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选自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研究报告项目，作者是传统基金会的政策创新中心杰出学者和主管。
译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吕倩惠
摘要：直到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政治学问题比经济政策问题更严重的时候，美国才开始解决其结构性财政问题。立法程序越来越不能将公众情绪考虑到政策决定中，以此来制定政策，这导致了公众对国会以及行政部门的信心稳步惊人的丧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博弈论运用到处理赤字和债务的挑战中。向运用博弈论的谈判者学习，例如武器管制谈判，我们就能在政府津贴以及财政收入等领域取得进步。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惊慌和恐惧中关注着明年的开始，因为那时候将会有一场戏剧性的财政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明显的税率增长，国防支出的大幅度削减，以及在社会保障和其他项目的大幅削减。
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我们面临这种残酷的前景是因为立法旨在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去年立法设立一个财政“超级委员会”是为了创造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原本是一个深具意义的两党协议，企图避免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激烈变化。
特别的，立法机构企图制造一个“决战日”来推动小组成员达成一个重大的协议，因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将会触发2013年国防支出以及国内可自由支配开支计划的大幅削减，也包括预计联邦医疗保险支出方面的额外削减。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预计的晚期布什减税计划将会给税率大幅增加造成困难。但是这些威胁的存在并没有在谈判中得到让步，超级委员会解体了。所以国家现在面临着现行法律下明年税收的大幅度提高，以及许多国防支出和其他项目支出方面危险的大幅削减。
同时，由于美国每年长期巨额的财政赤字以及快速积累的债务增长，对经济最终可能结果的恐惧仍在滋长。逐渐增长的债务会对国际债权国的信心造成威胁，同时可能未来会造成一次比国家在2008年经受的更严重的金融危机。
一、美国的治理危机
未来由于国会没达成协议解决财政问题引起的恐慌，将不仅仅会是经济方面。这个国家广泛存在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这次失败突显了美国的治理危机，这会恶化经济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说，这让我们的困境尤其的令人沮丧和危险。人们所担心的是美国政治和法律系统已经不能够解决困难，并给美国民主政治本身带来威胁。这种担心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降到历史最低点。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你总能指望美国人做对的事情——当他们首先尝试了每一件其它的事。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国会议员并不会去尝试。
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双重危机问题呢？做出对的决策需要两个重要的措施。第一个要求很好理解：需要一次严肃的公众讨论，找到应对美国所面对的财政问题的方法。这意味着国会议员和政策组织需要提供给美国人民能够反应他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洞察和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充分成熟的议案。美国传统基金会去年提出了一个“拯救美国梦”的计划。这将会使得国家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其他的组织和一些政治家也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为国家提出了详细的方案。而选举正是对这些议题进行辩论的场合。
第二，为了解决治理危机问题，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立法体系的深层次问题，在重大且敏感的议题上达成协议。这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不是政策设计问题。即使下一次的选举某一个政党通过一系列的想法获得重大胜利，解决政治可持续性的长期财政问题仍旧很可能需要国会的普遍同意。不管是否同意超级委员会的方案，它的失败只是强调了创造出正确的动力来推动被广泛支持的决定性的行动是很难的。
二、创造不同的动力
