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务工潮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扎根与归根，或者叫“去”与“留”的两难选择。如何认识与消除这种尴尬与困境，关系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关系新一代产业工人的健康成长。

一、薪生代农民工面临“去”与“留”两难困境

2011年，湖南农民外出务工人员总数达到1137.7万人，平均年龄30.56岁，表明农民工代际替代基本完成，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进城务工群体的主流。据调查显示，有46.2%的新生代农民工期望能获得所在城市的户口，成为真正的市民：53.8%的表示不愿意实现身份转换，情感上认为自己的根仍然在农村，那一亩三分地仍然是抵御经济风险的最好屏障。同时，两种意愿人群中又有80%认为自己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回乡也没什么意思。这种进城无希望、回乡无感觉的心理状态，充分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抉择的“两难”。如果选择留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弱保障、低积累、高成本的制约。在扎根问题上，新老农民工面临着基本一致的困境。一是保障弱。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籍、社保体制的约束，城市对于农民工一般是“取而不予”、“用而不养”，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2011年，我国外出受雇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仅为13.9%、23.6%、16.7%、8%和5.6%，湖南等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参保率更低。二是积累低。农民工就业大部分集中于脏、累、苦、险、差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层次低、劳动时间长、收入积累低。据统计,530/0以上的农民工聚集在制造业、建筑业领域，84.5%的务工人员存在超法定工作时间现象，建筑业从业农民工73%以上没有签订有效无劳动合同，有2%左右的被拖欠工资。不同行业农民工月平均收入1800元—2400元不等，扣除租房、子女教育等支出，结余所剩无几。三是成本高。安居乐业是中国传统观念下“扎根”的代名词，但安居成本让大部分农民工望而却步。调查显示，41.3%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160/0的农民工住工地或工棚、34010的租房居住，仅有0.7%的在务工地自购房。在低收入、弱保障的前提下，大部分农民工难以在大中城市买得起适合的住房，再加上高额医疗费、子女教育费，以及长期形成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扎根成为非常困难的梦想。

如果选择返乡，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乡土陌生、就业迷茫、理想难以实现的困惑。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剧变的时期，在归根问题上有着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特点。一是乡土陌生。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在乡村长大，但对于真正的乡村生活缺乏真实体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约84.5 01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特别是在城市流转多年后，城市生活已经驱赶了乡土记忆，回乡犹如初次“进城”。二是理想泡沫化。受义务教育制度普及的影响，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着更高的人生理想和生活追求，对城市的梦幻也更强烈。被城市生活熏陶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态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已经与乡村格格不入，加上对城市生活泡沫似的感知和想象，心理上对乡村社会认可不高，很难顺利融入乡土府。三是就业迷茫。“回乡后干什么”成为新生农民工返乡归根后的最大难题，一方面他们长期脱离农村生活，缺乏农业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另一方面，眼界的开阔，使他们更愿意向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但由于缺乏资金与政策方面的支持，在农村创业路途障碍重重。

二、产生两难困境的根源分析

1．年龄结构。目前，湖南省7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企业用工结构的青年化。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进人中年后失业，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调查也佐证了年龄与返乡、留城抉择的关联性。根据对湖南农民工调查表明，20岁以下的农民工扎根意愿为77%，26—32岁为57%。

2．就业状况。就业与收入直接相关，而收入是影响扎根与归根抉择的重要因素。技术型农民工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年限较长，实际收入与预期收入都较劳动密集型农民工高。据长沙浏阳生物医药园数据显示,2011年该园区的技术工人年平均收入在4.5万元左右，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收入的近2倍：资本型农民工积累资金速度快于劳动密集型农民工，这两种人群由于能够支付定居成本很有可能扎根，而劳动密集型农民工很有可能面临中年失业并返乡。

3．主观意愿。据调查，3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持有“多挣钱后回乡发展”意愿。其中，回乡做生意的占20%，回乡务农的占10%左右。前者多是选择在小城镇发展，因为返乡创业不仅需要资金，更需要体力、经历的投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无论是否已经有能力扎根，都会回到农村实现自己的理想。据宁乡关山村调查，当地葡萄种植户中的新生代返乡农民工，更能接受新观念、新技术。

综合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可分为如下4部分潜在人群：第一种人群是实际市民化人群。技术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农民工，扎根与归根的抉择与主观意愿相关性大，与年龄结构相关性低，若愿意扎根，市民化的现实性较大。第二种人群是可能市民化人群。年轻的农民工，尽管初期为劳动密集型农民工，不具备市民化的条件。但由于年龄还小，工作年限较长，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培训等方式提升为技术型工人，逐步实现市民化。第三种人群是被动返乡人群。劳动密集型农民工随着年龄增长有可能失业，属于不能扎根的被动返乡，但是又由于归根的各种因素，徘徊在扎根与归根边缘的可能性较大。第四种人群是主动返乡人群。主观意愿返乡农民工，基本上不受年龄与就业结构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实现理想，更可能带资提前返乡，更愿意从事规模化、产业化农业生产。

三、破解两难困境的思路对策

针对扎根与归根的两难困境，要分批、分群、分步实施农民工市民化战略，保障可能扎根人群安居乐业实现市民化，保障年龄处于返乡期和主动返乡的农民工能够返乡发展农村经济，从而实现城市与农村共同发展、城乡要素流动动态平衡。

1．通过制度创新转化一批“实际市民化人群”。实际市民化人群，在收入、融城心理等方面具备了市民化的基本条件，目前的最大限制是制度障碍。因此，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机制，特别是户籍制度，尽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角色转变：通过日益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保险跨地区接续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生老病死问题：推行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实行累计积分制，依据积分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相应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入籍服务；通过政府出资与市场经营并存、多渠道筹措方式，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

2．通过系统培训提升一批“可能市民化人群”。让流动人口留在城市，需要稳定的居所和持续的收入，而更为关键的是能够带来持续收入的就业。由于教育程度低、培训不足，加上我国又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就业不稳定、收入低是常态，也是影响扎根的重要原因。要通过提供公平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升一批吸收知识能力强、适合产业发展要求的农民工，提高其收入能力，推动其逐步市民化。

3．通过技术帮扶和行业拓展迎接一批“返乡人群”。无论是主动返乡还是被动返乡，最后都落实到返乡后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对于政府而言，要努力营造社会环境，提供创业条件。新生代农民工处出务工多年，头脑灵活、眼光敏锐，积累了不少务工的经验，他们是最好的农村经纪人和现代农民的后备军。政府要为新一代农民工回归创业制造一个好的社会氛围，在有效资源上给予优惠，为创业农民工提供便捷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搭建社会化服务平台，及时进行技术指导、创业经验教育，为创业者排忧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