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里·库森 著 吴万伟 译
有关理性时代的辩论已经陈旧过时，一本新书能改变这场辩论吗？
像上个世纪所有优秀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摩西·赫索格（Moses Herzog同名小说《赫索格》的人物---译注）花费很长时间苦苦思索启蒙的遗产问题。在妻子红杏出墙并与他离婚之后，赫索格试图搞清楚自己、国家和他所在的世纪的情况，写了很多不寄出的信给活着或死去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谴责“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完美幻觉和希望流毒，”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用几句话给我说个明白。”相反，他从朋友萨多尔·希米尔斯坦（Sandor Himmelstein）那里了解到残酷的真相。萨多尔对赫索格说“每个知识分子都是傻瓜蛋。你们这些家伙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要这些只会恶言咒骂的蠢货有什么用？为自由主义事业奋斗需要像我这样无知的坏蛋。”
在过去10年左右，启蒙的辩护者回避了赫索格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焦虑，反而更喜欢萨多尔的争强好斗。9-11袭击和意识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之后，以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为首的不说哲学屁话的兄弟会把启蒙遗产的辩论从学界带入大众空间。他们把现代西方世界所有值得辩护的东西都追溯到18世纪，当时欧洲人的心灵拥有的是理性、科学、世俗主义、和民主。
虽然这些现代自由思想家的慷慨激昂和煽动性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们决不是第一批动员民众为启蒙事业奋斗的人。18世纪的哲人如伏尔泰、狄德罗和达朗贝尔（d’Alembert）都是现代性的先驱，非常高效地为后世的辩论志愿提供服务。1784年，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了著名的描述，即启蒙是“人从自我招致的依赖监护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依赖监护是指人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理解力”；它是一场思想革命，让人的思想实现独立思考的自然愿望，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和政治自由。简而言之，启蒙出现在现代的自我意识萌生时期，在理性缓慢地然而不可阻挡地战胜神话和蒙昧主义的初期。
当然，哲人自命为人类解放者的时髦招来了叛徒。就在康德的必胜主义宣言20多年后，黑格尔就把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和血腥恐怖归咎于启蒙，从而奠定了批判启蒙的基础，即指控启蒙在理性和绝对自由的讲坛上牺牲了爱、精神性、以及传统。康德和黑格尔事实上为20世纪有关启蒙的哲学辩论挖好了战壕。从德国纳粹即将上台时起，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通过复兴康德的理性哲学发起了对魏玛共和国自由主义的先发制人的辩护。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1944年流亡加州期间对卡西尔实施了报复，指责他过于天真。他们说启蒙不仅出现在魏玛政权正在消失的余烬中，而且出现在纳粹德国的焚尸炉中，也出现把欧洲割裂为碎片的技术官僚的极权主义中。（启蒙催生了希特勒的观点在当今宗教右派中非常流行。基督教协会关怀美国妇女协会（Concerned Women for America）主席潘尼·南希（Penny Nance）本周早些时候在福克斯新闻上说“你知道启蒙和理性时代已经让位于道德相对主义。而道德相对主义是导致我们走上大屠杀黑暗道路的元凶。”）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核心黑格尔主义”（nuclear Hegelianism）在1972年被翻译成英语，刺激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后现代批判。大陆哲学家德里达和福柯试图揭示正义和真理原则的绝对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而英语世界的约翰·格雷（John Gray）和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人指责启蒙造成了20世纪被误导的乌托邦政治工程和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原子化和追求物质享受。预料之中的是，启蒙的忠实弟子进行了回击。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把自己描述为“新启蒙思想家”，其他人如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选用更强烈的语言反驳“胡言乱语的”非理性主义，这或许受到恩斯特·杰尔纳（Ernest Gellner）的启发。在1992年的书《后现代主义、理性和宗教》中，杰尔纳自命为“启蒙的理想主义极端主义者”。