我们怎么能够创造不同的动力？作为一个思维实验，我们来想像一下，我们把达成预算协议的挑战给军控谈判代表，而不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预算研究专家和领导人。这种表面上怪异的想法为什么会有效呢？并不是因为军控谈判代表对预算更了解，而是因为达成一个广泛一致的协议首先需要将其看成一个政治学和谈判问题，而军控谈判代表恰是这样来看待达成协议的过程的。因此借鉴这些官员和专家的专业知识可能是有帮助的，他们在他们的领域经常应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所说的“博弈论”。博弈论是分析的一个分支，它探求一个人在谈判中根据其他人做出的选择而做出最好的选择的情形。它指出尽管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各方都尽可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但仍然可能存在共同的目标或者顾虑导致对手之间进行理性的合作。在这些情形下，每一方对于其他人的动机、顾虑、目标和期望的更好的理解——这些会影响到各方对提案的态度——对于达成一个互利的协议是至关重要的。
囚徒困境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简单来说，两个人被逮捕了，将以抢劫罪受审，面临十年的监禁。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来定罪，原告给每个人提出了以下提议：如果你坦白而你的同伙保持沉默，我将会撤销对你的指控而你的同伴将会面临10年监禁，但是如果你保持沉默而你的同伴坦白，他会获得自由而你被监禁10年。如果你们都坦白了，那么我会同意你们每个人都只获得5年刑期。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我将不得不接受为期一年的轻罪指控。困境在于如果每个囚徒仅仅只考虑自己获得最少刑期的目标，那么他将会坦白并希望另一个人没有坦白。这样的博弈意味着每个囚徒最多将会获得5年刑期。但是如果囚徒考虑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将会合作，每个人都同意保持沉默。如果他们坚持这个协议，当然他们每人只需要服刑一年，但是他们不得不对合作充满信心，因为如果协议被打破了那么保持沉默的囚徒将会获得10年刑期。
这个例子说明，当合作附带成本的时候将会避免由于仅仅追求个人利益而造成的更坏的情况。这个博弈论的精髓与预算谈判和许多其他领域的谈判是有关的：它表明，对于一个谈判者来说，追求“最好的情况”事实上经常导致比与对手合作更坏的结果。它也说明通过更好的理解其他博弈者的动机、目标和顾虑能够巧妙的达成一个事实上使双方都获得更好结果的协议。
博弈论看起来似乎很抽象，但是它经常被应用在一些政策和商务领域。例如：
（一）劳资谈判
优秀的劳资谈判者意识到，即使每一方都在为谈判桌上自己这一边寻求最好的直接结果，在达成协议的时候仍然存在共同的利益，能够避免破坏他们共同的长期利益。在努力将合作的好处和对自己这边最好的处理办法进行结合的时候，每一个谈判桌上的谈判团队都很认真的思考动机，并且很可能会向另一边靠拢。如果这个谈判是由非常了解博弈论在谈判上的应用的人来进行的，那么很可能结果对于双方来说是双赢的。如果不是这样或者存在误解或误估，那么双方都会以失败告终。
（二）武器控制谈判
博弈论的使用也是核武器以及其他主要武器系统的武器控制谈判中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像在薪酬谈判中一样，双方共同的意愿是避免共同遭受损失的结果。避免一场可能的灾难性的战争几乎一直是最重要的目标——冷战时期核武器谈判的恐怖场景——但是建立武器系统的沉重代价也是经济上的破坏。所以当双方不能够达成压倒对方军事优势的协议的时候，双方仍旧有一个强烈的动机来达成武器削减的协议。
三、以不同的思维来看待协议的达成
将解决财政问题和成功谈判核武器协议相提并论显然有些令人困惑，但是政治动态事实上是非常相似的。每一方都有一个期望的结果，缺少合作将更加使得结果对双方都不利，每一边的失败将很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武器谈判的进程中有丰富的文献和协议，并且高水平的谈判代表非常熟悉相关的博弈论，但是在将相同的技术运用到为预算和债务问题寻找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只处于一个相对原始的阶段。事实上很显然，与其他领域相比，将博弈论的原理应用到预算和长期财政改革实践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
的确，在学术界，博弈论产生了许多关于财政政策的研究课程讨论，人们在论坛上讨论国防战略和国际关系，但是他们远远脱离了日常生活中预算谈判的现实。
回顾电影《美丽心灵》，是时候出现某些像“约翰·纳什遇到国家债务”这样的事情了。有些领域中竞争、合作和谈判是达成协议的例行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武器控制解释了在其他领域中成功的协议说明三件事情是必要的。第一，每一方都必须努力去充分理解其他方的关注点和期望。这样做能够使得讨论不太可能因为一个对双方都不利的结果而崩溃。充分的理解使得有能力的谈判代表以对另一方造成问题最小的方式提出推进己方进程的解决方法。第二，对于任何协议来说，为了建立对其的信心，需要建立一定的信任和舒适程度，而做到这些关键是要使用一些规则和程序，例如监测和执行。正如罗纳德·里根所说：“信任，但要核查。”如果某一方或者双方都没有信心，那么所有达成协议的因素都将失去，将不会达成协议。第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成功不一定意味着一方“失败”另一方“胜利”或者唯一的出路就是妥协。通常情况下，充分的理解每一方的价值观和更广泛的目标有助于提出使得每一方都能推进自己的一些目标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法。
认识到这些要素能够帮助我们达成一个广泛认同的主要预算协议。因为在财政辩论中，表面上棘手的情况事实上比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更加微妙。如果意识到内部的紧张局势或者矛盾的话，那么将会对建立一个广泛的协议起到推动作用。
继续这个军控谈判代表进行未来一轮预算谈判的思维实验，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和经验教训？存在一些方法和经验教训，但是有两个尤其与最近解决预算问题失败的教训有关。
