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若把中华民族复兴看作是一条历史长河，当代中国人或许仍然是难识圣人却离不开圣人的郑人……
内容摘要：如同完整地解决任何问题一样，完整地进行文化建设也必须包括五个部分：为什么要建、为谁建、怎么建、建什么、谁来建。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很多，但总问题是人类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当中，其他问题都从属于这个总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必须围绕这个总问题。这个总问题的根源在于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造就的划时代世界观变革，推翻了古人“天在上、地在下”的常识，否定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解答，但是有破无立，人类至今尚未建成现代世界观条件下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建”中的现象认识和本质认识部分，由此清楚了民族自身是“为谁建”的主体、也须面向人类。我们主要是从社会历史上去认识世界本原，这就得识定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认识历史文化发展规律，洞悉历史到底改变了什么和没改变什么。再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由这些规律所支配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机制，尤其要找出决定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从而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史鉴。这两个问题是“怎么建”中指导方法和历史方位部分。温故而知新，由此我们明晓了文化复兴的实质是实现基于科学认识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自觉运用宇宙真理科学地构建社会发展诸部分的和谐秩序，也就是实现现代世界观条件下的道统回归，这是“建什么”。文化强国当然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但也离不开伟大思想家的发现和指引，这是“谁来建”。这六个基本问题有机地组成了实现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终极设计系统。
关 键 词：文化复兴，孔子，毛泽东，唯物辩证法，道统，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
中华民族复兴是当代最宏大的声音。就具体内容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晋升世界第一也应该不是太难的事，经济复兴已成基本事实。然而就文化建设来看，文化强国尚是时代呼声和奋斗目标，如何真正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面临一系列重大难题。与经济建设不同，文化建设更具全局性、根本性、艰深性、抽象性、动态性。在开展经济建设时我们可以向西方学习，在文化建设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经向西方学习了170多年，由于西方文化至今仍不能给自身乃至世界带来普遍富足、文明、安宁、和谐，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越来越凸显，现在是到了无以为学的时候了，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必然的复兴之路。然而，正是由于文化建设的特殊性，我们不宜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必须对有关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有清醒认识，必须对构建和谐文化的基本理论有突破创新，这样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性、快速性，从而才能保证社会大变革大转折的正确方向和稳定态势。正是本着这种目的，本文以宏阔的视野和精微的逻辑对文化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阐述，以期在文化基本理论，核心是哲学理论突破创新上找到攻坚的目标、克难的方法，从而在宏观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廓清发展思路。
直面问题：人类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当中
中国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要正确地解决问题，首先当然是要从整体上、从本质层面看透问题。之所以要构建和谐文化，也就是关于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问题，十七大六中全会的《决定》已讲得很清楚很全面，全党全国业已形成广泛共识。概言之，中国处于一场“五千年未有”的全面、深刻的浩大变局之中。就国内而言，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文化建设方面，信仰、价值观、荣辱观、伦理道德、人的精神需要等一系列问题亟待重建和解决；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亟待提高；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矛盾多发，社会焦虑严重，必须尽快健全稳定高效的社会管理秩序；在生态建设方面，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就国际而言，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以美国为当代主要代表的西方文明历经三四百年仍然不能给世界带来普遍富足和安宁，世界至今尚未建立稳定秩序，特别是近几年来，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越来越凸显，西方国家处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等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和价值观局限性越来越凸显，国际秩序处于深刻的变革、动荡之中。特别地，当代人类以只能适应无数个地球的生产生活方式消耗着唯一的地球家园，人口、气候、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意识形态，突兀而坚硬地摆在奔行的道路上，绕不开、躲不过，人类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当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面对这样的全球化大势，中国不可能偏安一隅、独善其身，中国迫切需要全面深刻理解浩大变局的总根源，迫切需要探索出系统性解决巨大危机和困惑的总方案，迫切需要全景式地健全完善和谐稳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生态秩序乃至科学秩序等，这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也是为了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我们必须以宏大的视野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和谐世界具有同质性。
之所以可能是中国能够化解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基于两个事实：其一，中国是唯一具有五六千年甚至更久远连续历史的文明体，同时也具有完整的两百多万年的进化史；其二，中华民族在经历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九十多年波澜壮阔、急难险重的奋斗，又重新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足以表明，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内在秉性，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内在秉性一旦被人们所认识、掌握并加以改造、运用，很有可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很有可能为世界和谐、人类永生发挥引导和支撑作用。其他文明都不具备这种内在秉性，所以能够为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起引导和支撑作用的可能性很小。
中华文化的这种内在禀性，反映了我们民族品格中最伟大、最根本、最深刻当然也是最深奥的东西，作为本质上就是系统化世界观的哲学，理所当然地应该探明这种内在禀性。我们要深刻认识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落后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血脉不张的历史，我们需要先找到病根，然后对症下药，这样才能使血脉完全恢复新鲜活力。化解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中华民族必须开阔视野、提升智慧、锤炼意志，必须修炼出真理的洞见力和历史的穿透力。
问题根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造就的划时代世界观变革
要建设文化，当然得清楚文化的本质及其决定性因素。
