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千载难逢之机，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的国家只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迅速实现了经济起飞、社会转型。从国际比较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左右到7000美元左右所花时间可以清楚地表明不同国家或经济体现代经济成长的历史轨迹。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人口和经济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西欧（12国）从1700年人均GDP1028美元（1990年国际美元）到1958年的6864美元，花了258年时间；美国从1820年的1257美元到1940年的7010美元花了120年时间；日本从1890年的1012美元到1966年6506美元花了76年时间；韩国是最快的国家，从1953年的1072美元到1987年的6916美元，只花了34年时间；中国从1978年的978美元到2008年的6725美元只花了30年，中国的总人口相当于韩国的27.4倍，是日本的10.4倍，是美国的4.4倍，是西欧（12国）的4.0倍。[1]这说明，正在发生中的中国奇迹远远地超过了西欧奇迹，也超过了被视为最成功的美国奇迹，还超过了日本奇迹以及韩国奇迹。
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生逢其时的“中国背景”，不仅是有幸的，更是一个历史大舞台，可以大有作为。因此，我是把国情研究 （在国际上是当代中国研究）的宗旨定位为“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自觉地说明并解释“中国奇迹”，更需要创新创 意，继续创造“中国奇迹”。最近我们连续撰写并出版了系列中国研究著作：一是《2020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胡鞍钢著，英文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1年4月版；中文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人间正道》（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著，韩毓海执笔，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二是在此我想以我的个人经历为例。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我与世界银行的关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 开始，世界银行的国际专家团队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组织对中国经济的考察，并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写出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考察报告。当 时我以一个学习者、追随者的姿态，认真阅读了这篇报告，并在此后不断关注世行的研究成果，逐步完成了自身内在知识的积淀与整合。第二个阶段以1996年世界银行在准备其报告《2020中国》期间邀请我做背景学术报告为代表，当时我已从学习者转变为参与者，从追随者转变为追赶者，对于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问题提出了我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努力向外传播中国学者的理念与成果。第三个阶段则以今年2月世行刚刚出版的《2030的中国》和我去年10月出版的《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2]为 代表，我们比世行约早一个月启动了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两份报告发布的时间也相差不远，因此，这两份报告实际见证着我们已经登上了与世行共同探讨、彼此竞 争的国际大舞台。世界银行是国际学术的前沿，与它们竞争，也就代表着我们已经拥有国际领先的研究能力，正以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引领者的姿态，完成着中国学 者的自我创新、自主创新和自信创新。
不可否认，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长，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开放的学术环境、不断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不断开拓的学术交 流，不同的声音和理念得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传播、讨论、激荡和碰撞，融汇成古与新、中与外、科学与社会、理性与感性共同交织的思想盛宴。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正是改革开放促成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理论自觉和思想自觉。
而另一方面，当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去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会发现，大国的崛起，又以学术自觉为条件。任何大型社会的内在 强大与稳定的发展，都以生产方式的革命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革、政治制度的创新与集体能力的提升为前提，而这些都建立在大量新知识 的供给、高水平的学术支撑和学术突破基础之上。这意味着，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的发展都必须以学术的自觉与繁荣为条件。因此，今天我们讨论学术自觉这一命题就 有了支撑国家未来发展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究竟什么是学术自觉？在我看来，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词：竞争和创新。
竞争是学术自觉的动力。毫无疑问，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亦成为世界发展格局中不可逆转 的基本趋势。中国正由追赶者转变为领跑者，由模仿者转变为创新者。这种转变不仅仅发生在政治经济方面，也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位、方向 和方式。从亚行到世界银行，从普通民众到专家学者，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未来，关注2030年的中国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中国又将如何影响世界？对于这些问题，国际上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在我之前，中国学者中只有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等学者发出了第一个声音，在《2030年的中国经济》一书中，他们对中国2030年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作了预测。[3]而我们的报告《2030中 国》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个从中国发展趋势的角度，比较系统分析中国中长期发展前景的报告。这反映出在国际学术界中，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掷地有声 的论述与中国规模巨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不断崛起的综合国力相比仍显得远远不够，因此我们要更多地、更积极地、更自信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反对言必称希 腊，反对人云亦云，要大胆地发出“中国声音”，清晰地表达“中国观点”。
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例，和世界其他研究机构报告相比，我们的独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我们前瞻性地提出了以中国2030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为主题的长远战略构想，这是继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又一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战略构想，它勾勒了未来几十年中国发展的蓝图，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共同富民强国的美好愿景。其二，我们创意性地提出了全球2030年 共同构建“大同世界”的新理念，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的发展观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而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发展观。其三，我们开创性地将中国与 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综合研究国情和世情。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充分展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投资、科技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展现了世界发展 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大发展为中国所创造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大的战略机遇期。
在我看来，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输赢之争，而是华山论剑的公平之争。就如同竞争日益激励的全球商品市场一般，学术市场的竞争 也不容小觑。首先，它关系到中国学者如何使用国际接轨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语言，以一种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创新；其次，由学术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与紧 迫感正是中国学者进行学术自觉、树立学术自信的重要来源和推动器；更为重要的是，学术上的讨论、再讨论，对质、再对质，最终都需要实践的检验，需要历史的 检验。功过是非，只能留待后人评价。而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积极正面的争辩、讨论乃至争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改革的来源之一。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竞争？我们凭何以竞争？这就涉及到我刚刚提的第二个核心词：“创新”，更为具体的说是“中国创新”。
创新是学术自觉的核心所在。中国创新的本质在于要形成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观和世界观。而这种观念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对于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和特殊国情的深刻认识。
中国发展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消费规模巨大，这决定了不 管中国巨变成功或失败都会对世界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二，中国的发展与转变最迅速。各类变量相对中国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是变化最快的，相对同期的发展中国 家也是变化最快的。第三，发展极不平衡。它不仅表现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不平衡。 第四，中国的文化环境是现代文化与五千年传统文化碰撞交织的，具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正是因为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崛起方式 太不平衡，即便是我们自己都不见得完全准备好，完全设想明白，遑论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
真正的中国创新有三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其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大凡经济学家写经济学论文，很少有人文因素。而实际上，一个真正好的 研究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家，是一定要有较为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这意味着他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文化环境、政治经济环境，而且能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 汲取养分作为其创新的灵感。
以《2030中国》中我们提出的“大同世界”为例。我 们所提出的“大同世界”，实际源于孔子几千年前提出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 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近代的康有为再次重申并发展了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5]，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只有消除了一切界限与差别（包括“去九界”：“去国界”、“去阶级界”、“去种族界”、“去形界”、“去家界”、“去产界”、“去乱界”、“去类界”、“去苦界”），才是“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社会。而1924年， 孙中山先生在题为《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讲中，再次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这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社会。当然，我们的“大同 世界”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理想的同时，吸收了社会主义因素，使之成为伟大中国的时代梦想。
因此，不得不说，中国古代的智慧是跨越空间与时间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些智慧现实化、现代化，进而全球化、国际化。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用时代的语言对其进行新的解释，赋予其新的时代涵义，这便是中国创新的根基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