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某革命元老率团访问英国，归来之后曾有一番私下的感叹，略谓英国基本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诸如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除、人民生活富足且自由，总而言之，除了不是共产党领导这条外，基本上可说实现了我们所憧憬的那种共产主义理想。该元老的这番感想，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中国，包括在党内高层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也让人感想颇多：
其一，该元老在党内一直以“左”的立场和做派著称，文化学识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不比毛时代一般人高明多少，然而其对英国的观感却充分表明，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状况、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准的评价与感受，其实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学识或理论修养，完全可以凭借直觉，诉诸常识理性来做出判断。即使象他这样一个思想长期受毛时代意识形态教条束缚的“左”派顽固势力，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包括最老牌最经典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可是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面对现实，仅仅凭最直观的感性直觉，也无法不承认西方世界的进步性及文明水准。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一切意识形态话语精心编织的皇帝新衣立马现出原形，即使顽固如该元老者流也无法不承认“皇帝原来没穿衣服”。可以说，统治集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明白了自己过去那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真正从心底、从理智上承认以“西方”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主流，该元老这番率真的感慨就是中共“觉醒”的一个经典例子。
其二，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有一种看法就是开放促进改革。对外开放使中国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西方、与世界主流文明的差距，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激励促使中国走向改革。虽然不能说中国的改革是对外开放引发的，但对外开放的确是推动改革的极其重要的力量。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如果该元老之流没有亲身走进西方世界做近距离的观察，很难想象这些深受毛时代意识形态教条束缚的“老同志”们会承认中国的落后、进而会自觉地同意或支持改革。马克思在谈论东方民族的命运时一再强调只有打破东方社会的封闭状态、只有开放，才能摧毁东方民族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使东方民族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中来，从而走向文明进步。当然，在马克思那个年代，东方民族这种封闭状态的打破主要是通过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来实现的，但是历史证明，以武力侵略来促进全球化，其负面后果相当严重。而在现代，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20世纪后期，这种全球化就不再通过武力侵略来实现了。无疑，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中国是在相对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是出于解决自身危机的迫切需要，是在中西方发展程度的巨大反差的强烈刺激之下，主动地打开国门走向开放的。
其三，该元老称赞英国基本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评价极其耐人寻味。在毛那代共产党人眼里，共产主义是他们自认为人类最高的社会理想，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集中体现了他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美好事物；而英国等欧美西方世界则是他们认为与共产主义水火不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至少从列宁以来，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东移，在这些共产党人看来，欧美西方世界是走向腐朽堕落，没有资格成为革命的中心，因此，共产主义也只能首先在东方实现。然而经历了苏联和中国毛时代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实践之后，国门一旦打开，有机会亲历欧美社会现实，却蓦然发现，真正最接近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却恰恰就是欧美国家而不是苏联等东方共产党国家。
