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与约旦河西岸相比，加沙地带近年来更为引人注目和关心。希望这篇文字，能够有助于人们了解加沙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的加沙
加沙地带很小，只占整个巴勒斯坦面积的百分之二多一点；在地图上需要仔细寻找才可以看得到。有意思的是，一般的新闻报道中也极少提到其面积。在巴勒斯坦的历史上，加沙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存在过。在巴勒斯坦犹太化之前，加沙的历史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在行政管理和政治体系方面，始终与巴勒斯坦其余的部分相联系。1948年以前，加沙是巴勒斯坦自然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西濒地中海，南与埃及相邻，加沙是巴勒斯坦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主要陆路和海上通道。凭借其地理位置，加沙倾向于发展灵活多样和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与其他那些东地中海沿岸现代社会的门户城镇并无区别。通过海上和陆地与埃及和黎巴嫩的往来，为加沙带来繁荣和稳定的生活。然而，1948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终结了这一生活。
分制时期的加沙
1948至1967年，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地区实施分制。在此期间，加沙成了一个由以色列和埃及警察严格管制的巨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两国政府均不允许任何进出加沙地带的行动。在这段时间，加沙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战后管制区。1948年被以色列驱逐离开家园而进入加沙的难民，使这里的巴勒斯坦居民人数成倍增加，生活条件便已经恶化。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前夕，这一强制性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灾难，已经明显遍布整个加沙地带。在分制的二十年间，巴勒斯坦南部这一沿海地区田园般的小城镇，变成了世界上人口最集密的区域，缺少任何维持其存在的经济设施。
以色列占领的前二十年
1967年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全部加沙地带。在占领的前二十年，以色列政府还允许一些进出加沙的活动。一定数量的巴勒斯坦人，被允许作为非熟练或者低报酬的工人，加入以色列的劳动力市场。以色列允许这一廉价劳工市场得以存在的条件是，巴勒斯坦人必须放弃任何形式的民族斗争和有关议事日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巴勒斯坦人的劳务活动就会被中止和废除。在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前的数十年间，以色列一直试图将加沙构造成一块飞地。关于加沙的地位归属问题，以色列和平阵营希望加沙自治，或者成为埃及的一部分；民族主义阵营则希望加沙成为其梦想建立的大以色列国（Great Eretz Israel）的组成部分。
奥斯陆会谈后的加沙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使以色列能够重申其主张：加沙作为一个分离的地理政治实体，不仅外在于巴勒斯坦整体，而且与约旦河西岸相割离。就表面而言，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都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管辖之下，但是两地之间的任何人员往来，都必须取决于以色列的意志。而且，以色列很少允许这种往来，1996年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上台后，则完全禁止了两地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往来。更有甚者，以色列过去和现在，一直控制着加沙地区的水电供应。自1993年以来，以色列里利用或者说是滥用这一占有权，一方面确保犹太定居者无忧无虑的生活；另一方面，则以此胁迫巴勒斯坦民众屈服和投降。在过去的六十年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就像被拘留者、人质或罪犯一样，踌躇不安地勉强生存在这么一个非人的空间。
加沙的恐怖和暴力
以色列长达六十年的剥夺、占领和监禁，是加沙地区长期以来恐怖和暴力活动的主要和根本来源。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暴力压迫，必然招致巴勒斯坦人与之相对的以暴易暴行动。多年来非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也导致了巴勒斯坦人内部的恐怖和暴力事件。
针对这些恐怖和暴力行为，以色列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员，不从自己方面所造成的根本原因出发，考虑和解决问题，而是采用所谓“反恐战争（war against terror）”的政策对付加沙，与打击设想中的基地组织地方分支活动，和防止伊朗对这一地区的渗透联系起来。以色列的知识界，则将加沙描写为一个所谓文明冲突的舞台。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断用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和压迫。所以，以色列也一直变换手法加强对加沙的控制和封锁。1994年，以色列通过修建电网栅栏，将整个加沙围了起来，使之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巨型监狱。然而，这种严密封锁的办法，仍然不能奏效。所以，以色列便寻求新的策略。