四、教训1：人为的“决战日”是没有用的
为了建立“超级委员会”，国会试图创造一种环境来模拟这样一种情况，通过立法来规定一个双方都不能接受的“决战日”使头脑清醒的谈判代表同意一个协议。国会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的法规要求从2013年开始大幅自动削减国防、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其他项目的支出。这些举措是如此的严厉以至于法规的发起者相信两党都断定会有一个广泛的两党协议来避免这种情况。
乍看起来，根据武器控制教科书这似乎是正确的——毕竟核战争的预期推动了里根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主要的武器控制协议。但是超级委员会创造的战争场景是人为的和故意自找的，和在国际争端的灾难性军事行动是非常不同的——或者就这件事情而论，这是国外债权国国际信心的崩溃。那些情况涉及来自其他来源的“外部”风险。一个立法机关为了通过增加压力来做出正确的事而给自己创造一种灾难性的不利反应就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因为他需要两个关键但不确定的假设。
假设一：在潜在的协议中，失败的结果必须对每一个党派来说都是可怕和不能接受的。必须远远比在最初的谈判情况中做出让步更糟糕。这显然不是超级委员会所构造的情景，否则双方就不会离开谈判桌了。
假设二：如果谈判失败了，国会事实上会将威胁行动进行到底。法律制定者一定希望采取有效行动，可以说允许发生不能接受的计划改变。
这些用于实施明天“确保相互毁灭”的末日威胁的假设将会迫使今天达成一个协议。但是一旦预算谈判失败，逻辑就完全改变了，这使得在末日情形中挣扎显得毫无意义。因为来自敌人的报复和对自己的故意伤害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定者允许完全不被接受的预算改变在它们能被制止前生效是很不理性和具政治灾难性的——改变将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并且可能伤害上百万脆弱的美国人。因为显然预算超级委员会谈判代表相信预算削减最终不会生效，他们缺乏做出让步的动机。
这些假设的薄弱在逐渐削弱人为的末日战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国会观察员不相信2013年税收和支出的改变会全部都发生。他们希望会有方法修缮（例如击退或者消除）法律中许多或者大部分主要的预算削减问题以及之前法规中由于“落日条款”（sunsetting provisions，即将到期的条款）而引起的赋税增加。
武器控制谈判代表对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并不感到惊讶。他们意识到事实上唯一导致行动的最糟糕情况是实际在法律制定者能力范围之外的。
五、教训2：认识和解决根深蒂固的担忧可能意味着互利的解决方案。
成功的军控谈判代表和其他谈判代表知道探究潜在目标、价值观和顾虑的重要性，这些都被隐藏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可妥协的情形下。他们做这些是为了以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式来努力寻找针对各方观点的方法。
例如中东边界问题谈判，真正的议题是安全而不是土地，所以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保证安全，才能够在谁该拥有树木和房屋的问题上有进展。关于退休补贴的讨论，人们有一系列的考虑，从对经济不安全的恐惧到强烈的公平理念，如果要想使预算和社保体系的改变有进展的话这些是首先需要理解和解决的。
因此，在与税收、支出和赤字的斗争中认识到潜在的目标、价值观和顾虑是很重要的。对于大多数美国人及其代表来说，财政辩论并不是真正与数字和账簿有关。它们事实上是对关于政府恰当的规模、范围和目的以及有关司法的观点的非常不同的看法。美国人会持续讨论关于政府和司法的相互矛盾的观点，久而久之就将会发生改变。这场广泛的讨论将会为预算政策讨论确定一些广泛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努力去意识到和顾及潜在的希望和顾虑，僵局很可能还会继续。
考虑这样三个例子，它们体现了更好的理解目标、价值观和顾虑在解决预算和债务问题的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案例一：政治左派的进步主义与社会稳定。
政治左派有两个价值观是矛盾冲突的。第一个是激进的价值观，一个社区的资源应该被用在社区中那些最需要的人身上。但也有关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的价值观。第二个价值观引入了社会保险的概念，因此是相对根据需要简单的累进而言更缓和、事实上相矛盾的观点。以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等计划为基础，社会保险意味着所有人都在类似的福利和保护范围内，对此有贡献并且有权利享有。当赤字削减的讨论演变成预算讨论，包含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这样的计划，这两种价值观使得左派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激进的价值观支持从这些直接与收入相关的巨大且昂贵的计划中获益。根据这样一个观点，沃伦·巴菲特应该获得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社会保障，并且他应该支付他的退休医疗保险的全部费用。但是社会保险/社会稳定的价值观认为他曾经捐了大量专用捐款，这样的美德使他作为被保人社区完整的一员应该能够获得退休收益。因此，左派的许多人强烈反对在想通过高税收的形式从巴菲特和其他富裕的美国人手中获得现金的同时减少或者取消他们的现金福利。
