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现在大家都已认可：“阿拉伯之春”这个说法应该退休了。目前的局面不像什么春天。至于更加宽泛、但仍带有一丝希望的另一个说法——“阿拉伯觉醒”——考虑到所有被唤醒的东西，似乎也不再成立了。因此，战略家安东尼•H•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他说：现在我们最好说“阿拉伯十年”或者“阿拉伯的四分之一世纪”：各国内部和地区不稳定的一段漫长时期，在此期间，围绕伊斯兰的未来以及各个阿拉伯国家的未来的纷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场“文明内的冲突”。至于它的结局：有待决定。

当阿拉伯之春最初出现时，人们可以轻易地把它比作柏林墙的倒塌。然而，似乎把它比作另一中欧事件才是正确的，那就是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当时，各种宗教和政治冲突糟糕地交织在一起，最终产生一个新的国家秩序。

一些人会说：“我告诉过你。你根本不应该期待出现阿拉伯之春。”这话毫无道理。腐败的威权统治在此前50年维持的“稳定”，只不过是缓慢发生的灾难。读一读联合国的《2002年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2002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就会知道在过去50年中，自由和知识的缺乏以及女性赋权的不足，给阿拉伯人民造成了何种影响。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今天没有彻底崩溃，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被推翻了。而这些领导人被推翻，是因为他们让自己的人民失望了太多年。在埃及，一半的女性仍不能阅读。这就是过去50年稳定的“成果”。

此外，“我们”并没有开启阿拉伯之春，“我们”也不可能阻止它。这些起义始于阿拉伯年轻人无畏和真实地追求尊严，在一个他们看得到其他人如何生活的世界中，他们寻求得到工具和自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然而，他们刚刚帮助社会挣脱枷锁，寻求建立真正代表公民的政府，就发现其他的抱负也被释放出来，和他们竞争——包括要更伊斯兰化，更宗派化或者要恢复原来秩序的抱负。

不过，有两件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一是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自上台以来多么无能。在穆兄会统治下，埃及经济陷入了死亡循环，而该国司法部门忙于审理愚蠢的案子，比如调查埃及的乔•斯图尔特(Jon Stewart)、喜剧演员巴西姆•优素福(Bassem Youssef)，称其侮辱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总统。每次穆兄会面临以包容方式行事或攫取更多权力的选择，它总会选择后者，这使它现在失去了推行必要但痛苦的经济改革所需要的广泛支持。

第二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民主的反对党派势力有多么弱。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中东专家、《阿拉伯起义：新中东的未完成革命》(The Arab Uprising: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s of the New Middle East)一书的作者马克•林奇(Marc Lynch)指出，阿拉伯中左翼的悲剧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他说，许多能够领导中间偏左的新政党、比较世俗化和亲西方的政治精英，都被“旧政权拉拢进”自己的半官方政党，因此“普遍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于是反对党派就只剩下从没组织过政党的年轻人，或者是鱼龙混杂的流亡人士、前政权官员、纳赛尔者以及自由派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唯一共同的想法是必须推翻旧政权。

自其在埃及掌权以来，“穆兄会主政期间，埃及经历了经济失败和政治崩溃，”林奇说，“他们失去了中间派选民的支持，他们和萨拉菲派不和，现在他们只剩下占选民25%的核心支持根基。他们不可能在一场公平的选举中获胜，这就是为什么反对党派应该参加下届议会选举，而不是抵制它。”事实证明，主张首先建立温和的公民社会、再参加选举的老一套理论是失败的。“你不能通过让人看视频，把他培养成一名优秀篮球运动员，”林奇说，“他们必须去打球——反对党派只有在竞争、失败然后再次获胜的过程中变得有效。”

原来维持该地区稳定的来源已经消失了。不再有铁腕外部势力想要占领这些国家，因为如今你能够赢到手的只是账单。也不再有铁腕独裁者能够控制这些国家，因为他们的人民已失去畏惧。第一批民选政府——它们由穆兄会领导——的想法就是错误的。答案不是更加伊斯兰化。答案是在更大程度上遵循《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但是年轻的民主反对派还没有涌现举起这面大旗号召人民的领导人。

鉴于所有这一切，对美国来说最不坏的选择是，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坚持要求相关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原则，举行定期选举，实现政治开放，并且尽其所能鼓励温和的反对派领袖竞选。我们应支持任何有意实施《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的人，反对任何不想这么做的人。只有这样，这些社会才能孕育其唯一的希望：新一代的优秀领导人，让他们确保这个“阿拉伯的四分之一世纪”的结局比开局好。（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