中国人发现自己苦苦追求的某种社会理想，竟然在另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实现，或者说在异域发现中国人自己的理想，其实这个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非是在改革开放之际该元老们的身上第一次发生，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之初也同样有过类似的现象。晚清中国在列强炮舰压力之下被动地打开国门，开始对外开放。当时，早期接触西方文明的一些进步人士，往往也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来看待、理解和评价西方社会，他们中不少人意外地发现，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所谓“三代”之治，竟然在西方尤其是英国得到体现！包括郑观应、薛福成、何启、马建忠等为代表的所谓早期维新派，郭嵩焘为代表的开明派官员，以及大名鼎鼎的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老先生，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中国人数千年来所孜孜以求的儒家社会理想竟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西方世界里得到体现，西方尤其英国才真正体现儒家所标榜、所追求的仁义道德、“王道”理想、“三代之治”等等。事实上，这些“睁眼看世界”的进步人士，之所以要向西方寻求真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发现西方尤其英国比“我大清”更符合儒家的理想。甚至康有为也可以被视为以儒家标准判断西方世界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其变法主张里也同样流露出在西方发现儒家理想的倾向。
信仰儒家仁义道德、“三代之治”理想的近代中国进步人士，与该元老式的中国共产主义信徒，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是在西方尤其英国发现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这个现象很难说是纯粹的巧合。它至少表明，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民族樊篱的共性，这是人性普遍性的体现，而一切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的社会理论、学说、伦理价值观念，都是建立在这种人性普遍性基础上，其所彰显、所追求的，也必然都是某种普遍性的价值和理想。儒家的社会学说和共产主义，以及英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无疑都是追求普世性的社会理想，并且它们是完全可以寻找到某些交集的，虽然它们各自的立论依据、论证方式、侧重点存在很大的差异。只要是站在对人自身的尊严、命运、生命价值的真切关怀的立足点上，而不是出于其他的功利性动机，尤其不是出于权力的现实需要，来思考人类社会的理想，那么，无论是儒者、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甚至包括许多宗教的教徒，的确是可以寻找到很多共同点的。因为这些学说、理论、宗教最原初都是出于对人自身命运的关切而产生的，只是后来由于各自的关注侧重点、论证方式、精神文化资源、思维逻辑、现实社会条件的差异，加上现实需要以及人为利用的功利性因素作祟，最终导致它们走上大相径庭的发展方向，甚至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只要回归其原初的起点，彻底清除其漫长发展过程中所依附着的种种功利性因素，尤其是将其从被人为地利用和改造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原初本性，那么它们是完全可以寻找到许多共同语言的。
而儒者与共产主义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英国视为其理想实现之地，更是表明，自由主义（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的统称）最能够成为一切真诚的人类理想赖以产生和实践的共同平台，只要是合乎人性普遍性的、合乎人类文明价值的那些社会生活理想，无论是儒家、共产主义，还是其他宗教，都能够在自由主义的平台上获得存在和实践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理想的最大公约数，虽然自由主义本身并不许诺任何乌托邦，并不保证给人们带来幸福，但却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提供最可靠的制度性保障，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些追求实践活动本身必须恪守基本的文明准则，遵守法治、人权的基本规则。相反，其他社会理论、学说，如果是在否弃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去追求理想乌托邦，幻想借助于无所不能的权力来实现道德理想国，那么其结果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向自己的反面，鼓吹仁义道德的儒家是这样，标榜解放全世界无产者的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儒家虽然向往文明秩序，主张仁政，但由于它将希望寄托在仁君身上，对权力完全缺乏应有的警惕，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制度设计，也缺乏公民的权利意识，所以实践的结果却总是以仁义道德的名义实施专制，高尚的道德标榜的背后却是男盗女娼。作为一种美好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即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克服、扬弃，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同样也只有在自由主义所提供的前提条件和制度平台上，才有可能实现。而阶级专政、剥夺私有权之类的主张和实践，只能导致对人的全面奴役，与其所标榜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背道而驰。
其实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来自西方的学说，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矛盾、危机的分析的基础上，是为了解决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而提出的一种方案，其精神资源也完全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而其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也恰恰就是在英国完成其理论建构的。相比于儒家学说，共产主义显然与西方文化、与英国社会历史具有更大的亲和性、更深的精神血脉渊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元老在英国看到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倒是毫不奇怪的。应该指出，马恩这些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与后来苏俄之类的东方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态度，是存在重大区别的。无论如何，西欧社会主义者毕竟还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主自由这些现代文明的因素在他们身上还是有影响的，因此：
