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的表兄聊天，他要我猜个谜：“台湾的公交车没有哪条线路?”我答不出，他亮出谜底：“台湾的公交车没有8路。因为老蒋对八路恨之入骨。”

六十年代初，王鼎钧在台湾新成立的中国电视公司做编审组长，节目部在屏幕上打出的每一个字，事先都要他签字。签了几天，王先生有了跟电视剧中的李鸿章一样的感慨：“世上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比如，电视剧中有这样的台词：“这年头人心不古”，“这年头没有是非”，“这年头好人难做”。王先生略加思考，大笔一挥，将“这年头”三个字删掉。

王先生讲了个中原因，“这些话，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用过，所谓‘这年头’指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的剧作家多半是他们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不知不觉也用了。”(王鼎钧《文学江湖》台湾，尔雅，2009，页390)如果不删掉，万一有个好事者告上去，说这三个字影射当局，就可能砸了饭碗。

在一个综艺节目中，主持人与来宾对谈，因为来宾的普通话说得生硬，主持人好奇地问：“你说的是哪一国的国语呢?”来宾：“是台湾国语啦!”王先生再挥大笔，把这个对话砍掉。他的理由是，在“台湾国语”这四个字的前三个字可以组成一个“台湾国”，倘若人家说这是为台独张目，他吃罪不起。

还有一次，他从一个已经通过的电视剧剧本中发现了一个大隐患——剧本讲一个从大陆来台的有着二子一女的家庭在逃亡中离散。二十年后，大儿子当了警察，小儿子当了流氓，唯一的女儿沦落风尘。兄弟姐妹三人互不相识，结果流氓哥哥嫖了自己的妹妹，警察哥哥打伤了自己的流氓弟弟。而这三个孩子的老爸叫钟正。这不是指着鼻子骂老蒋吗!王先生立即叫停这个节目，勒令修改家长的名字。(同上，页391)

王鼎钧是台湾十大散文作家之一，读他的书，不仅体味了文字之美，而且长了不少见识。见识之一，就是台湾戡乱时代的语言禁忌。

禁忌语各国都有，日本天皇皇后的名字是禁忌，英语里淫秽的语言(obscene　language)是禁忌。礼仪之邦的中国在钓鱼台盖别墅的时候，“出于对外宾习俗的尊重”，就把西方人认为“不吉祥的1号、4号和13号”摒弃在编号之外(树军编《钓鱼台历史档案》中共中央党校，1999，页 130)。

禁忌语至少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生活禁忌语，一种是政治禁忌语。前者比后者寿命长，后者比前者威力大。前者经得住岁月的汰洗，后者往往政改禁去。前面说的台湾的那些禁忌语，也就活跃了三十年，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就随着蒋总统的呜呼而无影无踪。我跟台湾的一个政治学博士说起“这年头”的典故，他瞪大眼睛，张大嘴巴：“哇塞，是真的吗?”

大陆的青年博士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跟他谈三四十年前的禁忌语，他也“哇塞”。

那时候，买毛主席像不能说买，得说“请”，跟农村人逢年过节“请神”一样。陈独秀的孙女就是在买主席像时说了一句“太贵了”，成了“现行反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回内蒙古铸锻厂，见到当年的工友们，问呼市火车站的毛主席像是怎么拆的，工友们连连摆手：“可不敢这么说。那是送，送主席像。”

请神容易送神难，就是送瘟神也得“纸船明烛照天烧”。送主席像就更难了，第一，你不能从容不迫，必须速战速决;第二，你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偷偷摸摸。

重庆大学的毛主席钢筋水泥塑像，是在一个夜里用炸药炸的。“有点像夜半行窃，活儿干得干净利索，凌晨3点动手，平明拂晓，东方红广场上便只余下一片废墟。”云南大理的驻军要毁掉一个玻璃钢制作的主席像，“军领导做了周密布置，也是黑夜，塑像四边用编织布围个密不透风，然后让工兵迅速对领袖实施切割，大卸数段，用军车迅速拉上苍山，投入事前挖好的大土坑，浇上汽油：烧!——火焰蓬然而起刹那，听说，一战士躲避不及，眉毛和脸部被猛扑而来的大火燎过，几天未见好。他吓得诚惶诚恐地私下念佛，对人说：啊呀!毛主席真菩萨呀!瞧，我们一动粗，老人家就显灵啦!(周孜仁《毛泽东巨像：从造到毁》，《记忆》2008年第3期)

