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平有序的社会阶层结构意义重大。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必须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向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结构转型，这也是发达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变革对我国的启示。我们应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政策整合机制和平台，使资源在社会阶层间自由流动，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推动力。

当前，在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经济增长正面临下行的风险，各种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逐渐凸显。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不能建立一个经得起各种突发事件冲击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不能打造一个包容社会多样性的命运共同体，在面临激烈社会冲突时，很容易导致社会撕裂，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及政治危机，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

社会阶层结构通常是指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以及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以及由人所组成的各类社会群体，是影响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规律来看，通常是经济结构转型在前，社会结构转型在后。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仅仅在经济发展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社会结构没有及时向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结构转型，那么最终仍然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从内涵来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在某一个发展阶段长期停滞不前，无法保持较高增长速度。按照世界银行的解释，经济增长被原有的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机制锁定，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服务市场，从而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此外，高度的社会不平等也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最终阻碍投资和增长。①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20世纪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中等收入情况，但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走出这个陷阱，顺利成为高收入经济体。②例如，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33个经济体中，有28个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他们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平均时间达37年之久。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人均GDP就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与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起飞时间相差不多(阿根廷甚至更早)。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较早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此后却一直未能突破12000美元左右的高收入线，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拉美地区也因此被认为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为什么这么多经历过中等收入情况的国家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从社会发展角度反思，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起飞后，没有处理好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政府放弃了对社会领域的宏观调控，不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收入、地位等差距，导致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低收入群体极为庞大，中产阶层难以成长，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对立。结果就如世界银行所言，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因素也成为阻碍这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以致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发达国家社会阶层结构变革的启示

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同就业结构的变化紧密相联，发达国家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一般在10%以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正是这样一种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就业结构，推动了职业结构高级化，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脱离生产第一线的从业人员，使商业、服务业、信息业、金融业等行业蒸蒸日上，并形成了庞大的行政和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白领等所谓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一阶层政治态度温和、文化素质较高、职业体面、收入中等、生活安定，并在人数上占有社会的60%～70%以上，使社会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已经证明，以现代职业为基础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大量存在，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占社会成员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和社会地位相近，意味着各类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较合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不突出，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不明显，从而构成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

因此，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结构，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一个公平有序、分层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作基础，经济现代化的成果很容易在社会两极分化中得而复失，社会整体会被撕裂，经济增长也会缺乏新的推动力，最终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像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重视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在收入、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等领域实施积极的社会变革，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壮大创造条件，既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也促进了社会融合。亚洲开发银行更把韩国称为是通过培育中产阶层和知识经济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模范国家。

推动社会阶层结构转型的主要途径

现阶段向具有现代特征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转型，需要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政策整合机制和平台，通过社会权利关系和社会政策变量的调整，消除阶层之间因社会利益关系变化而产生的各种不平等，使资源、财富和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自由流动，通过社会结构的变革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推动力。

建立共同价值观。要建立和倡导以“求同存异，包容共济，携手发展，共建共享”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用文化软实力填平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的地域、职业、收入、观念等天然鸿沟，减少矛盾冲突，增强不同利益群体的归属感和向心力。通过以包容社会多样性为基本出发点的共同价值观建设，使社会各阶层保持一种充满希望、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打造一个适宜不同社会阶层创业和生活的命运共同体。

提供平等发展机会。一是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积极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少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数量，逐渐缩小社会中下阶层的规模。二是增加中下阶层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实施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倾斜的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卫生保健政策、扶贫政策等，提供有针对性的脱贫帮助，消除贫困群体社会流动的障碍。三是提升中下阶层的就业竞争能力，特别是为竞争力不足的劳动群体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增强他们的知识、技能水平。四是推动中下阶层家庭资产建设，鼓励和支持贫困家庭建立发展储蓄账户，用于扶贫项目投资、教育计划、职业培训等，政府或公益福利机构以不同比例给予资金补贴，支持其发展。

加快社会融合。一是加快社会身份转变，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异地务工人员在就业身份转变的同时，真正实现社会身份的转变。二是优化就业环境，加强引导和管理，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异地务工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拓宽基本公共服务渠道，积极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优良的职业技能、社会适应、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卫生常识、城市生活知识等配套培训，提供更多住房、医疗、娱乐、教育、生活等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重视藏富于民。一是提高劳动者报酬水平，通过加强对高收入人群、垄断行业等的税收调节政策、提高一次性分配的劳动报酬比例及减轻税负等有效措施，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快速成长创造条件。二是加大教育、一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环境保护等社会领域发展事项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供给水平。三是推动职业结构高级化，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大力发展与工业化中高级阶段和知识经济有密切关系的第三产业，建立以现代产业结构为基础的现代职业结构。

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一是尊重和保护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和追求自身权益的权利。二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均衡和博弈机制，将社会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三是鼓励和支持各阶层建立自己的利益维权组织，合法有序地维护自身权益。

保障政府权力公正。通过增强政府的服务意识，把政府的关注点切实转到为各阶层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上来。同时还要强化公平意识，防止一些政府部门以发展经济的名义侵犯其他阶层的利益。

【作者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高杰等：“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3期。

②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2012年2月。

③亚洲开发银行：《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2011年5月。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