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城镇化视为未来中国发展的动力，这本身就有很大的探讨余地。一个可比的例子是“农业机械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官方推进的农业机械化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源，一是把技术经济问题政治化，为机械化而机械化；二是当时物化劳动成本远高于活劳动成本；三是当时工业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农业机械化，“剪刀差”政策也使农村缺乏相应经济能力。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从发达国家进口价格昂贵的设备，也动辄形成“投资回收期无穷大”的荒唐局面。
凡此种种，都昭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而不是相反。
迄今为止的快速城镇化遗留了大量问题，譬如社论提及的市民化即人的城镇化，还有地方融资平台潜藏的巨大风险。前者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很多临近城市的乡村，耕地被工业侵占殆尽，而养老和医疗等方面远不及市民待遇，义务教育水平远不能与城区比肩。后者属于寅吃卯粮，迟早要转化为税费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或者无端超发货币而剧烈缩减民众财富。既然城镇化存量尚有待消化，新的城镇化运动就明显成疑。
新一轮城镇化“山雨欲来风满楼”，意图是刺激经济增长，而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更渴望投资本身。在出口不能被主宰的情况下，刺激内需向来口惠而实不至，投资无一例外地成为最终选项。投资刺激因权力主导而低效和腐败，导致财富更加非公正集中和资产劣质化，而投资的带动作用受制于效应递减和单兵突进。城镇化还将使产业创新进一步式微，“稳居”世界产业链末端，内需更无望，陷入操作空间收敛的恶性循环。
统计显示，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到21世纪初才持续快速增长，而这并非政府强制推进的结果，表明当今的农业机械化实属瓜熟蒂落，这理应成为城镇化不可忽视的参照。缺乏工业化配套的土地城镇化，或者引进高污染项目，这更像是当地民众的一场灾难。既然政府推进的城镇化有可能弊大于利，而且投资巨大，全体民众都要直接或间接承担后果，甚至需要几代人为冒进和透支埋单，其决策就必须民主化和科学化。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国家发改委闭门造车太可怕，城镇化必须建立基于民众的决策和监督机制。
世界上鲜有人为推动城镇化的先例，城镇化决不应该拔苗助长，而城镇化之外还有同等量级的战略选项。改革仍旧是最大的红利所在，按照因人设事和效能原则，大幅消减公务员和类公务员规模，把“三公消费”最小化，把投资决策最大限度交还市场主体，进而大幅削减税费，同时打破一切不合理垄断，由此释放的经济推动力难以估量，质量则远胜过城镇化。从撤销铁道部编制反而增加看，认识亟待加深，归根结底要看改革为了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