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交大安泰“经邦论道”改革系列讲座第一场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带来了题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的讲座。吴敬琏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并指出改革的推进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造成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本报已连续刊发吴敬琏教授此次讲座的前两部分内容，今天刊出最后一部分。
改革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一个问题是现在比较热的，那就是城镇化。政府如今强调加快城镇化建设，而现在实际生活中的城镇化是一种旧型城镇化。旧型城镇化的问题已经被质疑了近十年，即用摊大饼的方式把城市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地，导致城市化成本太高，造成投资和土地的大量浪费。城镇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因为人的集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才能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理念，才能提高效率。现在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城市化的速度高一倍以上，这样无法达到城镇化应该取得的效果。另外，建成的城市因为运用了摊大饼的方式，专业化程度很低。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很长，于是交通拥堵、污染的严重程度降低了整座城市的运行效率。旧型城镇化为什么这么顽固？我认为原因是存在一系列制度缺陷。
首先是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产权制度规定了农村土地是农村集体的，而农民对这个集体没有约束。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征收土地的差价就变成一块非常诱人的蛋糕。
第二，政府的职能。城市有两个来源，在西方国家，城市是从市来的；在中国，城市是从城来的，城在古汉语的意思是都，就是国的首都，有政治的内涵。所以计划经济以来继承了一个传统，即城市由政府主导。政府主导，就不是根据经济效率去实现城市化了，政府追求的是政绩。此外，还要加上其他一些体制问题。比如虽然城市与独立的人是一样的，大家平权，但是城市也分不同级别，越高级的城市，其资源的掌握就越丰富。城市规模越大，政治级别就越高，于是形成一个循环，每座城市都运用自己支配城市的权力把城市做大，其支配资源的权力也就越大。
旧型城镇化造成的资本浪费会在宏观经济上体现出来，表现为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从体制入手，这样才能够真正按照政府提出的要求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
改革方案的核心目标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首先，放开商品和要素价格。其二，确保竞争性市场的产权基础。其三，消除行政垄断和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四，厉行法治。
我认为，改革方案的核心目标是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如果希望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且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那么就应该形成竞争价格。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有四项工作是必须做的。
首先，放开商品和要素价格。商品价格自由化的程度高一点，要素价格就要差一些。
其二，确保竞争性市场的产权基础，确保不同所有制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
其三，消除行政垄断和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其四，厉行法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市场需要监管，但是目前监管的方法有问题，与市场经济的本性不符。总体来说，应从事先的监管改为事后的监管，从实质性审批转为合规性监管。
围绕核心目标，应辅以四方面配套改革。第一是财税体制改革，第二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第四是国有经济改革。
围绕核心目标，应辅以四方面配套改革。第一个配套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它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要回归公共财政。
二是要解决当前尖锐的地方预算问题，解决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称。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增加地区预算的等级收入，另一方面提高中央预算的支出责任。有一些支出责任过分分散，比如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都在县以下的等级，它们需要上收。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定会有转移支付。过去转移支付的比重很高，中央的等级收入占了整个收入的近60%，但是中央预算支出不到全部预算支出的20%，由此可见，转移支付的部分很多，而且很不规范。转移支付将来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例，因此，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
三是要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和公众对于预算制定和执行的监督。
第二个配套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去年已经迈出步伐，虽然步幅很小，但是这个方向值得继续。汇率市场化从2005年开始，从去年第四季度的情况看，汇率已在上下波动，但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量化宽松，所以升值压力变得很大。
二要壮大债券市场。原来延续计划经济的办法是多头管理，企业债的发行由发改委监管，流通由证监会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这几年搞了一个银行间的债券市场，使得这一部分的企业债发展很快，但是这还不够，必须要壮大这个市场。
三要加快资本市场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
四要继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急不来的，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的硬性任务去完成。
第三个配套改革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首先，这与国有企业相关。根据民间机构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的研究，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有很大的缺口。如果民间机构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对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已经确定，填补缺口的最大一笔资金的来源是国有资产。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百益而无一弊的做法，能够帮助国企改革上一个大台阶。
另一个方面是要引导医疗改革。医疗改革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发生一个大问题，即医疗被认为是多轨制的，标准不一。经过3年的改革试验，如今需要总结经验，如何能使医疗公平正义，同时又保证它的可持续性。另外，要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全国统筹。
第四个配套改革是国有经济改革。对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大。国务院发改委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对于2013年中国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提出意见，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强烈反应。在我看来，还是应该以十五大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允许地区出售国有股权，用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基金，但是要立规矩。应加快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的速度。
执行改革的时候，能够以权谋私的利益相关者一定会对改革设置障碍，阻挠市场化、民主化的推进，所以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定要有极大的勇气实现对人民的承诺。这是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作为国家的公民，有权利和义务来支持改革，督促政府推进改革。
最后是怎样实现这些改革。这件事情就更难了，因为要执行的时候，阻力更大。所以我们要设想，怎么能够顺利地把同期方案制定出来，而且这一方案要比较可以执行。下一步要怎么做？我想到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实施准备。有外国学者在某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现在群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改革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没有大众的支持很难往下做。这位外国学者提出一种意见，即现在启动一些大众关心的而且成效易于被观察到的改革项目，以便提高政府的可信度，聚集改革的支持力量。
第二件事是清理审批制度。市场能管的就交给市场，社会能做的就交给社会。当然，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件事要真正执行并不是很容易。
第三件事关于公共财产。
第四件事是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关于七五建议里讲到宏观经济的方针，它说改革初期一定要注意保护宏观经济比较宽松。换句话说，要注意保护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协调。那段话是这样讲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但是在改革时期，关于发展的安排要为改革准备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不要把速度定得很高，不要把投资规模弄得很大，造成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协调的紧张环境，这样会使改革的推出出现问题。这个方针定得很好。
政府吸收了与改革相关的建议，但是最后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改革设计得很好，但是宏观经济方面，流动性太盛，改革的措施就推不出去。比如1988年的价值闯关就是这样。今年，整个环境好像有这样的苗头，信贷增长速度加快，信用膨胀趋势明显。
第五件事就是实施。实施的时候是真刀真枪，所以能够以权谋私的利益相关者一定会对改革设置障碍，阻挠市场化、民主化的推进，所以党和政府的领导一定要像十八大报告中讲的一样，要有极大的勇气实现对人民的承诺。这是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当然，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政府，作为国家的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有权利和义务来支持改革，督促政府推进改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报刊发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