在这个意义上，希金斯、慧恩等人刺耳的理性主义不过是长期的思想传统的庸俗化而已，思想家用特定时代碰巧属于“现代性”的东西看待启蒙，无论是20世纪初的无神论或者共产主义现代性还是当今的世俗的民主的现代性。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最近指出的，“对启蒙做出的相应解释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宣言或对时尚潮流的苍白反思而已。”
更加怪异的是，最近这次有关启蒙遗产的辩论中的活跃人物中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这不是档案室里没有从事18世纪欧洲思想世界研究的历史学家。因为至少在彼得·盖伊（Peter Gay）里程碑式的著作《启蒙》The Enlightenment (1966)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尝试重构哲人对政治和社会的思考。而且，他们告诉我们启蒙的中心不仅在巴黎和苏格兰而且在意大利、波兰和欧洲边缘。他们辩论启蒙产生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影响，认为如果考虑到其众多地方性表现的话，我们是否还能说单一的启蒙。我们对18世纪思想革命发生的政治、思想、文化世界的了解比50年前更深刻和更有质感了。
但是，这个庞大的研究产业很少定位于争夺启蒙的思想遗产的堑壕战。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历史学家的细腻的有问题的结论没有打破几个世纪之久的康德-黑格尔路线，哲学家、理论家和记者往往相互朝对方发射意识形态的炮火。历史学家当然不是忘记了启蒙对当代的意义，过去半个世纪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一直是非常突出的、必要的、和受到推崇的，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和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但是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没有引起像现代性的喧哗那样的回应。
或许因为对历史学家在自由事业斗争中的无能感到沮丧，2001年，乔纳森·以斯雷尔（Jonathan Israel）出版了启蒙哲学史三部曲的第一部（800页），发表了他的萨多尔·希米尔斯坦式的观点。这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深历史学家，研究方向是西班牙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起源和17世纪荷兰共和国世俗主义的出现。他似乎是把启蒙的偶然起源与其复杂的哲学和政治遗产联系起来的理想人选。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虽然以斯雷尔里程碑式的三部曲知识渊博，但他因为无节制地痴迷于斯宾诺莎和明显的信念而受到批判，因为他公然相信在现代人看来最强烈的哲学论证（自由、民主、宽容）也是历史上的最重要内容。许多批评家认为以斯雷尔是在把对西方世俗民主的理想投射到遥远的完全不同的过去。再次，18世纪被现代性及其所谓的创造囫囵吞下。
思想史学者该怎么办呢？悲观主义者会说她面临两个选择。她可以继续按照其自身术语研究启蒙，等待愿意为其遗产奋斗的人来关注它---这些人对它是什么的定义非常有信心。或者正如以斯雷尔做的那样，她可以选择一个方面，运用庞大的档案资料寻找自由主义现代性或它的敌人的事业。换句话说，她可以加入赫索格的行列，连同他的根本没有寄出的信和从来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或者加入萨多尔·希米尔斯坦和大声喧哗的无知混蛋的行列。还有其他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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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的希望伴随着一个消息而来，据说安东尼·帕格顿（Anthony Pagden）写了一本书《启蒙为什么重要》（牛津大学出版社, ￡20）。目前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帕格顿拥有令学界多数人梦寐以求的辉煌履历。他在智利、伦敦和牛津接受教育，在英国、欧洲和美国最著名的学术机构担任过历史、政治学、哲学教授。他写了很多功底扎实的研究论文，内容涉及西欧帝国主义、移民和意识形态等。他最近的著作是考察世界东西方2500年的冲突历史。毫无疑问，他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非常合适于从全球性的视角向我们解释启蒙为什么“仍然很重要”，虽然它具有历史特殊性。