第一，他们对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本上还是能够采取理性的、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分析、探讨，一旦发现自己原来的一些设想有问题，他们就会自觉地进行理性的反思，重新研究，这样就能够不断纠正其理论学说中的偏颇。而苏俄之类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则完全缺乏这种理性的精神、科学研究分析的态度和思维方法，俄国人尤其列宁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共产主义当作宗教来理解、对待，马克思主义到俄国人手里，完全变成神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理论，神学体系是不允许质疑、批判的，因此也不存在反思、理性地探讨分析的可能，只能在盲从的一条道上走到底。至于毛泽东式的落后国家共产党人，更是将共产主义当成一种邪教，与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义和拳、金钟罩之类一样性质，只是披上西洋理论的外衣而已。在严重缺乏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精神、科学文化素养的东方落后国家，那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革命家们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研究分析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根本谈不上对这些学说有什么理性的思考。他们之所以投身所谓的共产主义革命，或是出于迷信，把共产主义当成新式白莲教、拜上帝教，或是出于谋生混饭吃的生存需要，甚至干脆就是出于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国式的权力欲。
第二，他们（马恩之类西方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抛弃民主、自由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他们与自由主义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经济自由的问题上，倾向于某种程度的统制经济。他们虽然提出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但是这种专政是临时的权宜之计，暴力革命也只是一种手段、策略而已。所以，到了19世纪末以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们也能够逐渐抛弃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的主张，转而在民主、宪政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框架里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经过长期的努力，社会主义理想的很多内容，的确都逐步地落实了，这就是该元老亲眼目睹的现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究还是在其故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苏俄之类的东方共产党人则完全没有受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影响，丝毫没有任何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之类的意识，有的只是东方式的皇权专制主义传统、江湖黑社会传统、宫廷权术文化传统、民间宗教迷信传统、宗法家族文化传统等等，于是，在他们的手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及运动中偏激、极端、暴力、专制的负面因素被最大程度地发扬、发挥出来，而其中合乎现代文明主流价值的积极因素如人的自由等，则被彻底抛弃、毁灭。历史再一次残酷无情地在世界范围内演出了一场国际版的淮橘为枳的寓言故事。
其四，在该元老的感慨中，最具点睛之妙的，是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附加语“除了不是共产党领导”，短短几个字，真实而充分地体现了该元老们的内心世界。也正是这句短语，将该元老们与党内“老同志”中为数不多的“两头真”派（如胡耀邦、李锐、李慎之等）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
很显然，该元老虽然私下承认英国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的那些美好理想，但却不愿意真正认可英国比中国更有资格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英国不是实行“共产党领导”，没有搞“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坚持“马列主义的领导地位”，简单地说就是英国在政治上不是党国专制，所以尽管在经济、社会领域基本做到了共产主义所追求的那些理想，依然没有资格被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反过来，象中国、苏联、朝鲜之类国家，尽管在经济、社会领域完全倒退到中世纪都不如的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它们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始终坚持“阶级专政”，所以它们就始终属于“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很清楚地表达出该元老式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即判断一国是否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社会性的，即政权是否掌握在某个自封为“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手里，至于该国实际执行的经济社会政策、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的现实状况，反而不是决定性的标准，甚至都可以不考虑。