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交大安泰“经邦论道”改革系列讲座第一场成功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带来了题为“中国新时期的改革议程”的讲座。吴敬琏教授回顾了近几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并指出改革的推进使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造成许多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十八大为“中国向何处去”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因此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本报将分三次刊发吴敬琏教授的讲座内容，昨天已刊第一部分，今日刊出第二部分，明日续刊最后一部分，请垂注。
党的十八大决心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党中央这么宣布只是重新改革的第一步，关键在于怎么落实，以及解决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落实改革的第一件事是要确定改革目标，目标确定以后才能具体化。
第二件事是选出重点，制定改革方案，而且根据重点与改革方案之间的顺序和组合制定一个总体规划。１９９３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叫做关于建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决议，共５０条。这个决议当时叫行动纲领，也叫总体规划，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提出改革是整体推进的，改变了过去改革是单向促进的情况。第二，它确定了重点，当时叫五个支柱，包括财政及财税改革、银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新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国企改革，决议根据这五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制定了一个框架性的规定。
１９９４年，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国实施了整体改革。１９９７年的十五大确定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小企业放开搞活，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我们能够在上世纪末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系统，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也不能由各个部门自己去设计，然后拼起来，还是应该由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下层创新的基础上，进行顶层向下的设计。
十八大已经确定了目标，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落实第二件事。去年１２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六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实际上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它的困难程度不一定亚于制定目标。因为总体方案涉及不同人的利益，并且改革中不仅有经济问题，还有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所以制定研讨改革的总体方案和路线，有的时候不只是理论与学术问题，它需要各界人士的参与。
对于要不要进行总体方案的设计，各方有不同的意见，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来，一是说现在的市场经济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不需要进行设计。我不太同意这一观点，我还是觉得要进行总体设计，因为从一些发达国家来看，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而我们是一个后进国家，不能再等几百年让它自然形成。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系统，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也不能由各个部门自己去设计，然后拼起来。部门进行设计是子系统由下而上去设计，最后不能互通，不能运作。而且每个部门进行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自己的利益发展，最后拼起来就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协同路径。所以，还是应该由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下层创新的基础上，进行顶层向下的设计。顶层设计这个词来自网络工程学，建设网络的时候先要有设计，但是这个设计要先从顶层开始，然后往下去设计。
另外一种怀疑是，由上到下进行设计会不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要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基层政府的政治创新。实际上，这些年来也是这样做的，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改革实验，这些实验都应该吸收到总体规划中去，譬如上海的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已有三年。还有一件事也是地方发起的，那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一改革的进度很快，前年提出来以后在上海试点，很快主要的城市都要求参加试点，而且财政部的税政司和国税总局也看到了这一改革对发展服务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广东有一些基层的创新也很有意义，一个是工商登记简化，另外一个是民间组织的无主管设立。
所谓的以问题导向确定改革项目就是要在社会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分析当前社会层面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找出造成问题的体制性原因，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
如果说今年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提出总体方案，那么先要研究，在时间已经很紧的情况下怎么来做？实际上，就北京来说，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机构、行政部门、官方及民间的组织在研讨这个总体方案。
首先要注意的是，以问题导向去确定改革项目。所谓的以问题导向确定改革项目就是要在社会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分析当前社会层面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找出造成问题的体制性原因，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然后，把提出的改革项目归纳起来，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改革项目的清单，比如说财税体制方面要进行哪些改革，金融体制方面要做哪些改革，国有经济方面要做哪些改革。最后进行梳理，选择出一些重点，并且根据这些重点与改革之间的关系确定总体的方案。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实践了第一步第二步以后，会发现问题成堆，需要改革的事情太多了。前一段时间，在陆家嘴论坛，我见到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表示，２０１３年的中国，改革无所不包，实际上力量有限，改革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关注的，要有各种配套的支持，四面出击，力量就会分散，那肯定什么都搞不成。但是又不能单向改革，它肯定有一些紧密连接的改革要配套进行。
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就要从生产上解决，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这样他们创造的价值多了，他们的收入就提高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
现在好像大多数单位、学者和业界的人都在做问题导向这件事，问题导向不太容易，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腐败问题，这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怎样才能遏制腐败？我们过去似乎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腐败这么严重，它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学界有过研究，２０００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他提出，腐败要从源头上管。这个源头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审批制。所以在２００１年，国务院设立了企业审批办公室，２００２年，国务院减少了很多的审批项目。当然这涉及很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实际上减得并不是那么多。
２００４年以后，出现了“过热”一词，这时候对“过热”做出了一个在经济学家来看不正确的判断，叫做宏观经济没有全部过热，是局部过热，某一些行业过热，要求发改委去撤减某些行业中的项目。于是２００４年以后，变相审批比原来更多，原来对腐败的体制性原因的分析，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对待腐败这个问题，一定要研究其制度原因是什么，就如十六届三中全会讲的，这个体制性的问题在哪里。看起来这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最重要的体制性原因是寻租的制度基础，是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首先一条就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而这个权力又没有受到监督和制约。
另一个社会街谈巷议的热点问题是收入。这些年，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热切地希望缩小收入差距，但是我总觉得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原因分析得不够，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在二次分配上了。如果主要靠二次分配，那么会有很多问题，二次分配主要是用政府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存在一个副作用的问题，因为由政府去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它的政策取向不一定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而这个基础问题又不能解决，于是它的财力就无法支撑，财力用得过多，本身又并不创造财富，所以就加税，税收增加并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现在收入差距拉大，从其形成基础来说，在于生产中，劳动收入的份额降低，而劳动者又大多数是所谓的农民工，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可能会提高。对此，政府用了一些行政办法，比如规定每年都要提高最低工资，有一些地方还规定每年每人的工资增长比。在劳动者无法有更多价值创造的情况下，企业就难以支撑，特别是在当前整个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比如南方有一些地方企业家就抱怨，如果不增加工资，那么麻烦就会很大，如果增加工资，本来附加价值就很低，利润就很微薄，增加了工资以后就亏损，所以他干脆选择歇业。
很多官员都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其实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是从基本的东西去分析的。他说资本对劳动的比例原来越来越高，所以资本的收入比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得快，这造成了贫困化，这种情况至少对我们农民工来说是类似的。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问题，就要从生产上解决，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这样他们创造的价值多了，他们的收入就提高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另外还有垄断问题。这些问题要得到解决，需要一系列改革。
来源：上海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