帕格顿的故事开始于启蒙认为自己在取而代之的世界。17世纪的伟大思想家---牛顿、笛卡尔、霍布斯、洛克---摧毁了大学里的经院主义，该观点认为人的思想与内在的上帝给予的观点密切相关，要用依靠经验和自我利益的人性描述取而代之。因此，18世纪继承了这个核心是理性人而非上帝的世界观。但是因为基督教不再激发思想灵感，什么才能阻止人们堕入自我中心的、残酷和冲突的深渊呢？
帕格顿认为，启蒙的最大成就是修复了人类纽带。其区别性特征不是如许多批评家和许多支持者所说的那样用理性严格审查历史、自然、神学、政治权威，而是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即有能力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对他人表示同情。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教导我们，人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私鬼，从根本上说，人是人的朋友。帕格顿认为，这是世界主义的根源；核心的启蒙信念是共同的人性和从属于比所在社区更大的某个世界的认识。
在帕格顿看来，人类思想上的这个转向的重要意义无论怎么强调也不算过分。世界主义“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说服人类和谐共处的唯一办法，或者说是阻止人类互相残杀的唯一办法。”这与启蒙的“人类大同的世界观”密不可分。这种世界观最终导致一种正义问题可以用于全球并在全球推行的文明概念。帕格顿告诫启蒙工程的批评家们如格雷和麦金泰尔不要将启蒙简化为建立在自主理性和客观真理上的运动。相反，启蒙是有关同情、文明的创立、和追求世界主义的国际秩序的问题。
虽然帕格顿在鼓吹启蒙仍然重要方面很明显属于康德阵营，但是他想明确指出辩论的所有参与者都一直在为错误的议题而争论不休。这些议题之所以仍然重要是因为世界正义工程还没有终结。把启蒙的焦点从科学和理性上转移到同情和文明上，帕格顿实际上躲避了怪异的后现代子弹。但是如果他的启蒙版本事实上比黑格尔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非常喜欢的传统“理性时代”的启蒙更加可疑该怎么办呢？
主要的问题是帕格顿的世界主义建立在公然敌视任何宗教的态度上。他相信只要“信仰伦理学”仍然存在，启蒙工程就仍然没有完成。在很多方面，他对世俗世界主义的现代主义辩护仍然局限在忸怩作态的东拉西扯的修辞话语上，如人体炸弹、教皇本笃十六世、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信徒”。但它最充分地体现是本书的结论：有关欧洲的怪异的反历史---启蒙从来没有发生，这个欧洲是一个很快被“几个世纪的东方宿敌奥斯曼帝国”征服了的落后地方。那里没有人能独立思考，相反必须服从先知及其法律。欧洲变成了一个无法进步的文明，根本就不再是一种文明了。
这是一个要证明启蒙位于西方和伊斯兰专制主义之间的特别尝试。但它是把启蒙工程描述为发现从前被宗教遮蔽的某种永恒真理的一种叙述的自然结果。这引起了人们对帕格顿的世界主义的进一步批判：它轻易地认同了启蒙信仰---即“文明”是所有人和所有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帕格顿认为，哲人们在18世纪的欧洲认清了这点，我们西方人仍然在等待世界其他地方赶上来。
但是在欧洲几个角落里建立在几个世纪前的理想基础上的世界主义恰恰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具限制性、最偏狭的世界主义。极端的帝国主义也在鼓吹全球的“文明进程”，这让人不由得回想起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的评论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译注）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大英帝国的印度臣民抱有的充满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的自由主义理想。在其全面排斥宗教在人类理解和组织方面的任何作用时，这种世界主义是现代世界管理的令人绝望的模式。任何社会如果不伴随着某种宗教或精神追求是根本无法存在的，即使在“怯魅”的西方这也是真实的。如果新世界主义时代的黎明在等待着宗教从人类事务中彻底消失的话，它将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全球治理的这个观点是关键，因为帕格顿热情支持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把它们的根源追溯到康德的论文“永久和平论”（1795）。康德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个机构到底是什么---“人民联盟”、“国际性的国家”、“国家的普遍联合体”，但是帕格顿强调康德可能想的是由政治代表组成的和平的全球联盟。他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全球机构应该被视为把康德想象的联盟变成现实的可贵尝试。