历来地来看，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就形成民族。一个民族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知来源于其所生活的地域范围，一般地说，这种认知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正是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知，决定了各民族对人与社会、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看法和态度，从而形成其特殊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等，这就是文化。归根结底，文化的本质就是民族的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和人生观，三者浑然一体。
在文化的诸多内容或者方面中，哪一项是根本的，决定其他内容或者方面的呢？只能是思维方式。思维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力量，思维方式是当然的决定民族文化本质的因素。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思维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和身体一起，既受内因的影响，也受地理和气候环境等外因的影响，思维与身体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地理和气候环境提供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给予了思维进化的视野和线索，在劳动的基础上，和人脑自身一起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基础。大自然和劳动创造了人的身体和思维，大自然和劳动的差异也创造了民族的身体体格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这个本质定义和决定性因素出发，我们就能以宏大的视野和精微的逻辑通融地考察关于文化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
这个定义表明文化与作为系统化世界观的哲学在本质层面有着天然的联系。世界观是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其核心是世界本原问题。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天然地要对世界本原和人的起源感兴趣，天然地要对此进行探索，概括地说，这些兴趣、探索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切民族、一切文化必然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并以此作为世界观的根本，这是民族和文化最具标志意义的地方。世界本原问题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解释了生命的本原，从而使民族、文化凝聚共识、明晓准则、形成合力、统一方向、获得皈依，构筑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根基。
近代以前的中国是有着五千年乃至更久远神圣信仰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信仰是天地，把天地看作是世界本原。古人看世界是“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换的无限世界，基于这种经验认识认为天地生万物、主万物、和万物，天地这种运动规律性就是天命，由此建立了“天尊地卑、皇权天授”这种“天然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这是道统的根本。在古代中国，天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社会聚合的思想根基，是政权存在的法理基础，是文化繁荣的筋骨灵魂，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终极审判者。“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文化光辉灿烂、连续不断，与古代中国人稳定的天命观和道统有着最大关系。古代中国文化和哲学最根本的内容就是天和道，对古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本质认识以对天和道的通透认识为标志。
与古代中国不同，古代世界其他地方包括古代西方的社会主流认为是神创造了世界，宗教信仰在古代西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揭示了地球不过是宇宙中一粒尘埃，人类是由古类人猿进化而来的，生物进化乃至地球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规律性过程，形成了现代世界观，从而推翻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迫使宗教和儒家走下统治地位。现代世界观在西方是在与宗教的直接斗争中不断发展定型的，对近代中国的致命打击是：至高无上的天猛然间坍塌了，自上而下的道猛然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天尊地卑、皇权天授”猛然间成了断了根的朽木，中华民族猛然间失去了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猛然间失去了作为精神家园的根基。近代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天和道认知的落后，晚清以来的持续社会大变革归根结底就是探求对天和道的科学认知。
必须以最宏大的视野看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是人类探索世界本原过程中最伟大的突破和跃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具有最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在此以前，人类都以为大地是无限的，在此以后，人类方看到地球是有限的；在此以前，人类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主流是基于经验认识的逻辑推测，在此以后，对世界的认识开始走上科学；在此以前，最正确的哲学也因天地上下关系不能转化而无奈地包含着逻辑矛盾，在此以后，为完全不具有逻辑矛盾的哲学提供了可能。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撼动了儒家、宗教的世界观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人们常说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带来的浩大变局，这个浩大变局的根本要求就是中华民族必须科学探究世界本原，解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完整、彻底、准确地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
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以现代世界观为基础建立了自成一派的世界观体系，使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渐次深化。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人类对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的认识一直是不完整、不彻底的，完全适应现代客观世界的世界观体系并未建成，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打破了旧信仰，但并未建立本原意义上的新信仰。马克思本人对其哲学的定位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现在，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表明：只有认识准世界、解释清世界，才能改造对世界。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人类在实践上极大地改造了世界，在科学上极深地认识了世界，现在到了不得不在哲学上极真地解释世界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新的历史定位，必须完整、彻底、准确地认识世界本原和宇宙真理，从而完全科学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世界观是政权存在、繁荣和永续的法理基础，必须把这个讲全了，讲透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神圣天然、无可辩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找到根基、骨架和神韵。必须坚定树立对宇宙绝对真理的信仰，以完全明晓共产主义理想。
必须深刻认识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对古代西方和古代中国的世界观的改变是不同的，对以神为本原的宗教是颠覆和否定，对以天为本原的儒家只能是倾覆和超越。古代中国认为天是万物之父，地是万物之母，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乃至当代科学也只是对这个世界本原论证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更清晰罢了。因而，应当清醒地看到：现代世界观天然地、牢固地建立在古代中国世界观基础之上；现代世界观并不是对古代中国世界观进行否定和抛弃，而是对其继承和发展；现代世界观与古代中国世界观之间并不是断裂的鸿沟，而是抬升的阶梯。这是构建和谐文化、复兴中华民族必须觉醒的基础认识问题。作为本身就是系统化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完整、彻底、准确的解答，理所当然地应该全面深刻广泛地阐述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这个划时代的世界观变革对全人类最根本最浩荡最深远的作用和影响，理所当然地应该在继承传统、遵循科学的基础上开创自身蜕蛹化蝶般的原创性发展，健全完全适应现代世界观的哲学理论，从而引导中华民族和人类拨开浩大变局的迷雾，走向晴空万里的永恒未来。