以色列的新策略
自2000年开始，以色列军逐步增强针对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反以色列武装人员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首先在约旦河西岸开始军事行动，镇压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其中包括修建隔离墙等行动，其高潮是2006年对黎巴嫩的侵略性进攻，和2009年对加沙发动的猛烈攻击。以色列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之一是，伊斯兰组织如被占领土上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以色列国内的伊斯兰运动力量的日益增强，对以色列的严厉控制造成了威胁。
情况是这样，从犹太复国运动兴起之时，一直到以色列成立后的历届政府，其领导层一直寻求对巴勒斯坦以至东地中海地区的严厉控制，不允许对此有任何的挑战。多年来，通过遍布于四处的隔离墙、防护栏、检查站、殖民定居点，专供犹太人使用的外环路和军事基地，以色列把约旦河西岸变成了其眼中的“和平”之地。以至于2006年以前，周围地区意欲对抗以色列统治的阿拉伯国家，和当地巴勒斯坦运动组织的数量，似乎日益减少。所以，以色列的决策者们感觉他们的策略正在逐渐取得成效。
然而，加沙的情况与约旦河西岸截然不同。在此，以色列面对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坚决抵抗。与黎巴嫩的真主党一样，加沙的哈马斯运动拒绝屈服于以色列的意志。所以，对于当时的总理沙龙，以及巴拉克、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导人而言，从外部控制加沙，同时将约旦河西岸分割成一些可以控制的班图斯坦，似乎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最好的方法。这就是以色列控制被占领土特别是加沙的新策略。
2004年：模拟加沙城
根据这一新的策略，2004年，以色列军队开始在内盖夫（Negev）地区的沙漠中，修建一座模拟式的阿拉伯城市；其规模与真的城市一样，具备全部命名的街道、清真寺、公共建筑和交通车辆等等。工程耗资四千五百万美元，所建成的这一假想或者说是幻影城市，在随后的2006年，真正成了一座加沙城的模型。当以色列入侵北边的黎巴嫩期间，真主党与其打了一个平手后，以色列国防军决定在这一模拟城市中做好一切准备，与南边加沙的哈马斯打一场“有所改进的战争（an improved war）”，以雪北方战事失败之耻。修建工程完成后，以色列军政首领亲临这一加沙城的模型，指挥和观摩以色列国防军针对真实的加沙所举行的多种实战军事演习，以为随后真的实战做好准备和积累经验，演习所使用的，均是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
2005年：“第一场雨”
以色列针对加沙所实施的军事政策开始于2005年。就在这一年，加沙在以色列官方的视野中，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而不是一般的人类生存空间。尽管加沙与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一样，但是对以色列而言，则成了一个无人居住的虚设城市，以色列士兵可以对之实验使用任何先进的武器。
也还是在2005年，以色列政府决定，将那些从1967年就开始在加沙殖民的数千名犹太定居者撤离出来，移至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一些更具有居住价值的地方。多年来，为保卫这些为数不多的犹太定居者，并同时控制和压迫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派遣和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军队驻扎在加沙。由于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开支非常大，以色列政府感觉非常得不偿失。所以，当以色列决定对加沙实施外部控制的策略后，主动撤离加沙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样既可以减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负担，又可以毫无顾忌地实现从外部控制加沙的策略和计划。以色列沙龙政府将这一行动称为单方面的分离（disengagement），其借口或理由是，因为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没有进展，以色列便可以自行确定有关的区域边界。
然而，结果并不像其所设想的那样，以色列一撤出，哈马斯便接管了加沙，而不是美国和以色列所支持的法塔赫。对此，以色列随即做出的反应，是对加沙施行经济封锁。对此，哈马斯所采取报复措施，向邻近的以色列地区赛代罗特（Sedrot）发射火箭弹。这就给了以色列使用空中力量、大炮和军舰对付哈马斯的借口，虽然声称射击目标是对方的火箭弹发射区，但实际上是加沙的任何和所有地方。
