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一部华夏历史的叙述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华夏秩序的建构史，在无数次历史的反复与重演的时代话语之下，似乎业已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仅靠僵硬的治理策略绝不足以应对社会良治之需，也不足以回应普罗大众的秩序愿景。也正立基于此，晚近各种思潮或主义范式争相欲试力图型构一种合乎于理的理想图景。在这其中，儒家作为一种古老学说或方略自然不可忽视。实际上，除却孔孟程朱之属，自二十世纪以降，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等现代儒家也都对儒家有所阐释而且其指所向亦因应现代秩序构建之道。如此，使得儒家于国民或民族国家而言，不仅是一种知识哲学，也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更是一种治理方略。
就秩序——治理话语而言，当前的社会秩序似乎愈来愈不尽人意，在社会政治治理领域虽不敢复称“礼崩乐坏”却也无法以美溢之词诵之。许章润先生即曾认为，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而情理之中的事情，实非善端。并将之概括为三化：社会阶层固化、政体僵化、反民主化。[①]诚然，此般三化，非吾所愿，亦非三日之就，而在此宏观话语之下，以秋风等为代表儒家知识分子若能深化儒家完整形态，“以学起步，养成德行与治理技艺，成就君子，君子治理社会乃至创制立法”[②]从而疏治理之僵局，通三统之大道，或许可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注入源头活水。
在《儒家式现代秩序》一书中，秋风先生以学、君子、礼乐、共同体、政体五个方面为切入点面对整体性的现代秩序构建问题，并以人（君子）体（制度）二端为脉络梳理儒家参与中国的现代治理秩序之塑造和再造问题，力图最终生成“儒家式现代秩序”，其心也诚、其力也功，溢美之词自也不必多言，尤其表征于《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与《人民儒学发微》二文。然作为读者，读书即对话，读罢此书仍有些许困惑，权且于此有所表意。
一、由儒家谈起——什么是你的贡献
构建儒家式现代秩序，其重点则必须立基于儒家。谈起儒家，其所指向多为孔孟程朱之学，包括秋风先生本书之论证，也大体以古学为切入，力图在先哲的叙述中寻找契合于当下治理方略的教条精义，一如儒家自治，再如儒家宪政，理念甚好，望而生羡。然细而思之，始觉牵强。
其一，古老儒家的治国方略或价值取向按照当下的政治话语而言若是“宪政”的，那么必须要予以回答的是：具有“宪政”取向的儒家却如何会形成君权、父权、夫权等有关封建等级制度以及神圣化的政治秩序学说。当然，秋风先生似乎也已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并指出：“这一事实证明了儒家关于优良治理的学说是软弱无力的，或者缺乏可操作性的”。[③]实际上，笔者以为这里需要审视的绝不能仅仅是儒家学说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而必须认真检视按照当下的治理目光，它本身是否是一种纯碎的“优良治理的学说”，如果它是一种纯碎的“优良治理学说”，那么为何没有生成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因为彼时的宏观社会制度？若为如此，那么为何时至两千余年后的今日，这种纯碎的“优良治理学说”仍然没有培育有效政体？
其二，仍然是上述问题的跟进，也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儒家精义问题。也即我们能否在以当下的治理目光审视儒家的若干精义时，看到些许的理念契合于当下的治理方略就从而认为回到儒家是解决中国社会治理严重问题的唯一出路，进而认为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也没有未来。[④]笔者以为，全称式的判定必须慎之又慎，对于古老儒家（这里主要是指封建社会中的儒家思想）的考察一定要放至大历史的纵向脉络中，并对其进行系统的、全盘的、本源性的研究，也就是必须要在全局的历史观中去论证儒家的宪政主义知识传统，绝不可走向一叶障目的危险向度。
笔者以为，在缺少系统性全局论证之下，如果把当下的具有共识意义的优良治理理念，如平等、自治、宪政等，都视为儒家的治理要义，并由此以为中国必须是儒家的中国必然有所牵强。也就是说，纵观华夏文明的演进，是否一项优良制度理念因为具有儒家的某种倾向或者儒家的某种倾向暗含当下的优良治理理念就将之视为“儒家精神”？在更广阔的的思潮范围内，任何一种学说，如法家、自由主义等等，都可以推出一些暗含于当下类似宪政主义治理方略的些许要义，那么能否就可以据此认为中国的社会一定是法家的社会或者说法家就是一种优良的治理学说？因此，于此情形之下，若要构建一种属于儒家或暗含于儒家的社会秩序，笔者以为，首先要回答苏力式的提问，即“什么是你——儒家的（独特）贡献”？[⑤]