只要政权掌握在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手里，厉行党国专制，那么，不管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何，不管贫穷封闭还是开放富裕，不管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管是共同贫穷还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都是“社会主义”；只要放弃了这样的政党的一党专政和专制极权统治，走向民主、多元、宪政法治，那么，不管其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哪怕是像英国那样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以政治性的标准、确切地说是以权力所有者的标准，而不是以现实经济社会状况为标准，来衡量姓社姓资，这是后毛时代党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传统，从邓到江胡沿袭迄今。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的新意识形态思维有利于在极左势力猖獗、极左思维盛行的时代里为改革开放提供一种政治保护，正如邓说的，只要政权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引进一些外资、开放几个特区不会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大意）。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策略也存在严重的隐患：首先是使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被彻底抽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使得社会主义变成纯粹党派权力的代名词，而毫无价值内涵。其后果就是社会主义丧失了其原有的道德感召力和意识形态说服力。其次是将维护党国专制权力作为最高目标，必然使改革很难真正深入下去，最后难免走上邪路。因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会遇到政治上的专制权力的阻碍，只有破除专制权力，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才能继续下去，而坚持党派专制权力这个最高原则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号，就使得政治改革无法启动，因此，其他改革必然不可能真正深入，最后只能是以改革的名义瞎折腾，改革走上歧途甚至邪路也就在所难免。
显然，如果要严格按照社会主义一词原来所包含着的人类社会理想来评价现实的话，那么恰恰是英国之类西欧、北欧国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中国、朝鲜等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而该元老们之所以要这样蓄意歪曲社会主义的评价标准，唯一的原因就是担心权力合法性基础被颠覆。毕竟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这种理想作为其号召和吸引千千万万热血青年、底层民众和各派人士参加其领导的浴血革命的公开旗帜，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套意识形态理想为依据，一旦承认自己数十年所作所为实际已经背离了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那将不仅彻底否定该元老这一代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老同志们的人生价值，对他们的人生精神支柱造成毁灭性打击，而且也势必严重动摇现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甚至对于中共本身的历史和“光伟正”的政治形象也是一个无情的否定。
在这里，我们终于触摸到了革命者心灵世界中最隐秘的纠结，这就是理想信念与权力欲之间的矛盾纠结：最初，革命者也许是为了追求理想社会的实现而去夺权，希望通过自己掌握权力来实现社会理想。可是后来的无情现实却充分证明，这种依靠暴力夺取和维持的专制权力根本不可能真正带来理想社会，而且其实践的真实结果恰恰与原初所追求的美好理想背道而驰。如果依然坚持这种真诚的理想，那就必须废除专制权力，走民主、宪政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要放弃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特权地位。于是，当坚守理想信念就会危及自己既得的权力，或者会导致对自己大半生出生入死的奋斗历程和人生价值的无情否定时，是继续坚持理想但却牺牲权力呢，还是坚持既得权力毫不退让但却必须牺牲理想呢，这就成为令革命者的灵魂倍受煎熬的纠结。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摆正两者的关系，直接决定着革命者的真实品质。可以说，判断革命者的灵魂是否纯洁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如何对待理想与权力的矛盾，是否能够自觉地为了维护崇高理想的真实性而牺牲自己的权力。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那些革命“老同志”中发生分化：以该元老为代表的大部分“老同志”最终自觉地也是“理性”地选择权力，牺牲理想；而以胡耀邦、李锐、李慎之等为代表的少数“老同志”，经历一番真诚深刻的反思之后，终于选择理想，牺牲权力，实现了凤凰涅磐式的人生转型，完成了灵魂的复活，赢得了人们的普遍敬重，被称为“两头真”。所谓两头真，一头是指这些人早年参加革命是出于真诚的理想信念，另一头是指他们历经革命的腥风血雨、历经革命成功之后的种种磨难甚至浩劫，到了人生的晚年，经过认真的反思，终于意识到他们自己走过的这条革命道路的错误与问题所在，于是毅然转向正确的道路，也就是回归合乎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人权、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的道路。他们这样的反思与重新选择，也同样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真诚，就其对理想的执着和真诚而言，与他们早年投身革命时的心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被称为“两头真”。这两类“老同志”，在对现实的认知方面是共同的，都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这代人所走过的道路（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其实是一条邪路，而英美这些西方世界才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对待既得权力、特权、地位的不同态度，导致这两类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做出两种完全相反的选择。