理解实体文化性质的途径：识定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文化大体分三类：现代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哲学也是如此三类。哲学上打通中西马，文化上构建和谐文化是根本的战略任务。就历史表象而言，肇始于“五四运动”的现代文化是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面目出现的，给人们造成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是分割、断裂关系的认识。十七大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是政治上的认识，亟待哲学上的证明。
构建和谐文化在时间上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性、紧迫性说明文化建设等不得、轻不得；另一方面，考察文化形成规律，一种新文化成熟定型需要漫长的时间，另起炉灶的方式不能满足时代急需，必须是在经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原有文化基础之上的更新再造，文化建设慢不得、错不得。如何妥善解决两方面的压力？唯有把和谐文化根植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基础之上，从整体上、性质上把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依据宇宙真理，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适应现代世界观的通融更新再造，才能保证文化建设的正确性、快速性，才能为民族复兴赢得极为宝贵、极为必要的战略时间。
显然，在理论上认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性质，并证明两者具有共通性，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解决的、十分紧迫的根本课题。我们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其前提和基础就是性质相同，不存在性质相异却有继承、发展的问题。当然，有相同就有不同，现代文化无疑是对传统文化伟大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品质上显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性质是定性的问题，品质是定量的问题。
然而，如何才能认识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性质呢？正是由于洞见到文化的本质即是民族的世界观，把文化与哲学统一起来，从而为认识实体文化的性质提供了可能。对于纷繁芜杂的实体文化，我们无法直接去认识，但可以通过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去间接认识。这需要明晓文化代表人物的世界观与民族的整体世界观之间的关系。
文化虽然是民族的整体世界观，但是不是所有人的世界观相加的总和呢？显然不是。世界观的形成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也受个人的认知能力的影响。在相同的客观环境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见仁见智”；然而，总有一些思维能力较强的人，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一般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更深刻一些，更准确一些，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个别思维能力极强的人，他的思维水平甚至可以达到极限，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是基本正确甚至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人，由于代表了民族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最高成就，所以往往被推崇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因此说，民族文化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代表人物的世界观。
识定这个世界观上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能够代表群体的，当然是这个群体中最先进的人；能够代表社会的，当然是社会中最先进的阶层，社会整体、时代的认识有赖于先进个人、先进阶层的指导、领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群体对先进个人、社会对先进阶层又具有反作用，社会整体、时代的认识为先进个人、先进阶层提供认识的来源并促其深化。群体、时代的认识具有整体性、基础性，先进个人、先进群体的认识具有系统性、本质性，先进个人与群体、先进阶层与社会整体之间在认识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世界观条件下，正是由于先进个人在思想认识上代表了民族的正确方向和最高成就，因而才成为文化代表人物，这是历史的基本逻辑，是打开认识实体文化性质之门的不二钥匙。正是基于这个规律，可以确认：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
说孔子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的检验，无可争辩。说毛泽东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原由在于：从实践上说，毛泽东是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奠基者；就理论贡献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迄今为止我党指导思想的最高哲学成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对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大量重要观点但并没有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有较多阐述特别是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根本性但也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只有到了毛泽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才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论》是最早系统解释、全面发展对立统一规律的著作，代表了自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来世界范围内哲学研究的最高峰，典定了迄今为止我党指导思想的最高哲学逻辑。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思想旗帜，那么两论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武器。
但是，不得不看到，即便是《矛盾论》也没能把唯物辩证法完整、彻底地阐释清楚：《矛盾论》正确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哲学问题，但是没有系统地论述矛盾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这一最核心、最抽象、最复杂的问题，由此造成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没有论及，对个别问题--（如事物发展的动因）的论点和论证也有商榷之处。应当看到，由于哲学思想的根本性、内核性，毛泽东的功过和其他重大理论篇章都统帅于两论所体现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成就，就是从实践和政治理论层面羁脱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为了完成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重大历史的实质性总结，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的理论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对唯物辩证法的完整、彻底、准确的研究，必须实现对两论尤其是《矛盾论》的超越创新，并以此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理论进行哲学上的探究以便正确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全人类古往今来的文明成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史为完整、彻底、准确地阐述唯物辩证法开拓了极为广阔的视野，提供了极为丰富有力的论据，迎来了适宜解答的时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由文化的本质以及代表人物世界观与民族文化世界观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就可以推断现代文化的性质是辩证唯物主义。要证明传统文化的性质是什么，关键就是要论证孔子思想的性质是什么。对于孔子思想，中华民族探究了两千五百年，至今未有定论，这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谜，现在是到了解开这个谜、盖棺定论的时候了。至此，我们也可以猜想孔子哲学思想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需要透解《论语》以提供无可争辩的证明。