但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屈服，继续以武力相对抗。他们坚定地表示，加沙至少仍然是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的组成部分。2005年9月，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向以色列的内盖夫，发射了数量空前的火箭弹，像通常一样，主要造成以色列房屋和财产的损毁，很少人员伤亡。作为报复，以色列发起了代号为“第一场雨（the First Rains）”的军事屠杀行动。在这一行动中，首先是超音速飞机飞越加沙上空，恐吓巴勒斯坦民众，接着是从海上、空中和陆地发出的狂轰滥炸。以色列的主要目的，是震摄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火箭弹发射人员的民众。然而，此举并不奏效，反而更激发了加沙巴勒斯坦民众的反抗热情。以色列军队“第一场雨” 的持续，导致更多巴勒斯坦人的伤亡和财产损失；继之是巴勒斯坦人作为回应的更多的火箭弹发射。以色列发动的军事行动在继续。
2006年：“夏天的雨”和“秋天的云”
2005年以色列定居者的撤出，和2006年哈马斯在民主选举中的获胜，将加沙变成了一个战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失去对加沙的管理，和以色列犹太定居者的不复存在，使以色列认为，加沙问题已经纯粹变成了一个“军事问题（military problem）”。
2006年2月，巴勒斯坦人举行的民主选举，是一场经过认真监督，由国际观察员宣布为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尽管此前美国一直试图让其所支持的阿巴斯（Mahmoud Abbas），及其法塔赫政党赢得这场选举，结果是哈马斯获得胜利，成为目前阿拉伯世界唯一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然而，美国政府认为，巴勒斯坦民众在选举中走错了路，犯下了严重的罪行，随即与以色列一道，对其实施报复，在先前军事行动的基础上，加剧了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和严厉封锁。
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年中，似乎运气不佳。除了上文中所提到的，以色列在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中，未能如愿震摄和击败对方外，一个名叫沙利特（Gilad Shalit）的士兵，又被哈马斯在一次大胆的行动中俘获。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两件非常耻辱的事情。所以，在国内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支持下，以色列对加沙采取了更为疯狂和残暴的军事行动。作为中东最强大的军队，以色列对加沙平民实施的这一军事行为，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以色列这次加剧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挫败感，寻找借口和政治策略的缺位。以色列的专家学者首先指出，2006年对加沙火力轰炸和军事行动的升级，是对以色列在北方军事失利所造成的挫折感的直接反应，军队需要以此展示其优越性和震摄能力。关于借口，哈马斯和真主党的伊斯兰特征，和设想或者捏造出的二者与基地组织的联系，使军队认为以色列是在加沙充当全球性反圣战主义战争的先锋。当时，在美国总统布什所领导的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屠杀，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反恐行动。以色列对加沙实施残暴无情的军事行动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清楚明确的政策。对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一直是清楚的，但是对于加沙，目前却不知道如何行事。
在以色列政府的眼中，加沙是与约旦河西岸完全不同的地理政治实体。与约旦河西岸不同，加沙没有一块土地是以色列所垂涎的，也没有像约旦那样的腹地用于驱赶巴勒斯坦人。如上文所述，执掌政权的以色列政党与和平阵营人士认为，加沙或者应该实行自治，或者应该归于埃及。然而早在1967年，埃及就明确告诉以色列，加沙对其而言是一个负担，永远不会成为埃及的组成部分；所以，加沙的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仍然属于以色列的问题和责任。就地理而言，加沙处于边陲之地，然而在以色列人的心理上，却处于中心位置。
虽然以色列对于在策略上如何对付加沙并不清楚，但是其战术却是非常明确的。以色列主张，如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能重新掌管加沙，使以色列可以像统治约旦河西岸那样实施统治，加沙民众将会长时间地遭受监禁，这块土地最终将会成为一个贫民区以至完全被封锁至死。在此期间，以色列的“惩罚性（punitive）”政策将会继续实施。然而，加沙的事例再次证明，人类历史上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任何形式的监禁和封锁，最终都是不会奏效的。所以，以色列对于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惩罚策略，在2006年演变成种族灭绝策略。
这次实施性质为种族灭绝行动的借口，是上述以色列士兵沙利特的被俘事件。其实，就在沙利特被俘虏的前一天，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非法绑架了两名巴勒斯坦平民，是名为穆阿迈尔（Muamar）的弟兄二人，他们被带到以色列，与此前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一样被监禁起来。这些长年遭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中，数百人未经过任何审判。与绑架军事进攻行动中的战斗人员相比，绑架和囚禁平民是更为严重的犯罪。