大体上就是从对外开放、接触和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那时开始，一个新的现象在中共官僚集团内部出现了，这就是所谓“揣着明白装糊涂”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对国外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有很清楚的了解，完全明白孰优孰劣，但却依然坚持专制政治立场，坚决反对、抵制、攻击丑化一切促使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宪政法治道路的主张和实践，直至不惜动用暴力机器、武装力量来镇压这类政治诉求。同时，这些人口头上虽然高唱社会主义理想主义主旋律，背地里却男盗女娼，特权、腐败横行，私生活也极其糜烂，比他们所攻击的“资产阶级”还要腐朽不知多少倍。最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一边在国内坚持“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甚至大搞“唱红”闹剧，同时另一边却纷纷将子女送往万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去镀金、享乐，甚至获取绿卡，还将自己的大量财产转移到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去，自己在国内“裸体当官”。网络上有人讽刺这种现象：“你可以唤醒一个沉睡的人，但你永远不可能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无疑，这种官员就是“装睡的人”，与他们就中共过去的道路、中国现实状况、变革方向等问题进行理性的讨论和“启蒙”是完全多余的，因为他们对中共过去的“革命”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现实、对发达国家的情况等的了解，都是极其清楚、理智的，甚至比一般民众了解的还要多得多。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维护特权，所谓革命、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理想信仰、所谓中国特色之类，都只是欺人的幌子而已，他们自己内心中根本不信。
该元老本人就是这种人的典型，虽然在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初亲身接触西方世界，不得不承认英国在很多方面都基本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在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上，该元老却始终坚持专制立场，始终坚决反对任何民主化的倾向，是胡赵等开明派最主要的死对头之一。在那个“春夏之交”，该元老给国人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名句流传千古彪炳千秋光照史册：“我们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要与你们分享”“你们有三百万大学生，我们有三百万解放军”“我们用两千万人头换来的江山，你们想要，也得拿两千万人头来换”。该元老这样的立场，真的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真诚信仰吗？此人貌似艰苦朴素，颇有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风，可是其子却利用父辈权力大搞权力经济，官商一体。在纵容甚至支持子女利用权力从事商业活动牟取权力经济利益方面，该元老与现时那些腐败高官没有任何区别。当时的国务院新闻发言人某君更有意思，他当时是官方武力镇压政策的喉舌，在电视上表现出一副坚决反对西方民主世界的战斗姿态，可是其女却在后来不久即赴美留学，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美使馆官员大大奚落嘲弄一番，此女不得不狼狈地声辩“他是他，我是我”，似乎要与其父“划清界限”。近年红得发紫、紫得发黑、黑得发臭的政坛风云人物前渝督，也是此类人物的一个代表。此人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不择手段，一方面在国内大搞唱红歌、颂扬毛左路线，另一方面却将儿子送英国贵族学校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式的教育。
当然，如果严格地追溯革命者原初投身革命的动机的话，也必须指出，他们其实也并非都真的都是出于某种崇高的理想信念而参加革命的。在很多革命者身上，对权力的追求、对生存的需要（以革命为谋生手段、吃革命的饭）、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信仰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混杂在一起，历史学家的很多个案研究向人们揭示了革命者动机的复杂性，而绝不是象革命者自我标榜的那样崇高、纯洁。尤其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乱世里，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专制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在这样一个科学文化极度落后、整体上基本还是处于封闭状态的农业文明的社会里，真正认真研究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并因此而赞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后才投身其中的革命者，即理性的革命者，其实并不多。