我们再捋捋认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性质的思路。（一）构建和谐文化必须、必然、必定是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上的创新；（二）那么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等实体文化的性质是首要任务；（三）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是繁杂的、抽象的，不可能直接去认识，那么就必须通过其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去认识；（四）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现在《论语》和《实践论》、《矛盾论》中，因此把《论语》和两论完整、准确地认识了，就完全能够准确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谐文化性质上的统一性和品质上的差异性，从而中华民族实现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就完全可能、指日可待；（五）完整、准确地认识《论语》和两论，唯一可以依凭的就是宇宙真理，就是完整、彻底、准确的唯物辩证法。当然，我们讲构建和谐文化，是在通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现代文化基础之上，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的文化，由于现代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最优秀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因而讲孔子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辩证统一，并没有排斥西方文化，恰恰相反，是将优秀传统文化、优秀西方文化、优秀现代文化融会贯通之后的升华再造，以完整、彻底、准确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中国和谐文化理论必须、必然、必定是全人类具有最宽广的包容、最丰富的多样、最长远的发展的品格的思想文化理论。
自从有了宇宙，就有了唯物辩证法则，孔子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都是对同一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伟大成果，他们的思想相通具有无需辩驳的客观基础。据研究，人脑在若干万年前就进化到现在这个样子，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和毛泽东并没有思维能力的生物学差异，他们的思想相通具有无需辩驳的思维基础。他们分别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是实践基础。从当今社会大势来看，马克思主义不能抛弃，孔子思想要重奉起来，他们的思想相通是时代提出的根本课题，是现实基础。宇宙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同志一生都没有从哲学上否定孔子，孔子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相通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疑义的。当然这是辩证统一，性质相同品质不同。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确解读《论语》和《实践论》、《矛盾论》从而通融提质也即阐述宇宙真理就为实现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构筑了制高点、核心点、切入点，就从本质层面打通了中西马哲学和文化。这，就是继续改革开放深水区中的“马里亚纳海沟”。
法其所法：传统文化所展现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
世界范围内伟大思想家中，其思想古代曾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现代仍呈冲击主流之势的，唯有孔子了。作为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产党人，不得不探究这一漫长历史事实背后的真理品格，不得不深刻揭示孔子对历史动力机制的认识。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现，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读通《论语》，明晓了孔子思想中天命、仁、礼等核心内容后，可以看出孔子的历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本质层面的辩证统一。我们先来考察这种统一。
第一，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客观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从表面看，社会历史似乎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而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必然性支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孔子认为，天是世界主宰，世界万物万法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普遍联系。他并不认为天是人格神，不信鬼神，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天命有着科学的态度，《宪问》记载：“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这是明确阐述天命与道关系的章句，孔子认为天命是客观存在，自有其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是人、社会的主观存在，是思维对天命的反映。他对天命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下学而上达”，“五十而知天命”后周游列国十四年，矢志弘道，倍尝艰辛，归鲁时已是垂垂老者，如果没有对天命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断然没有这种力量的。
第二，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的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其在阶级社会的直接表现。如果把握了孔子思想的渐进过程，就能明晓他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历史动力。《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是樊迟首问，体现了孔子早期的思想。这时期的孔子不关心稼、圃之术，也就是不关心社会生产，他认为构建正确的政治秩序才重要，重视的是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他周游列国的初期仍然抱着这种看法，主要目的就是要推行理想的政治制度，连公山不狃、佛肸这样的反叛者都想去辅佐，以为凭自己的思想就能改变一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而，在困难重重的现实中，在广泛实践的锤炼中，孔子的思想丰度渐进饱满，尤其是荷蓧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说不搞生产政治最好又有什么用？此骂切中要害，涉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层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孔子无以反驳，困顿之境强烈地震撼了他，激起他深刻反思：弘扬天道除了思想定力和满腔热血外，还必须要有王者的觉悟和权威，必须要有人民的觉醒和力量；弘扬天道除了使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外，还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足。他反省到自己的思想体系轻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缺陷，深刻理解了历史自有其发展逻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时期他的思想升华到“无可无不可”的从容自若的境界了。对国家的评判有了科学标准：“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话是针对邦说的，不是针对人说的。邦有道无道是第一层标准。邦无道，即使这个邦富且贵，那么也是乱邦，不能居；邦有道，却是贫且贱，则是危邦，不要入。危邦乱邦都不是善道，不是善邦；善道善邦是有道且富且贵，这是第二层标准。孔子这一标准的哲学和政治内含是：坚持以宇宙真理为指导思想，同时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同起来，并重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就指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概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治理国家，除适当发展人口外，发展经济是第一步的，发展文化是第二步的，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这与他早期的思想已经明显不同，显示了他对历史发展动力和逻辑的洞明。