此次军事行动的代号为“夏天的雨（the Summer Rains）”。这一“夏天的雨”，从2006年6月开始，发展到后来“秋天的云（the Autumn Clouds）”，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11月结束。以色列军队这一军事行动命名的寓意，充分表现出其罪恶实质。在巴勒斯坦这么一个夏季无雨的地区，落在加沙民众头上的，只能是以色列现代化武器所制造的弹雨。
这是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对加沙最为残暴的攻击。过去几年里，以色列对沦陷于加沙的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的惩罚性行动，只限于从外部的陆地、海上和空中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这一次，以色列军队从地面入侵加沙，并增加了坦克火力，向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居民中心扫射。
这是自一年前撤出其定居者后，以色列对加沙的第一次地面侵入。此次行动最恶劣的阶段是2006年9月，其间每天平均8人死于以色列的进攻，多为妇女和儿童；残废、受伤和瘫痪者数百人。2006年12月28日，以色列的人权组织B‘Tselem，公布了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所犯暴行的年度报告。在这一年，以色列武装屠杀了660名巴勒斯坦人，是往年同期人数的三倍。根据B’Tselem提供的数据，以色列在2006年，共杀害了141名巴勒斯坦儿童，其中大部分来自加沙；损毁房屋近300幢，居民全家遭到杀害。自2000年以来，以色列军队共杀害了近4000巴勒斯坦人，其中多为儿童；两万人受伤。
从“夏天的雨”到“秋天的云”，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升级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之间区别的消失，无感觉的屠杀使平民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其次是有关军事手段的升级，行动中使用了以色列所拥有的的全部武器。三是军事行动的升级，明显体现在伤亡人数方面，每一次军事行动，每一次进一步的行动，死伤人数都在大量增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军事行动变成了策略，已经明显成为以色列解决加沙问题的方式。
2007年至2008年：惩罚、封锁和摧毁
2007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继续执行此前的两项策略：对约旦河西岸逐渐进行吞并、剥夺和人口转移；对加沙实施系统的杀虐政策。法塔赫和阿巴斯领导下约旦河西岸，屈服于以色列的压迫，无力遏制其吞并和剥夺的策略；与之截然不同，加沙的哈马斯则毫不屈服地继续进行反抗，促使以色列进一步加剧其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巴勒斯坦人内部，发生了哈马斯和法塔赫两派政治力量之间所谓的内战。一般舆论描述认为，是哈马斯发动政变夺得对加沙的控制。其实不然，这场巴勒斯坦人的内战，是美国和以色列激起的。2006年2月哈马斯选举获胜后，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并武装法塔赫的强人达兰（Muhannad Dahlan）指挥的安全部队，计划发动政变推翻哈马斯，以挽回选举中的失败。然而，事情的结果是哈马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粉碎了达兰举行政变的企图，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哈马斯的影响和力量。
作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加剧对加沙巴勒斯坦民众的报复，同时努力确保诸如类似不服从行为的瘟疫，不会传播到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其他地方。与约旦一道，美国着手武装和训练更多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维持秩序。
随着2007年以色列对加沙军事行动的升级，巴勒斯坦民众死伤人数上升。三百人被杀害，其中数十名为儿童。同时，面粉、水泥、药品、奶制品、大米等基本生活用品被禁止运入，并限制任何进出加沙的行动。以色列给予加沙巴勒斯坦民众的政治选择是：如果他们坚持支持哈马斯，将会被围困和饿死，除非改变意识倾向；如果屈服以色列希望其接受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将会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样，过一种没有基本公民权和人权的生活。这就是2007年以色列传达给加沙民众的信息，他们被给予一年的时间考虑并作出选择。
2008年夏季，在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双边停火协议。因为此前以色列的目的并未达到，所以希望通过停火这段时间，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好更加认真的准备。在此期间，以色列军队讨论并调整了对付加沙和哈马斯的策略，形成了一个新的主张，称为 “达西亚主义（Dahiyya Doctrine）”。在此，达西亚指的是黎巴嫩的一个什叶派居住区，2006年在以色列空袭贝鲁特期间被炸得粉碎。在此，可见以色列军队的用心所在。这一主张的宗旨是：整体摧毁加沙地区；不成比例地使用火力对付哈马斯所发射的火箭弹。