说主席显灵，源自个人崇拜。不过，这崇拜多半是被崇拜者所赐。“斯大林死了以后，苏联提出反对个人崇拜。到了中国，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还是要的……他既然坚持要个人崇拜，我们就一度把个人崇拜改为个人迷信，好像个人崇拜还可以，迷信才不好似的。”(黎澍《通向文化革命之路——关于文革产生的文化背景的一场谈话》)

个人迷信改成了个人崇拜，政治禁忌有增无减。美学家高尔泰在敦煌时，每天起得很早，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冬天办公室要生炉子，所以，他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劈柴。“有一次，遇到一树根，实在难劈，高一边劈一边骂：‘真他妈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人听到了，运动一来就成了罪状。被人揭发，说他辱骂共产党员，因为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萧默《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新星出版社，2010，页137)奇怪的是，高尔泰在他的自传性散文集《寻找家园》里竟没有提这件事，估计是他当时的罪名太多，这点事已经不算什么了。

四川自贡的王锐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重庆15中的吴老师下放劳动。时值月末，其友清理饭票，发现尚余3斤半。旁人羡煞： “你好阔气啊，一个月怎么吃法?还有3斤半!”其友曰：“你没看见，我这个月四处打游击哇?”“打游击”意为去别处“蹭饭”。越三年，“阶级斗争”大倡，此事被揭发。“打游击”被说成是配合台湾“反攻大陆”，其友被捕。但“打游击”非一人可为，吴老师遂成了同伙。1963年，二人皆以“反革命”罪获刑8 年，刑满劳改于“苗溪茶场”。胡风、章诒和都是他的难友。

(王锐《一个短笛手的命运》，《昨天》，2012年第4期)

我的南京朋友方子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文革”中，他因“现反”罪在南京劳改，与另一个“现反”老戴相友善。老戴获罪完全是祸从口出：1968 年12月26日那天，他一早就出去买面条，为的是给侄女过生日。转了两个小时一根也没买到。一打听，原来这天是伟大领袖的诞辰，南京人早就把面条买得精光。老戴怏怏而返，快到家时，正赶上一面条代销点突然到货。老戴奋不顾身挤上前去，一下买了好几斤。回家后有两位老大妈来串门，看到他买的面条，交口称赞他有好运气。老戴受了夸奖，头脑发热，发起议论来：“中国人真他妈的邪门，平时哪一天不能吃这倒头的面条，一个个偏偏要挤到今天来赶时髦，也不知凑的哪门子热闹。这好，面条搞得比金条还难买，成了他妈的什么鬼世道!”没承想，就这几句话，他就成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广大革命群众自发纪念伟大领袖生日，把大好革命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污蔑成‘什么鬼世道’”的“现行反革命”。老戴先是被“群众专政”，然后送劳改。他的恶运并没有到此结束，毛主席去世时，他不慎哼哼“亚克西呀嘛亚克西”“大寨亚克西”的曲调。指导员认为他“对伟大领袖的逝世幸灾乐祸”，于是给他办了学习班。老戴被打得鼻青脸肿，大小便失禁。(方子奋《老戴的“幸灾乐祸罪”》，《记忆》2009年第21期)

这种“亚克西式联想”在电影的片名上也多有体现。第六代导演王小帅的《越南姑娘》被认为片名太暧昧，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只好改，改来改去，改成了《扁担姑娘》，成了一个老掉牙的农村片。路学长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被认为片名太反叛，只好改成了毫无悬念的《长大成人》，让人家以为是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的翻版。王朔的《我是你爸爸》被斥为“这不是骂人吗?!”顽主一气之下，改成了没有一点娱乐性的《爸爸》。从此枯燥乏味的片名《我的父亲母亲》不再形只影单。尽管如此，《爸爸》仍未通过。平实如《爸爸》者尚且如此，《打左灯，往右拐》这种影射禁区的片名更别想通过。编导们寝食不安，昼思夜想。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将它改成了一句废话——《红灯停，绿灯行》。

海峡两岸的例子说明了政治禁忌语在发生学上的两大特点：第一，它们产生于全能体制，体制越全能，禁忌语越多。人们对“这年头”、“鬼世道”的另类读解就是例证;第二，它们得益于想象力，想象力越发达，禁忌语越奇特。比如上面说的“打游击”、“特殊材料”、“亚克西呀嘛亚克西”。

政治禁忌语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我没有研究。我只知道，它会给日常生活带来麻烦。比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能说“农民”，因为农民中有地富。所以，住在老乡家里的学生，半夜尿急，又摸不着尿桶，也不知电灯开关在哪里，就只能大叫：“贫下中农开灯，贫下中农开灯!”(张晓良《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昨天》2012年第7期)如果这户人家恰巧是中农，这位同学就只好尿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