第三，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伟大人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基本原理。孔子认为，道虽然是指导一切社会活动的规律性，但是并不具有自由意志，人才具有弘扬真理的主体性、能动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大人，侮圣人之言”，圣人知天命，大人行天命，伟大人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历史有重要作用。孔子特别重视教育，着力培育君子阶层，目的就是引导君子阶层发挥品德上的纯洁性和思想上的先进性，带动人民践行真理，正确创造历史。
这三条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见孔子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具有统一性，孔子思想的超时代性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根源。那么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到这里就完结了吗？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完结的，马哲并未实现历史观与宇宙观、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通融，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充分暴露了这种缺撼。在孔子思想里，则呈现不尽相同的情况。孔子反复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他所有观点背后的逻辑性是一以贯之的。他“五十而知天命”，洞悉了宇宙真理一以贯之的逻辑性，思想高度达到顶峰；“六十而耳顺”，明晓了社会运动一以贯之的逻辑性，思想丰度达到顶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个人身心活动游刃于自由王国，不逾越一以贯之的宇宙规则，实现了天人合一。可以看到，孔子把人的活动、社会活动、历史运动、自然运动的规律性都统一到天命上去了。当然，由于古代“天在上、地在下”的世界观局限，孔子并不认为天命论已经完备。他作《春秋》，把天命观和历史观蕴含于历史事实当中，并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对自己思想的正确和缺陷十分清楚。应当看到，这不是孔子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是时代的局限，是人类整体认识能力基于经验推理的局限。历史观的实质是宇宙观在人类社会运动上的投影，历史运动的逻辑性最终要统一到宇宙运动的逻辑性上去，就个人素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洞察了逻辑的必然，孔子则洞悉了必然的逻辑，两千多年历史实践以及孔子思想强盛的当代生命力也足以证明天命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性。
通过对孔子思想的系统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孔子洞悉了世界本原，真正解答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把宇宙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认为人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是人类历史运动的最大前提、最大动力、最大成果，形成了古代世界观条件下最正确的哲学思想。他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思路分为两个有机部分，第一部分体现真理原则：透彻认识世界本原，以天命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尊奉对天的信仰；尊崇天人合一的仁者，只有树立文化的绝对权威，民族思想才能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决定的，也符合社会运动逻辑和大众的认知习惯；施行礼治，礼是符合绝对真理的人、社会、国家的行为规范，齐礼才能辨是非、序尊卑、分重轻、别进退、知荣辱、明爱憎，复礼才能达仁；倡学重教，培育君子阶层，君子阶层具有品德上的纯洁性和思想上的先进性，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引领者。这一部分思路可以概括为“奉天明道，尊圣立魂，齐礼达仁，致思求真”，其指导思想是：社会管理的实质是不断改进人的主观世界从而逐渐深化对宇宙绝对真理的认识，实现一定条件下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社会管理的立足点、着力点、落脚点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其实现途径是洞悉真理的圣人指引先进阶层，先进阶层引领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整体世界观的进步又推动对一定条件、一定范围的突破，从而开展在新的条件、新的范围下的思想和社会运动。第二部分体现价值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之要在于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还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持进取包容的态度看待人生和历史。这是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体现了对历史发展道路和方向的正确把握。孔子思想中和谐稳定的上层建筑模式就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融合，当然他也清楚这一模式构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朝更国亡频繁，但在社会管理方面，有几样东西始终没有变：一是对天的信仰没有变，二是对孔子的尊崇没有变，三是礼法兼治的政治体制没有变，四是尊儒重教、开科取士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没有变，五是为政以德、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没有变，六是进取包容的历史态度没有变。此六条是古代中国社会管理的骨架，是中华文化繁荣永续的内在禀性和机制保障。前四条体现中华民族对真理的准确探索和遵循，后两条体现对价值观的正确抉择和把握，其底层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宇宙真理决定历史、知天哲人发现历史、先进阶层引导历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就是传统中国道统的内核，也就是传统文化所展现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这也从实质层面揭示了孔子的世界观确实代表了传统文化的世界观。
真理一旦被人民掌握，就获得创造历史的力量。古代中国社会遵循“奉天尊孔、齐礼致思、据德持进”的核心管理模式，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融合起来，创造了波澜壮阔、灿烂辉煌、连绵不绝的伟大文化。其他文化由于没有完全理解科学历史动力系统，要么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甚至消失，要么另起炉灶、断续发展，缺乏社会的普世性和历史的统一性。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虽然首先从现象层面推翻了古代世界观，并在对绝对真理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伟大而丰硕的成果，但并未完成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因而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模式至今仍未建成。应当看到，古代中国核心管理模式由于具备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科学性，因而对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传承价值。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3]现代中国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以贯之的境界，再依据本体论的改变情况，在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对古代中国社会管理模式进行现代世界观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重建科学的历史动力系统，以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完全实现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应当认识清楚的当代历史方位。
伟大思想家：不可或缺的历史要角