并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理性的革命者后来在历次残酷的内部整肃运动中基本都被淘汰出局。因此，最后胜出的、真正打下江山取得夺权胜利的，基本都不是这种理性的革命者，而是特别善于权谋的另外一种革命者。中共夺权胜利，其实并不是其革命理想、主义本身的胜利，而是其权谋、斗争策略、手段的胜利，集中体现为军事上的胜利，这是战争动员能力和军事指挥、军事战略战术的胜利，而理想、主义本身也蜕变为这种谋略、手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夺权胜利了，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却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者把夺取和维护权力视为最高目标，而主义、理想、信仰反而变成手段、工具，成为纯粹为夺权服务的宣传口号和夺权成功之后为其权力合法性制造理论依据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革命者的“蜕化变质”，毋宁说是其内心真实本性的暴露。这个真实本性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被所谓的理想主义所掩蔽，一旦夺权成功，就无法继续掩盖下去而自然地暴露出来了。特权、腐败之类现象绝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几乎在1949年中共走出穷乡僻壤进城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整个毛时代，特权、腐败的现象始终存在且极其严重，只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封闭，很多特权、腐败现象不为一般民众所知，且彼时没有炫富的风气，特权、腐败大多处于地下状态而不像今天这么公开、张扬，所以才被今天某些无知的或别有用心的人否定，称毛时代“没有特权、腐败”。
现代政党与旧式帮派、会党、秘密会社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是为了宣扬和推行某种公共政策、政治主张，而后者则完全是为了追求本团体内部人尤其是其头领的私利，并无公共政策之类的追求。然而政党一旦形成，它就难免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尤其是争取掌握国家的权力。按理，政党掌握权力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是为了谋求权力本身的好处。因此从道理上说，权力只是手段，政治主张、理想才是目的。然而，权力的诱惑总是巨大的，政党尤其其领导人总是难免将权力欲与实现政治理想集于一身，追求获得和维持权力与追求政治主张、理想的实现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就很难总是能够区分的那么清楚那么理性，目的往往渐渐变成了手段，而手段也一不小心就变成目的本身。原本追求权力只是为了实现理想，但在权力欲的刺激之下，在不知不觉之中，权力反而变成了目的，而政治理想却在无形中变成为权力的合法性做论证、做辩护的理由甚至只是为了获取公众支持从而获得权力巩固权力而采取的一种宣传策略。于是，本来追求权力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最后却变成宣扬政治理想是为了论证追求权力的正当性、合理性。理想、主义、政见由权力的目的蜕变成了权力的工具、手段和宣传策略。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现象其实也是很普遍的，并非专制政治下特有的，当然更不是共产党或中国人的特色。毕竟权力欲是几乎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难以抑制、无法消除的人性弱点，只要没有受到足够的制约，权力欲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支配其政治活动的最大动力，不管其最初的意图如何。即使在民主国家里，政党尤其其领袖也一样会把政见、主义、理想当作获取权力的宣传手段、策略，表现出十足的投机性。意大利学者米凯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也涉及到这个现象。
不过尽管如此，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政党类型，政党及其领袖在如何获得权力、如何调整权力的功利性需要与追求实现政见、主义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方面，依然会有很大的差别，不可不察，亦不宜混为一谈。
就政党类型而言，深受旧式帮派、会党传统影响的政党往往只注重获取和巩固权力，其所标榜的政治理想、主义经常流于宣传策略，实际上不过是为权力服务的工具。而现代民主型的政党相对注重政治主张、理想的实现，虽然它们也追求权力，但它们争取执政权是为了推行、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理想。所以，帮派式的政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只要能骗取人们的支持，什么样的空头支票都敢开出，什么样动听的主义、理想都能宣传得出口，但它自己根本不打算实施，一旦取得执政权，就可以翻脸不认账。民主型政党则不会或不敢如此翻云覆雨，而是比较重视政治诚信，虽然它取得执政权后也未必都能完全实施自己的主义、理想，但一般不会翻脸不认账，也不会偏离自己的政治理想很远，总是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努力履行自己的政治承诺。当然，等到政党取得执政权之后再来考察其政治诚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是太滞后了，一旦他们轻信某些帮派式政党的宣传而支持其上台，然后眼睁睁看着这个政党公然翻脸，那时民众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人们应该在政党没有上台之前的在野状态中就能够了解其本性，进而能够判断出其上台后将会有怎样的表现。除了要了解政党的政治主张、所信奉的主义、理论学说之外，人们还应该更重视了解该政党的行为方式、组织形态是否合乎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比如是否崇尚暴力，热衷于密谋活动，政党组织对其成员是否存在超越法律的人身控制，其成员在党内是否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党内是否允许不同意见不同派别的存在，党内对于党的指导理论、政策主张、纲领等是否允许公开的争论，党内不同的意见分歧是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层是怎样产生的，等等。通过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人们就基本可以判断出一个政党是什么性质的政治组织，进而就可以推测出该党一旦取得执政权力会如何行使权力，其所宣传的那些理想、承诺是否可靠可信等等。