看起来，以色列军队这一主张不仅涉及使用武力，而且还包括通过其他手段取得所期待的结果。2008年，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的封锁。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以色列的战术行为，不仅仅是实施以往那样的惩罚性行动；就人口问题而言，其特征是种族灭绝性的：基本食物的短缺，基本药品的缺少，没有就业渠道。如果还不够的话，以色列还会切断水电供应。
哈马斯没有屈服，并拒绝以色列以解除对加沙的封锁为条件而销声匿迹。所以，以色列以此为借口，在2008年6月，每日违反停火协议，从空中和陆地对加沙实施数次进攻。一些不隶属哈马斯的组织，通过发射几枚火箭弹报复以色列。以色列的舆论就宣称，随时准备采取更大的行动。
2008年11月，以色列攻击了一个用于对抗封锁以求生存而挖掘的地道。这一次哈马斯发射了火箭弹给予回击并宣布，以色列每日的军事行动终止了停火。接着，2008年11月18日，哈马斯宣布终止停火，并于24日在短时间内加强了火箭弹的发射，作为对日前以色列行动的反应，随后便中止；除了一些房屋受损外，没有造成以色列人员的伤亡。
11月24日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正是以色列所期待的。从2008年11月25日到2009年1月21日，以色列军队再次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对加沙的一百五十万巴勒斯坦民众，实施疯狂的轰炸。
2009年：“铸铅行动”和种族灭绝
再一次军事进攻开始后，以色列军队于2008年12月26日至2009年1月18日，对加沙实施了代号为“铸铅（Cast Lead）”的军事行动。
这一军事行动的命名，影响人们对这一行动的认识。以色列人将表示“铸铅”意思的希伯来语，与犹太诗人比亚利克（Haim Nahman Bialik）的一句诗文相联系；这句诗文是一首庆祝犹太教光明节（Hanukkah）歌曲的组成部分，通常是聪明伶俐的幼小孩子们唱的。这一军事行动在光明节前后开始，强化了这一联系。然而，国外的看法就不同了。在英语中，“铸铅”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思，铅被铸入子弹、炸弹和迫击炮弹中。世界媒体谈到“铸铅”一词时，听起来是军事、残暴和侵略性的，与死亡和毁灭有关，而与旋转的光明节陀螺（spinning dreidels）无关。
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于2009年12月27日，是一个星期六。根据以色列新闻报道，这次行动精心准备了六个月之久。以色列军队记取2006年入侵黎巴嫩的经验教训和不足，此次准备包括两个部分：军事和宣传。所以，这次行动中所有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预先准备并具有意图的。
预先的精心准备，包括进攻开始的时间，正好是午前，孩子们放学回家，人群忙乱地行走于加沙城拥挤的街道上，短短几分钟，就有二百多人被杀，七百多人受伤。这是对陷于加沙这一小小牢笼而无处逃遁且毫无抵抗能力的平民的集体屠杀的开始。以色列的进攻将目标特别对准加沙警察学院的会议闭幕仪式，杀死了数十名警察。行动前数月，以色列国防军下属的国际法部门，一直在批评这一计划，但是在军队的压力下，还是批准了该计划。此次军事行动的结束时间，同样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正好是在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仪式举行之前，将当选总统奥巴马可能就这一美国所支持的行动提出批评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尽管可能只是几句不关痛痒的话。
于安息日开始的进攻过了两周后，加沙大部分已被炸为瓦砾，死亡人数接近千人。多数加沙居民赖以生存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宣布，以色列军方禁止救援物资输送进入加沙，声称口岸通道在安息日关闭。为了荣耀这一神圣的节日，处于生存边缘的巴勒斯坦人，必须被拒绝给予食物和药品；同时，上百人可以在安息日被美国制造的炸弹和直升飞机杀害。
对于以色列这一残暴的军事行动，为人们所熟悉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解释道：以色列在目前进攻中所采用的战术，如同2006年入侵黎巴嫩时一样，是基于通过使哈马斯军事人员遭受重大的死亡，和使加沙民众遭受巨大的疼痛，来“努力教育哈马斯”这一合理有效的原则之上的。
更有甚者，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亚伦·德修兹（Alan Dershowitz）宣称，以色列从不杀害平民，只杀恐怖分子；在他看来，“恐怖分子”的定义，就是“被以色列所杀之人”。关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军事死亡比例，他主张应该是1000：1，甚至是1000： 0。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应该“诛灭野蛮人（exterminate the brutes）。”
另一方面，中东问题专家法瓦兹·吉尔格斯（Fawaz Gerges）评论说：“令以色列官员与其美国盟友不悦的是，哈马斯不只是一个武装组织，而且是一场社会运动，具有强大的深植于社会的民众基础。”所以，他们实施摧毁哈马斯“社会之翼（social wing）”的行动，正是意在摧毁巴勒斯坦社会。
然而，吉尔格斯相信，美国和以色列所实施的国家恐怖行为将会失败，他写道：哈马斯“不会被消灭，如果不屠杀五十万巴勒斯坦人的话。如果以色列成功杀害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比其更为激进的新一代人，将会迅速替代他们。哈马斯是一个生活事实。它是不会退去的，无论承受多么大的伤亡，它都不会举起白旗。”