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精神导师的指引，精神导师的天纵高明之处就是对真理的洞明。通观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文化代表人物，都有它的精神导师，譬如孔子之于传统文化，耶稣之于基督教文化，释迦牟尼之于佛教文化，穆罕默德之于伊斯兰文化，马恩列毛之于现代文化。思想巨人看问题的高度、广度、深度、精细度都大大超越常人，他们能够看透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基本关系，运用客观规律正确处理复杂事物，人们依照思想巨人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付出的代价最小，行走的路径最短，花费的时间最少，巨人的思想就如巍峨矗立的灯塔，使人们提升视眼，开阔胸襟，释疑解惑，明晓道路，统一思想，获得依归。
我们所要开创的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所处的内外环境即便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关联性、复杂性、艰深性、紧迫性，祖宗不足法，海外不足取，能否成功，首要取决于我们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决于我们对事物把握的完整性、深刻性和准确性。通观当代种种难题，我们不缺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不缺展现问题的知识材料，不缺解决一般性问题的将才，但缺少对全局性问题的洞见力，缺少整体性解决问题的帅才，面对人类巨大而迫切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思想理论界呈现群龙无首、纷争无解的尴尬局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中华民族必须实现民族思维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创新、伟大变革、伟大跨越，而能够引导我们实现此宏伟目标的，只能依靠伟大的思想家。思想理论的突破实质是人的突破，伟大思想家从来就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要角，历史大转折的当代迫切需要、强烈呼唤伟大的精神导师。
人类在对宇宙真理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时代需要伟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伟人。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互不相通的东西方文明同时出现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大转折，伟大人物群星璀璨、震烁古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样产生了许多思想科学文化伟人，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极大的得益于一批以孙中山、毛泽东为代表的伟大人物。伟人总是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能够产生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的思想家。遵循一般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复兴；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必然是在精神导师指引下的和谐与永生。
然而，有一个问题务必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和重视：当伟大思想家出现时，我们准备好了吗？人类思想认识总是具有一定惯性，历史上诸多伟大思想，在开创初期往往被当作是奇谈怪论甚至是异端邪说，人类每一次实现思想伟大跨越，莫不要经历巨大磨难、艰辛斗争，历史反复表明，真理之所以能够坚持到最后，往往是因为各种谬误无法前行。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存在伟大的思想能否面世、传播、尊奉、弘扬的问题。意识形态创新的本质特征是突破与超越，伟大的思想既遵循常识，又必然超越常识，而被“常识”武装惯了的人们，能够理解、宽容常识的超越吗？迫切需要真理的人们是否具有辨别真理的自觉、视野、胸怀、智慧和逻辑呢？是否存在化解亘古未有之困局的亘古未有之伟大篇章不能被发表传播的莫大的民族悲哀？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思想需要伟大的读者。“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能不能产生伟大思想是思想家的事，而伟大思想能不能被理解、发表、传播那是思想理论界的事，能不能被采用、尊奉、施行那是政治家的事。“遇到对的人，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思想理论界务必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务必切实落实中央关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号召，尽快建立发现伟大思想家的氛围、渠道和机制，务必给追求真理、“仰望星空”的人以足够的空间和舞台，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敞开思想理论突破的大门，才给解决问题留下希望。
客观地分析当今国情、世情，党和国家有深化改革的坚定意志和浩大力量，人民群众有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和强烈呼声，中华文化有化解危机的内在秉性和历史经验，世界范围内也有对中国模式的期待，政治稳定，经济雄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精神文化、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和谐等和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能有伟大思想家洞悉寰宇、框定天下、指引未来，创建通贯一切的哲学，和人民一起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终极设计”的深化改革总体方案，则中国就能较快地走出困惑困顿困囧的局面，压力变为动力，危机化为生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荡洪流就能够突破天堑雄关，必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地奔向人类科学发展的光明未来。
文化复兴的实质：实现基于科学认识的主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宇宙存在的绝对真理控制宇宙包括人类的运动，由于宇宙事物本身的无限性及人类整体认识的渐进性，使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只有通过人类生命的无限延续才能实现，只有通过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才能达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对绝对真理的认识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但绝对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向绝对真理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人类在不断探索宇宙奥秘的过程中获得两种能力，一是认识世界的能力，主要体现就是思维能力和水平的进步，这是虚能力；二是改造世界的能力，主要体现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是实能力。两种能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实践上越来越接近绝对真理，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和根本体现。
文化作为民族的世界观，主要体现的是认识世界的能力，核心内容是对世界本原的认识，主要反映了民族的思维能力和水平，我们只有在本质层面洞悉人类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运动轨迹，才能深刻认识到文化复兴的实质。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人的认知能力也是无限的。但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期内，客观世界展现在人的面前是有限的，因而主观世界也是有限的，人的思维自古以来就存在这种无限与有限的矛盾运动。在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是狭小的、分散的、隔离的，世界以不同的面孔呈现在人类面前，人类也以不同的眼光看世界，从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当然，由于都是人，所以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大同小异。