就政治文化而言，在比较健康的民主政治中，政党及其领袖固然也追求获取权力，但却是通过选举之类正当途径来实现，因而必须争取多数人民对本党及其领袖的认可、支持。所以党的政治主张就必须合乎社会的公共利益、合乎多数民众的利益，这样的政治主张一般而言是能够体现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的，至少不会与这种主流文明价值相违背。因此民主政治中政党的私利（获取权力）受到社会公共意志的约束，对于将主义、理想仅仅当作手段的政客而言，他们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恪守自己的承诺，而不敢公开背叛。民主政治下权力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因而并不具有巨大的诱惑，对纯粹追求私利的政客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倒是那种真正的理想主义政治家愿意为主义、理想而从政，并且民主政治讲究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也容易使这种真诚的理想主义政治家脱颖而出。可是在非民主的政治中，政党不是通过人民的自由选择而是依靠暴力、阴谋等手段来获取权力，于是，政治主张、主义就很容易被当作一种纯粹的宣传策略甚至欺人手段，一种权力敲门砖，一旦夺权成功，这些主义、理想等等就被弃之不顾。当民众发觉受骗上当时，已毫无办法来制约掌权者。显然，在这种缺乏文明规则的野蛮状态中，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理想主义注定碰壁，甚至遭遇逆淘汰的下场，而马基雅维利式的伪善政客倒是容易胜出。因此对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言，首要的、也是最重要任务并不是如何具体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是首先改变这种野蛮的政治游戏规则、改变这种丛林状态，将文明带进政治生活之中，实现以文明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博弈、来表达政治主张和权力诉求，这才是最根本的任务。因为只有首先建立起文明的政治规则，将暴力、阴谋之类反人性反人道的野蛮因素驱逐出政治舞台，形成良性的政治生态，才能够为一切真正的理想主义奠定现实基础。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也只有在这样的文明规则之中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也只有这样的文明政治生态才能为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实践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当然，必须强调一下，这里所谓的理想主义并不包括邪教式的信仰偏执，而是指追求合乎人性、合乎人类文明基本价值的社会、政治理想的态度。
就政党意识形态而言，政党所信奉、所追求的意识形态本身，也对其处理权力与理想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一般而言，鼓吹暴力、仇恨、专制极权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很容易迎合那种帮派式政党的争权需要，非常适合于充当此类政党夺权的旗帜以及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依据。而主张理性、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的政治学说、主义则更符合民主型政党的口味，它们不仅信奉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这种政治主张。
不过在现实中，各种政党的实际表现往往比上述情况要复杂。极端主义政治学说往往都打着某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旗号来吸引人们。就理论本身而言，各种极端主义理论的原初目标未尝没有某种程度的真诚理想在内，比如反对压迫、剥削、腐败，同情底层民众或受压迫族群的不幸遭遇，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民族的解放、独立，等等。这些理想本身是有充分的正面意义的，是合乎人类文明主流价值的，不应被漠视，更不应否定。但是极端主义理论对于这些现实问题产生的原因、性质的分析往往是片面肤浅的，是具有误导性的，或者将因果关系弄错了，或者干脆就是依据某些抽象的理念演绎出来的，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因而其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也是错误的，尤其其崇尚暴力、煽动仇恨的做法，总是会导向专制、极权的深渊，不但不能解决其所反对的那些社会问题，反而将社会带进更加黑暗、更加不公、压迫程度更深的境地。所以这样的理论一旦被帮派式的政党加以利用，所谓的理想主义色彩就纯粹变成宣传口号、欺世之名。帮派式政党看中的仅仅是极端主义理论所鼓吹的暴力、专制、极权，而完全无意去认真追求理想，理想仅仅是其宣传策略。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理想主义包装，那么帮派式政党所从事的极端主义实践就完全沦为暴力恐怖犯罪，与黑社会无异，那样也就不可能得到社会公众的同情支持，更不可能名正言顺地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民主型政党也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极端主义理论的影响，甚至也可能一时信奉某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它看中的是极端主义理论原初所体现的那种理想主义追求，而不是其崇尚暴力的那种实现理想的手段。