二、儒学与现代化的一个反思
关于儒家与现代化的问题，秋风先生实际上在开篇业已清醒地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儒家与现代化是否相容？而且在《儒家复兴与中国思想、政治之走向》一文中指出了儒家与意识形态或自由主义的一些冲突与纠结之处。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中曾经有过一些遭遇或强劲的打击，有其是二十世纪以降的境遇更是不堪，出现反传统或反儒的浪潮。但是，笔者以为就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两次大规模反儒运动而言，对于儒家或对于儒家与现代化的冲突背反或许并非那么强烈。就二十世纪初的反儒运动而言，彼时的反儒更多指向是一种封建专制的传统，于是儒家在这里就被赋予了一种“工具意义”，尽管受到冲击但是于社会演进而言，也涤荡了一些不合理因素，这在另一方面也促使儒家义理的净化从而也使后人更加完善地去发展儒家，康梁之举或许便可有所例证。而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儒而言，笔者以为更多的乃是形式主义的反儒，反儒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所体现的或者说被赋予的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而业已渗透至华夏文明血液之中的品性、内涵于普罗大众生活之中的习性更是不可能被冲刷殆尽的，比如祭祖、保有家族意识（如果说是儒家的话）这些已经成为普罗大众无须置疑的生活场景。而且，更进一步，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只要认真审视当下的社会情景，一切“现代化”的事物或被披上“现代化”外衣的事物在本质上不可能是绝对“现代化”存在的，也就是说现代化不是兀然出现的，它必须在时间的维度上继承传统的要素。当然，笔者也无意于为“反儒运动”辩护，实际上，如前所述，对于儒家参与社会治理，对于秋风先生所言之“重新发现儒家，阐释儒家义理，构想儒家式现代秩序生长的可能方向、路径”，笔者也是乐意观之的，只是在儒家与现代化的维度上，笔者以为切勿放大儒家与现代化的冲突，更不能以放大了的冲突进而对儒家作同情式的理解，因为一切夹杂知识情感或偏向的知识论述都极有可能失真或走向极端。
此外，秋风先生尽管认识到儒家与现代化是否相容的问题，但却没有深入回答儒家与现代范畴中较为根本的问题，即儒家应如何回应现代化。这一问题在知识论上的论证尤为重要，即言之，问题的根本不是儒家与现代是否兼容，而应落脚于儒家与现代如何相互交往的维度。当然，秋风先生也认识到儒家并未、也不可能“博物馆化”，而必将参与中国的现代治理秩序之塑造与再造，并在《人民儒学刍议》一文中构建出人民儒学的路径，并在方法上走经学之路，然斯以为，这些论证仍然是一种宏观的描述或预想。秋风或许抓住了“人”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但是这种方略仍然是粗线条的，难免有一种由天道、道统等宏观元叙事所构成的理想国之感，由此，或许可以说不仅儒家撑起儒家式现代秩序的路仍还很艰难，即便是秋风先生，其试图在理论上型构一种儒家式的现代秩序之路也更为漫长。
三、结语
“儒学以学起步，养成德行与治理技艺，成就君子，君子治理社会，乃至创制立法”，这样一个儒家的完整形态，人人得愿乐而观之。秋风先生努力开辟儒学，力图使儒家参与中国的现代治理秩序之塑造与再造，从而如书名所言，型构儒家式现代秩序，既承道统又立新境。
这里又不得不提的是，如果诚如秋风先生所言，中国将是儒家的中国，那么儒家在现代式秩序的构建中，决不能仅仅是单纯“参与式”的，也即决不能仅仅停留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之中，而必须使儒家在“价值理性”的维度上开辟新境遇，使之内化于人的行动，映因于制度的构建，儒家不仅具有功能之维而且也必须要赋予意义之维 。由此，或许儒家要义才能不至于消弭或被遗忘，才能构建一种可欲而长久的儒家式现代秩序。
[①] 详见，许章润：《以优良政体承载国家理性》，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93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4月9号。
[②] 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③] 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
[④] 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
[⑤] 之所以说是苏力式的提问绝不是说苏力向儒家提问，而是借鉴了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笔者在此仅是予以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