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使人类面对统一的客观世界，然而，由于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惯性，主观世界的变化并没有跟上客观世界的变化，世界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是无差异的，而人类却仍以有差异的眼光看世界，人类由此存在主观世界的差异性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大体历经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直至当代，经济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意识里原来浩瀚无垠的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人类共同改造世界的活动业已促使这一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正是全球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也正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内心纠结、思想迷惘的根本原因。当然，这种矛盾是完全可以化解的，人类也一直在解决。考察近三四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各种文化内部的发展浩浩荡荡，文化间的交流交锋交融也浩浩荡荡。跟三四百年前相比，纵向上，当今世界各文化内部发展翻天覆地；横向上，各文化之间的差异缩得很小。这表明，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世界观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在壮阔剧烈的交汇、碰撞、反思、谅解、转变、整合、提升过程中，完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趋同，趋同的牵引力正是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趋同的驱动力正是主观世界的求真性，趋同的坚实基础正是各文化在宏大整体上的大同小异和思维方式的互补性。新事物绝对性上的质变必然导致相对性上的质变，作为本质上就是世界观的文化必然随着客观世界的统一而在主观世界上形成统一，文化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大势，世界大同业已成为全人类隐约可见的光辉前景。
什么样的文化才适合在人类未来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这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层面上深刻认识思维方式。考察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差异：中华文明注重共性、整合的思维方式，偏重公，因而体现出凝聚性、包容性，发展是通过内部革新完善来实现的，文明在地域和历史上体现出稳定性和一贯性；西方文明注重个性、分立的思维方式，偏重私，因而体现出扩散性、排斥性，发展是通过外部另起炉灶来实现的，文明在地域和历史上体现出扩散性和断续性。这个极广极深的事实使我们看到思维方式对社会、历史运动有着多么根本的作用。同时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共性思维和个性思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构建适应世界和谐、人类永生的思维方式提供史鉴：科学的思维方式首先要讲究共性思维与个性思维的平衡协调，在此基础上倡导共性思维，唯其如此社会运动才会形成合力和统一的方向，并保持恰当的质量和效率。如果倡导个性思维，则所有社会个体都有各自的力量和方向，社会运动最终必散必乱必亡。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再也无以容纳西方思维方式的扩散和排斥了。近代以来，中国即开展了向西方浩荡而深刻的学习，融会了西方个性思维、具有共性思维天性的中国和谐文化的建设就具有世界意义，具有全人类价值，中华文化完全可以为人类发展继续做出更重大贡献。当然，这个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原理需要辩证唯物主义来论证。
经济活动作为主要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探究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只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媒介，对地球原有的环境、能源、资源的利用、重组和改造，人类并不能脱离地球而创造什么产品。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前，人类认为世界是无限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生产生活的指导思想自然是无限的，赋予生产力的潜力也是无限，人类总是追求并且实际形成生产力向无限扩张，但由于生产力很弱小，生产关系也很简单，人类在自然面前居于弱势，构不成任何威胁。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以后，人类逐渐认识到宇宙无限、地球有限、资源有限的事实，但是主观世界的变化并未及时跟上客观世界变化的步伐，三四百年过去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指导思想仍然是无限的，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就产生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无限指导思想之下的超级社会化大生产能力和支撑这种能力的超级社会化大生产关系，人类在短短三四百年时间内就打破了成千上万乃至若干亿年形成的自然平衡，极大地破坏了自然，反过来又受到自然的扼制和报复，人类就象饕餮一样鲸吞自己的健康和未来，无限与有限的矛盾向对抗性转化。现在，人类虽然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些诸如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举措，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确立有限的生产生活指导思想，仍未创建符合宇宙规则的经济理论和生产方式，人类的生存危机越来越深重，化解危机的时限越来越紧迫。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决不能象恐龙等曾经的主宰那样成为地球的过客，人类必须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必须改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化解无限的指导思想与有限的地球资源之间的矛盾，超越宇宙真理，正确把握自己的前途命运，确保人类繁衍永续。
当我们以极其宏大的视野考察历史、审视问题时，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两种能力的辩证运动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从一般性的、现象性的事物开始的，认识世界的一般性能力指导改造世界的一般性能力，改造世界的一般性能力又促进认识世界的能力向本质层次发展，本质层次的认识世界的能力又提升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样不断回旋深化，最终促使认识世界的能力、改造世界的能力与一定世界观条件下的宇宙真理相符，从而实现人类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
人类对宇宙真理的认识，既是一个无限前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有限稳定的过程。说它无限前进，是就人类整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来说，一直就是而且可能永远都只是无限接近、无法穷尽宇宙真理的过程；说它有限稳定，是这种认识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一定的世界观条件下具有稳定性。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之前，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生产活动和经验推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东西方在世界观的性质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在古代西方，个性、分立式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分割开来看，主要探究的是自然、社会的特殊性，神话和宗教虽然也是对世界本原的解答，但这本身只是技术性解决措施，始终遵循的是“术统”，并未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在古代中国，共性、整合式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统一起来看，主要探究的是自然、社会的普遍性，把天归结于世界本原代表了人类整个认识史的正确方向，天人合一的统治思想的实质就是古代世界观条件下基于经验认识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始终遵循的是道统。西方认识世界能力的优势特征注定要突破人类认识的经验推理阶段，走上科学推理阶段，由此实现了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这样划时代的世界观变革，并造就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这样改造世界能力的革命。对事物特殊性的认识必然带动对事物普遍性的认识，如此产生了代表西方哲学最高成就，深刻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近代西方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先进能力向世界漫延，倾覆了基于经验认识的传统中国道统，近代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中国奋力学习西方，特别是把具有道统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大力改造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显现出融合了共性思维与个性思维的改造世界的能力所具有的优越性。但是由于个性、分立式思维的天生缺陷，西方思维方式无法继续应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化解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就是要把认识世界的能力提升到基于科学的洞悉世界本原的层次，再以此认识指导改造世界的能力，使得人类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现代世界观条件下再次实现统一。对世界本原的科学认识唯有具备共性、整合式思维天性的中华文化才能完成，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必须超越西方的“术统”，实现现代世界观条件下的天人合一的道统回归，这就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实质。