但是，以色列绝不会放弃“教育”哈马斯和加沙民众的策略和“诛灭野蛮人”的行动。美国对此大力支持。就在这次军事行动期间的2008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雇佣了一艘德国商船，计划从希腊往以色列运送三千吨军火。希腊政府通过禁止使用其任何港口为以色列供应武器的决定，阻止了美国这一军火输送行动。其实，美国政府在军事方面一直都是极力支持以色列的。布什政府所给予的军事援助超过了210亿美元。接着，奥巴马呼吁“在未来的10年，为以色列提供300亿美元无条件的军事援助。”希腊对于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犯罪行为做出的反应，截然不同于其他一些懦弱的欧洲国家领导人。难怪美国在1974年以前，一直非常讲究实际地将希腊视为近东而不是欧洲的一部分。
与以往一样，以色列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折磨巴勒斯坦人，并强化以色列和平运动者哈尔珀（Jeff Halper）所说的“控制模板（matrix of control）”，设计用于制造一种对于那些寻求留在家园和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不可忍受的生活，使他们像“吞食了毒药而在瓶中乱转的鳊鱼”一样。
其实，与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种族主义言行相比，以色列犹太教神职人员，即拉比们的言论和行为更为恶劣。在加沙南部作战的以色列士兵，曾受到两名拉比领袖的“激励性”访问。这两个拉比对士兵们解释说，加沙不存在“无辜者（innocents）”，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合法的目标，同时引用《圣经》诗篇中呼吁上帝抓住以色列压迫者的婴儿并将其猛掷于石头之上的著名片段。这两个拉比并不算出格。一年前，西班牙犹太系（Sephardic）的前大拉比，写信告诉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加沙所有的市民，对于发射火箭弹犯有集体罪孽，所以，在“一场针对加沙而发动，旨在终止火箭弹发射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绝对没有关于误杀平民的道德限制，”《耶路撒冷邮报》在报道其裁定时如是说。他的也作了大拉比的儿子，进一步阐述道：“如果我们杀了一百，他们还不终止的话，我们就杀一千；如果我们杀了一千，他们还不终止，我们就必须杀一万。如果他们仍然还不终止，我们就杀十万，甚至一百万。无论如何要让他们终止。”
援助加沙的英雄志愿者之一，挪威医生吉尔伯特（Mads Gilbert）将所目睹的恐怖场景描述为一场“完完全全对付加沙平民的战争。”他估计，半数以上的伤亡是妇女和儿童。吉尔伯特报告说，在数百具尸体中，他几乎没有见到一例军事死亡。这并不奇怪，因为哈马斯所从事的是距离作战，或者就根本没有作战。所以，哈马斯保持得完好无损，遭受痛苦的都是平民。
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这次疯狂且毫无顾忌的“铸铅行动”，给加沙造成的惨重灾难。联合国驻加沙城机构的大院被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也设在这一院内，当日等待分发的数百吨食物和药品被炮弹炸毁。圣城医院建筑的两层楼和巴勒斯坦红新月会下属的仓库被炮弹击中并起火，患者被迫转移。位于人口集密的塔尔哈瓦社区中的医院，被以色列坦克摧毁并着火，里面集中了数百名为躲避以色列地面入侵部队而涌入的民众。消防车几次将火扑灭，不久便重新燃烧起来，因为以色列使用的是白磷弹（white phosphorus），后来从弹壳上看到，这种炮弹是美国生产的。
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目的是“摧毁所有的生活手段。”所以，加沙大片的农田被毁，其中一些是永久性的毁灭，包括家禽、牲畜、温室和果园，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危机。以色列还将目标对准了农业部和巴勒斯坦农业救济委员会，这一机构负责为穷人提供价格便宜的粮食。加沙大部分区域被推土机夷平；土地遭受严重战争污染。数百家工厂被摧毁，由此完全失去生产能力。
为阻碍日后的恢复，以色列国防军攻击大学，严重摧毁阿兹哈尔大学的农学部门。加沙六座大学建筑被夷为平地，还有十六座被损坏。其中两座被摧毁的建筑内设有加沙伊斯兰大学的科学和工学实验室。以色列的借口是，这些大学参与了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多年来，以色列一直对加沙实施海上封锁。以色列海军经常炮击加沙民众的渔船，不断将这些船只驱赶回海边。由于以色列对发电厂和污水排放系统的破坏，加沙沿岸海水已经严重污染，根本就不能捕鱼。所以，一旦不能到远海捕捞，加沙四万渔民的生活便失去了着落。以色列海上封锁加沙的主要目的，是企图谈判开发或者直接窃取近年来在加沙领土水域内发现的天然气田资源。而且，以色列还经常拦截一些国际社会开往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船只。
上述所有这一切，使加沙处于危机之中。国际舆论，特别是非西方的新闻报道，直接将以色列的行为称作“真正的种族灭绝”。西方舆论也对以色列提出了严重的批评，尽管对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在其他替代性媒体如日志和网站上，西方人也频繁使用有关“种族灭绝”的词语。早在2009年1月以色列军事行动之前，新闻记者皮尔格（John Pilger）就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写道：“一场种族灭绝行动正在吞噬加沙的人民，而沉默吞噬这一行动的旁观者。”同一年，国际知名法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法尔科（Richard Falk）写道：“作为一个美籍犹太人，被迫使用臭名昭著的比喻说法”大屠杀（holocaust）“，来描绘以色列正在和日益加强的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虐待，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以色列政府的主张和行为