这两种政党虽然经常都具有左派的那种政治理想和主张，因而常常都被人们当作左派力量来看待，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反的：帮派式政党把理想仅仅当作宣传策略，而骨子里追求的只是绝对的权力，理想只是其包装；民主型政党则是追求理想本身，暴力夺权仅仅只是实现理想的一种激烈手段而已。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区别，所以民主型政党最终总是要告别极端主义，回归理想本身；而帮派式政党最终也总是要告别、抛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原初所体现的某种理想主义追求，回归其唯绝对权力是求的本性。因为随着极端主义实践的严重后果的显现，这种主义所标榜的原初理想与它的实际做法之间的矛盾、冲突、背离（或曰“异化”）也很快暴露无遗。极端主义那种崇尚暴力、追求绝对权力的做法最终必然会导致其原初所追求的理想的破灭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于是人们发现，如果还要坚持原初那种真诚的理想，那就必须放弃极端主义那套做法，放弃以暴力手段获取和维护绝对权力实施专制极权统治，改为走民主、和平、理性的道路，实行宪政法治，保障公民人权和自由等。于是，对于民主型政党而言，既然是以追求社会理想而不是以追求绝对权力为党的目标，那么它就很自然地放弃极端主义的暴力、专政、极权的路径，自觉放弃对绝对权力的追求，转而走和平、民主的道路。
而对于帮派式政党来说，这却是万万不可行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绝对权力的丧失，而维护绝对权力恰恰就是这种政党的唯一目标。所以，眼看着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原初的那套理想主义许诺已经不可能通过极端主义的途径、通过绝对权力来实现，这种帮派式政党就逐渐地、“义无反顾”地抛弃这套旧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旗帜，改而以其他世俗的形式来包装其绝对权力，甚至有时连这种虚伪的道义包装都不要，公然抛弃一切道义原则，将公平正义之类人类基本道义准则弃如敝履，赤裸裸地摆出一副强权霸道嘴脸。随着原来那套虚幻的理想主义灵光的褪去，帮派式政党权力崇拜的自私本性也就暴露无遗了。中共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上有意地逐步疏远经典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以“特色”的名义淡化、疏远直至抛弃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理想主义因素，鼓吹“效率”压倒“公平”，“稳定”压倒一切。因为事实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恰恰是在民主的西方得到实现，而坚持专政独裁的东方共产党国家恰恰背离了这种理想。在这样明显的客观事实和清楚的逻辑面前，真诚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想对于现实的党派专制权力构成了巨大的颠覆、否定，无论是坚持还是反对专制权力的人都很清楚地看出了这个矛盾。所以要继续坚持专政和独裁，就必须架空、虚化这种理想主义直至让其淡出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心。于是就在“中国化”的名义下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原初的公平正义理想，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公开背弃社会主义的道义内涵，用“效率”、“稳定”这些非道德化的目标来阉割、替换社会主义原本具有的道义目标。同样地，朝鲜劳动党当局也早已不再标榜马列主义，马恩的画像也被取下，代之以朝鲜当局自己的“主体思想”。虽然这些国家都依然标榜“社会主义”，但却都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内涵，把社会主义变为纯粹的党派权力符号，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的新解释体现的就是这个实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信奉民主之类主流文明主张的政党，也未必都能够自觉摆脱帮派政治的传统，也有可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孙蒋时代的国民党就属于这种情况。国民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总体上是合乎人类文明主流的，但是孙蒋时期国民党却深受帮派政治传统影响，以追求绝对权力为其政治行为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治理模式、政治体制方面效仿苏俄，实行党国专制体制。所以在大陆时期，国民党始终没有真正践行其政治理想，尤其民权、民生两项，基本落空。“三民主义”实际上流于宣传口号，并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和践行。直到赴台之后，迫于形势和压力，才逐渐实施民生、民权，其政治理想才真正付诸实行。但直到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报禁之前，国民党的帮派色彩始终没有褪去。这种帮派色彩及其所必然带来的对绝对权力的无限眷恋，对国民党践行其“三民主义”理想构成长期的严重的拖累和障碍，也是国民党输给共产党的重要原因：它既做不到像共产党那样无所顾忌毫无底线地玩弄权术、运用“总体战”式的暴力，以“阶级斗争”的名义煽动社会群体相互之间的仇恨，人为制造社会撕裂，以强大的组织化力量彻底斩断人们之间的一切有机联系，造就社会的原子化局面，然后将亿万原子化的底层民众裹挟进强大的战争动员机器之中，从而表现出巨大的战争能力；同时它也做不到像民主型政党那样放弃绝对权力、认真实施民主政治、改善民生，以赢得亿万国民的支持。既缺乏强大的暴力运用能力，又缺乏强大的民意支持，所以它最终输掉大陆政权也就不难理解。但是，国民党在后蒋氏时期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华丽转身，实现了民主转型。应该说，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本身，对于它实现这样的转型是不会构成理论上的困难、思想上的障碍。而相比之下，共产党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就很难，最起码在意识形态上就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阶级理论是共产党的基本意识形态，“阶级革命”是共产党获取权力的途径，也是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否定了这套“革命”叙事就等于否定了其权力的合法性，而肯定和继承这套意识形态又必然使之无法向民主型政党转型。
2012年10月22日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