应当辩证地认识这种回归：一方面，这是方法论、认识论上的回归，现代世界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这是现代文化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的地方；另一方面，这是本体论上的超越，现代世界必须更深刻地认识自然，科学解释宇宙运动的规律性，这是现代文化必须发展传统文化的地方。具体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世界本原问题，现代文化要象传统文化那样对此进行一以贯之的解答，但具体的答案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经验推理跃进到科学推理了。要完整、彻底、准确地阐述宇宙真理，科学指导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可以预见，正是基于科学性的跨越，与古代中国动荡难安的历史不同，未来中国是一部和谐稳定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十分重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辩证统一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概念，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指在整个客观世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运动规律，主观辩证法是指在人们的思维中起支配作用的运动规律，即辩证的思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6]恩格斯以思维过程和自然过程的关系为例，阐明我们的主观思维规律服从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所谓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7]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宇宙真理的科学认识就是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科学地指导社会实践，人类理解并掌握了宇宙真理，就可以据此科学地构建和谐世界，包括科学地构建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生态秩序、科学秩序等等，科学地规范人的行为，科学地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如果实现了这样的科学构建，我们就超越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宇宙真理认识不完整、不彻底、欠准确的阶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完全运用宇宙真理发展自己的历史，实现社会运动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的革命性转变。毛泽东同志断言：“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9]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近百年，中华民族梦想了几千年的大同世界理想，不知不觉地或者说快要被忘却的时候，巍峨矗立在不太遥远的将来。
结 语
如同完整地解决任何问题一样，完整地进行文化建设也必须包括五个部分：为什么要建、为谁建、怎么建、建什么、谁来建。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很多，但总问题是人类处于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当中，其他问题都从属于这个总问题，解决其他问题必须围绕这个总问题。这个总问题的根源在于近代科学和地理发现造就的划时代世界观变革，推翻了古人“天在上、地在下”的常识，否定了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解答，但是有破无立，人类至今尚未建成现代世界观条件下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这两个问题依次是“为什么要建”中的现象认识和本质认识部分，由此清楚了民族自身是“为谁建”的主体、但也须面向人类。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当然得从自然、科学上去认识，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历史上去认识，由于历史文化发展规律是隐性的、抽象的，无法直接去认识，那么就得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通过显性的、具体的文化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去认识，以洞悉历史到底改变了什么和没改变什么。把握了历史文化发展规律以后，再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由这些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机制，尤其要找出决定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科学历史动力系统，从而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史鉴。这两个问题依次是“怎么建”中指导方法和历史方位部分。温故而知新，由此我们明晓了文化复兴的实质是实现基于科学认识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辩证统一，自觉运用宇宙真理科学地构建社会发展诸部分的和谐秩序，这是“建什么”。文化强国当然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创造，但也离不开伟大思想家的发现和指引，这是“谁来建”。这六个基本问题有机地组成了实现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终极设计系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尊崇思想导师的指引，高举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武器，引领中华民族主要为着解决自身的问题开展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伟大光辉的历史和文化。当代人类巨大的生存危机和思想困惑使中华民族处于更加宏阔、更加复杂、更加艰巨的历史环境，完全准确地认识世界、完全正确地改造世界的普世性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更宏大的思想旗帜、更科学的思想武器、更高明的思想导师。我们必须在伟大思想家的指引下，革命性地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把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推进到孔子所谓一以贯之的境界，建立与客观世界相统一的主观世界体系，依据宇宙真理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能够HOLD住世界的，唯有世界本身。这是关于文化建设六个基本问题的底层思想，也正是在哲学理论突破创新上必须攻坚克难之处。
宇宙早以数百亿光年的空间来包容人类，人类不应再以几十厘米的胸怀来看宇宙。当代中华民族必须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实现民族思维和民族精神的伟大继承、伟大创新和伟大跨越，为着民族复兴、世界和谐与人类永生的伟大事业，以公正、和谐、进取的核心价值观，更加自觉、更加自信地发展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历史和文化。
引 注：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4]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262页。
[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7]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8]恩格斯：《恩格斯致威·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9]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