我们在先前的几篇文章中，多次引述犹太复国运动的创始人和以色列政府领导人的言论，说明其对待巴勒斯坦人和被占领土的主张。在此，让我们再读一段典型的话语。曾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并主管被占领土事务的达扬（Moshe Dayan）说：“你们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今天不想要我们，但是，我们将通过把我们的压力施加于你们，而改变你们的态度。”你们“将会像狗一样活着，谁想离开，就离开，”而我们则拿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以色列最想要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然而，侵占和吞并被占领土是违法和犯罪的，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以色列对此是明白的。1967年战争一结束，以色列最高法律权威梅隆（Teodor Meron）就告诉以色列政府：被管理领土内的平民定居点，违反日内瓦第四协定（Fourth Geneva Convention）中明确说明的条款，这一协定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础。以色列司法部长赞同此议。达扬不情愿地承认道：“在被占领土上安置以色列人，如人所知，是违反国际协定的，但是，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所以，可以置之不理。2004年，国际法庭（The World Court）一致签署赞同梅隆的结论，以色列高级法庭以其历来的风格，技术上同意，但实际上不同意。
以色列政府主要的行为方式是“建造事实（building facts）”。所建造的“事实”，就是遍布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可以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武装控制，为所欲为地实施其违法的扩张方案；而且目前，其行动还得到了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配合。在以色列国防军的保护下，犹太定居者可以大行其道。虽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已经有效地被以色列的恐怖行为所屈服，加沙的哈马斯和民众仍然坚持抵抗。这还需要继续制服，所以就有了入侵加沙的军事行动。
在扩张和安全之间，以色列的一贯选择是扩张。谈到安全，以色列其实有着直接保卫自己的手段：停止被占领土上的犯罪行为，并接受长期以来的关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国际共识。当今，阿拉伯联盟已经超越了共识，呼吁全面实现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哈马斯反复呼吁根据国际共识，达成两国解决方案。伊朗和真主党明确表示，将遵循巴勒斯坦人民所接受的任何协议。尽管如此，美国和以色列仍然坚持其拒绝主义的立场，而且态度愈发强硬。
以色列选择扩张而非安全的策略和行为，自1971年以后，表现得日益明显。直至今日，与安全相比，扩张仍然是以色列的优先选择。以色列明显倾向于非法扩张、冲突、重复使用暴力，这些行为不仅是违法、罪恶和破坏性的，而且有损于自身长期的安全。
以色列不是不需要和平，每个人都需要和平，甚至是希特勒。问题在于以什么方式获得和平。从最初开始，犹太复国运动就认识到，欲达到目的，最好的策略就是延迟政治解决方案，同时慢慢地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事实。所以，对于以色列而言，政治手段的采用只是临时和策略性的，诉诸于军事和暴力手段则是一贯和长期的。其实，只要停止实施以扩张为目的的定居点建设，以色列就可以得到安全和和平。所谓国际社会四方，即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前几年讨论制定的和平路线图（Road Map），就是针对限制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而言的。
以色列政府另外一个主要的行为方式是制造借口。当初1948年对于巴勒斯坦人的驱赶和屠杀，其借口就是巴勒斯坦人反对联合国的分制方案，并攻击和拦截以色列的道路运输车辆。1967年的战争，是以色列之前通过有意挑衅，引诱叙利亚做出反应，以此为借口而发动的。总之，以色列的每一军事暴力行动，都是通过制造借口而实施的。
对于这些所作所为，以色列最聪明的喉舌之一弗纳瑞（Uri Avnery）写道：以色列的军事胜利之后，“烙印在世界人民意识中的以色列，将是一个沾满鲜血的魔鬼形象，随时准备犯战争罪，不打算受任何道德的约束。这将会给我们长久的未来、我们立足于世界、我们获得和平宁静的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最终，这一战争是对我们自己的战争，是对以色列国的战争。”
有充分的理由使人们相信，弗纳瑞所言是正确的。以色列日益有意识地将自己变成世界上最为人们所仇恨的国家之一，并且日益失去西方民众的忠诚，包括年轻一些的美籍犹太人，他们不能长期容忍以色列持续并令人震惊的罪行。数十年前，乔姆斯基就写道：那些将自己称为 “以色列支持者（supporters of Israel）”的人，实际上是以色列道德沦丧和可能最终毁灭的支持者。看来，这一判断越来越有道理。
