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倍上台后，日本央行宣布了2%的通胀率目标，并昭示将开放式地大规模购买资产，正式采取了日式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安倍内阁推出了一项20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其规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庞大。短短数月中，日本超常规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博得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的喝彩，称赞安倍为当代最有魄力的凯恩斯主义者。

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日本的激进政策更多引起的是不安和担忧。安倍上台以来，日元相对于美元贬值了10%，相对于欧元贬值了15%。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的定量宽松都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汇率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无怪乎德国央行总裁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开警告，日本政府对于央行独立性的粗暴干涉将不可避免地使汇率问题“政治化”。德国政府还表示将在G20峰会上提出对于日元的严重关切。英格兰银行总裁也表示对主要货币竞相贬值的前景感到忧虑。此时，中国的立场格外令人关注，国际财经媒体重新刊出了“货币战争”的醒目标题。

在当前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大环境下，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

我认为，最适当和明智的政策是保持超脱中立，不参与汇率贬值的所谓货币战。

第一，中国缺乏“货币贬值”的合理理由。美元近年来急剧波动，时而疲软，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大衰退，经济基本面恶化的结果。美联储“QE3” 的目标是为了促进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直接目标并非迫使美元贬值。同样，欧洲央行的定量宽松也是为了缓解越演越烈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维系欧元货币体系的稳定。不管成员国政府的意图如何，至少欧洲央行宁愿有一个较坚挺的欧元来帮助维系全球投资者对于持有欧元资产的信心。如果美元或者欧元实际上发生贬值的话，只能算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产品。相比之下，日本压日元贬值的行动要赤裸得多，其辩词是日本经济陷入通缩泥潭20年，迄今苦无良方。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如果在一个持续低迷的第三大经济体和一个适度疲软的货币之间取舍，日元贬值可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主流经济学家中对日本政策持同情者大有人在。

尽管中国2012年经济显著减速，多种内部经济矛盾累积加剧，但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基本趋于稳定，7.8%的GDP增长率在世界名列前茅，令他国眼红。与债务深重的美欧日不同，中国手中仍握有许多政策牌，远非山穷水尽。如果中国在明显的相对经济优势下仍引人民币贬值，必会招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抗议。

第二，在当前世界主要央行都实现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任何一国企图维持其货币持续的疲弱，实际上可能性很低。欧洲央行的大手笔资产购买，起初导致欧元走弱，但随着市场信心逐渐恢复，资本大量回流到欧元资产，欧元随即走强。日元近期的大幅贬值，也使投资者忐忑不安，可能导致日本债券利率上升，资本流入，从而使疲软日元昙花一现。近几年外汇市场干预的案例中，只有瑞士和以色列抑制汇率升值的尝试相对成功。瑞士紧跟欧元，以色列与美元挂钩，但均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其主要贸易伙伴对之不太介意。

第三，美欧中日四大经济体中任一货币如果在较长时期持续贬值，一定导致国际资本的大幅相应流动，使得贸易加权汇率基本趋向稳定。如果一国试图阻碍资本流动的自发性调整，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势必触发货币竞相贬值，最终是一场徒劳无功的零和游戏而已。

对安倍政府的汇率政策最敏感的莫过韩国。中日两国因产业与贸易结构的差异，受日元贬值的影响相对有限，但韩国首当其冲，韩国新政府一定对此大为不满，中国不妨坐山观虎斗。但除了汽车业受惠，日本并不能捞到太多好处。全球消费者不会因为汇率短期变化弃三星而钟情于索尼或日立。至少在IT产业，日本当前真正缺乏的不是汇率竞争力，而是产品创新的竞争力。

第四，中国继续实现灵活汇率，在稳定中略为升值，是较佳政策取向。短期制约中国出口的最大因素还是欧美日经济不景气导致外需不足。这种不确定性难以通过货币贬值减少或消除。从中长期而言，中国已明确了内需拉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战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货币纷纷大幅贬值的当口，中国沉稳理智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曾取得巨大成就。在2013年似乎日趋白热化的所谓“货币战”中，如果中国能够抵制短期诱惑，表现大度超脱，不仅对于自身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最小，而且中国将以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崭新形象屹立于世，也将在全球经济与政治舞台上成为赢家。

胡祖六(Fred Hu)是资深经济学家。

本文刊载于2013年2月8日的财新网，原文标题为“不必卷入‘货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