帕格顿对这些机构的信仰或许让人听起来有点堂吉诃德的味道，因为欧盟竭力找到有效的民主办法解决其金融困境，而联合国正在为对好战的核国家实施制裁而争吵不休，美国则继续认为自己不受国际战犯法庭的约束。正如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在新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20世纪的主要教训之一是那种战胜国家神圣边界的王牌的世界主义理想和机构“可能造成更多的战争、更多的屠杀和更多的不稳定。”即使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世界主义或国际法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为什么答案必须专属于18世纪欧洲的世界主义呢？从欧洲哲人的权威性角度论证不大可能说服非欧洲文化者，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主义思想遗产，即使在那些拥有欧洲遗产之地，帝国主义也不再是政治因素了。
伏尔泰对同代人回避对过去的尊重感到遗憾；或许现在到了历史学家和启蒙理论家做同样之事的时候了。帕格顿认为他辨认出的世界主义启蒙非常重要，他已经不加质疑地接受了这种世俗世界观，认为世界历史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即200年前欧洲想象的未来。在提出其充满同情的世界主义启蒙观点时，他相信自己已经成功地解放了理性时代遗产的没完没了的辩论，那些指控是针对哲人的，包括技术性的科学主义和社会的原子化。但是人们无需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或后殖民主义积极分子也会对帕格顿的欧洲必胜主义提出不同看法。
但是，并非一切都失掉了。帕格顿并没有隐瞒其写作启蒙历史的时候心中想着当今的辩论。这种现代主义能扭曲我们对过去的观点，让我们在过去的故事中读出我们想告诉自己的东西。但是它也鼓励我们发现过去中曾经被忽略的方面。如果帕格顿对开明的世界主义的描述是受到当今有关“全球化”争议推动的令人吃惊的传统叙述的话，那就有充满希望的迹象显示随后可能出现更多创造性的尝试。
哈佛历史学家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最近认为现在出现了国际思想史的复兴。思想史家在研究观点的运动、联系和相互交流，研究它们是如何传播和交流的。比如启蒙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亚当·斯密的观点，即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事件是发现美洲大陆和发现从好望角进入东印度群岛的航线。哲人们生活在通过探索、商贸和通讯的网络越过大洋而连接起来的世界，这是世界主义和文化进步的普遍概念的偶然物质基础。人性在18世纪变得更加紧密了，不仅在少数伟大的思想家身上而且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方面。
虽然全球化鼓励历史学家探索启蒙观点的空间范围，但21世纪具有全球意义的议题---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威胁---已经让学者进入另外一个富有成果的方向。正如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已经注意到的，启蒙碰巧出现在与人类从羊毛向和其他可再生燃料向大规模使用矿物燃料的转变时期；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和物质的现代性的来源碰巧与人类变得有能力给地球带来持久变化的时刻同时出现。正如查卡拉巴提说的，“现代自由的大厦就建立在不断扩大的矿物燃料使用的地基上。”人类未来无法在这个地球生存也许并非完全不现实的假设，因而在人类第一次有意义地干预地球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要质疑始于18世纪的自由和无限进步的文明概念。
这些是宏大的历史工程，反映了产生这些工程的当今议题的范围。现在还不清楚启蒙如何看待原始的全球化背景或者地球向人类世时期（anthropocene）的转变，但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种大视野或许动摇康德和黑格尔的观点。这些途径将无法为我们提供仍然重要的启蒙，因为它并不提供解决我们政治和哲学焦虑的答案。但是与赫索格不同，没有答案的问题并不总是神经错乱或意识形态无能的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提出让人不舒服的问题。毕竟，启蒙仍然重要的许多原因之一就是它教导我们质疑我们如何来到现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目标意味着什么。而这一类问题又怎么可能指望有简单的答案呢？
译自：The trouble with the Enlightenment by Ollie Cussen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magazine/the-enlightenment-and-why-it-still-matters-anthony-pagden-review/
作者简介：
奥里·库森（Ollie Cussen）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