得再大，手段提供得再多，也是白搭，因为一个民族失去了使用这种手段的意志，就是把中子弹给她，她也是个窝囊废。”
我认为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军队可以潜伏，作为个人在某一具体事上也可以“忍辱负重”（如勾践、韩信等，也如我前面所说，到了中国人非爬着出去不可的时候，作为个人或一个小集团也不得不忍受屈辱），但作为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没到了非爬着出去的时候，片面地讲“忍辱负重”就不一定完全合适了，其结果有可能是并不能消减西方人的防备中国之心，反而成了精英们谋私的托词，反而颓废了民众的志气。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威胁，如《联合早报》上一篇文章声称：“……在中国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中，可能使美国得到中国是其唯一最大威胁的判断，到时美国可能和俄罗斯达成利益交换，以便腾出主要精力来对付日益壮大和反美的中国。不加遏制或疏导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将使中国付出较大的代价并出现21世纪最重大的战略决策失误”， 云云。然而，放弃自我防卫能力，引刀自宫，也许可以换取别人不再把你看作是一种威胁，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人宰割！若如此，我看还是让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更好些。
更进一步说，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制住，就够了？美国就不把中国看成是它的威胁了？美国一些战略家说过，美国是否防备一个国家，并不取决于它的意图，而是取决于它的力量。例如，基辛格曾经说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美国是无比辽阔、资源和人口远远超过美国的欧亚大板块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屿。在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是一个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因为由此而形成的集团将具备在经济上，而最终是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能力。美国必须抗击这种危险，即使这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显得十分友善；因为其意图一旦变化，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进行有效抵抗和扭转事态的能力大大减弱了。” 因此，仅仅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声音压下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中国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其中的大部分贫弱到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水平，人口饿死个十分之九，美国和其他国家才能放心。我看被别人看成是一种威胁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有时还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一种光荣——对别人毫无威胁的只能是废物。然而，最糟糕的情况是你本没有任何威胁别人的能力，别人却依然把你看作是威胁，你还怎么解释都没用，因为你虽然本事不济，块头却太大。与其如此，还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把本事练得和自己的块头相符。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有必要在中国人中提倡民族主义，提倡尚武精神。
也许战争会换形式，但所需的高尚品质不会有任何改变
有人说，现在是全人类合作的新时代，军事竞争已经让位给了经济竞争，要说有战争，那也是经济战争了。然而，战争也许会换一种形式，但物种竞争的本质不会改变，所需的高尚品质更不会有任何改变。
从根本上说，西方种族主义的阴魂不散，也不可能散，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所以，不能用各种形式的武力保卫自己的民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我在这里并没有否定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作，但与其他民族的合作是以你能否保卫自己为前提的。你能保卫自己，其他民族就会上门来与你合作。你不能保卫自己，如果你弱而小，那倒也罢了，暂时可能先容你口饭吃；但如果你弱而大，本事不大，饭量倒不小，别人岂能容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