同时，我们正在平静地观察一个罕见的历史事件，已故以色列社会学家柯默林（Baruch Kimmerling）称之为“政治自杀（politicide）”，意即在我们的手上，谋杀自己的民族。
现状和未来
目前，加沙仍然在以色列的严厉控制和封锁之下，而继续处于危机之中。美国和以色列仍然坚持拒绝主义的立场，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和难民回归权。以色列不仅坚持对抗巴勒斯坦，而且继续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相对抗。无论以色列的国际声誉降低至何等地步，它都不会放弃目前的主张和行为，除非失去美国的支持。
所以，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有三根支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P），即所谓支持以色列的院外集团；军事和工业集团；基督教复国主义者。如果其中之一坍塌，整个结构便会垮掉。三者中间，统领国家政策制定的美国企业集团部门，对于目前的局势非常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对以色列投资和获取利益的不断增加。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美国人支持基于国际共识的两国解决方案，甚至还呼吁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供数量相等的援助。
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在未来长时间内可能不会改变。奥巴马宣称，他“坚决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且相信，在中东地区，我们首要和不容置疑的承诺，必须是美国在中东最坚强的盟友以色列的安全。”他相信，“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国家而存在的权利是不可挑战的。”奥巴马呼吁增加对外援助“以确保对于以色列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资金优先得到满足。”奥巴马还坚持，美国 “不能承认哈马斯，除非它放弃消灭以色列的基本使命。”
在巴勒斯坦方面，尽管哈马斯仍然拒绝承认以色列，但是不断呼吁根据国际共识，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哈马斯需要做的，是放弃其宪章中否认以色列的有关条款，从接受两国解决方案发展到相互承认。当然，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团结一致，也是至关重要的。
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的扩张和压迫，主要应该选择非暴力的方式，首先应该遏制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升级。哈马斯目前的抵抗方式，只能确定以色列政策实施的速度，而不能确定其暴行的方向。以色列的大规模屠杀会扩大，军事占领会深化，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会继续进行。所以，如果不立即终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存在，并解除其对加沙的封锁，就不可能产生任何迈向和平的努力。目前，这一目的只能通过国际制裁和其他有效的措施，给予以色列强烈的外部压力来实现。于此，最为关键的，是让美国加入到以往的国际共识中来：呼吁以此共识达成协议，终止所有以色列用以破坏有关和平可能性的援助。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声援和支持，主要应该采取联合抵制、撤除投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BDS）三种方式。
使人感到欣慰的是，面对致命性的打击、持续的残暴和所有方面的敌视和遗弃，巴勒斯坦社会仍然能够努力保持坚强和生存。对于其命运，所有的选择都来自巴勒斯坦社会内部。我们从外部可以做的，就是努力解除限制，减轻痛苦，帮助解救受害人，以发现他们自己的和平之路和应该得到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字主要是根据乔姆斯基和以色列历史学家艾兰·佩普（Ilan Pappé）合著的《处于危机中的加沙》（Gaza in Crisis）一书撰成。衷心希望有兴趣并具备条件的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原文，了解更多的历史知识和相关的分析评论。
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问题，这本《处于危机中的加沙》的编者，英国人权活动家弗兰克·巴拉特（Frank Barat）在导言中写道，“我自问：‘为何这一冲突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谁可以终止它，如何终止？’首先能够想到的回答是：无知、人民和民众的抵抗和拒绝沉默。我衷心相信，如果公众能够被正确地告知中东的这一部分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于巴勒斯坦的事情，就不会延续如此长的时间。”其实，这也就是我写作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这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