讽刺的是，与“激进的”减少福利的提案（尽管合理医疗费用法案对联邦医疗保险的某些部分加强了补贴的收入测评）显著相关的人最近几年开始变得保守。在保守派看来，收入测评源于一个期望，期望通过将社会支出仅仅用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来缩小政府的规模和范围。
诚然，左派的许多人都担心在社保支出尤其是退休福利上迈向更大的目标将会逐渐削弱人们对这些计划的广泛支持。他们担心如果中等收入以及高收入群体不能够从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这样的福利计划中获得显著份额，或者这些计划逐渐演变成更加以需求为基础的计划，那么支持他们的强大选民将会减少。因此，左派担心的是，以提高社会保险计划效率为目标可能会导致这些计划最终的灭亡。
对于那些为需要的人致力于社会稳定和社会保障的人们来说，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征得对津贴计划的同意很困难。但是人们已经对这个政治情节提出了疑问，包括左派的一些领导者。
证据就是像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或者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这样的计划似乎在成为社会结构中这样一种部分，它们获得的强烈支持甚至来自于并不依赖它们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乔治·布什在提出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引起的反对不仅仅来自于低收入的美国人，2010年许多共和党候选人强调他们致力于社会保障，为中老年美国人保障其完整的联邦医疗保险福利。
类似的，英国的保守党政府，从撒切尔夫人到目前的联合政府，强调了他们是在致力于保护甚至加强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而不是取消它。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高尔斯顿分析了美国和欧洲在社会福利领域削减预算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种种迹象掩盖了与收入相关的福利正在逐渐削弱对计划本身的支持。
尽管如此，恐惧感仍旧存在于美国持政治左派思想的人中，如果要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来抑制长期的财政支出和债务，那么这种恐惧就需要被认识到和解决。要怎么做才能增加支持削减支出的选民数量呢？可能首先需要保守派更加强调他们支持激进派所顾虑的方面，就是担心减少对脆弱美国人的基本支持。保守派接着需要主动提出方法来提升经济安全，为最贫困的人们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
通过采取那些步骤，保守派正在寻求一个更小、更有针对性的政府，与寻求为富人提供更少福利的激进派合作。那可能会推动建立一个重新设计今天的社会保险计划的协议，这个协议会推进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目标。
（二）案例二：收入和政治权利。
保守派很清楚他们反对把提高税负作为预算协议的一部分，但是探索其背后的措辞、价值观和原则是明智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的确，保守派中普遍存在强烈反对新税制或税率增加的人——如果不是通过其他税收的减少以预算中立的方式来抵消的话——甚至反对消除可能与支出等价的特殊税收抵免。保守派对预算协议中的税收成分的反对被自由主义者看作是思想不妥协，但是更加仔细的看待保守派的立场，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反对新财政收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这两个原因是减少政府总体规模战略的一部分。第一个是担心增税虽然短期会减少赤字但是会危害到经济增长，破坏经济。第二个是“政治学”所担心的新税制——或者当然任何新的财政收入形式——将仅仅只是缓解抑制支出的潜在压力，因而导致政府的扩张（见下面描述的“以土地换和平”问题），很可能结果在解决财政缺口上没有取得根本的进步反而支出和税负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为了取得进步，左派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和解决这两种担忧。
解决的第一步是要意识到对于保守派来说“税收”和“收入”常常不是一个意思。有人可能会说，有了税收那么就有了收入。且不论保守派担心新收入仅仅只会带来新的支出，事实上被保守派普遍接受的收入形式有三种。
1、资产销售。
政府资产的销售，例如联邦大楼、上空使用权或西部土地给政府带来了收入，但这是作为政府通过放弃财政控制权把财产交还给私人部门而变得更小的回报。这种形式的收入对于掌管政治权利的人们来说有三个有吸引力的特质。
资产私有化回报给政府的收入被认为是通过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所有权和经济控制权来获得的净收益。如果这种收入是对削减支出的“妥协”，那么这是一种双收益。
不像新增一个税种或者提高税率，销售收入严格上来说是一个临时的收入来源（除非政府为了获取额外收入不停的出卖资产），在保守派看来，销售收入能够持续的减少政府控制。这减小了税收优惠成为永久性收入来源的可能性。
短期的收入来源能够直接被用于推动结构化的计划改革，这个改革能够通过覆盖转型成本减少长期支出。例如，与创造个人社会保障相关的临时转型成本将会变得很大并被归入短期赤字中。这种“买断”成本通常与获得对减少或者结束受欢迎的计划的支持相关。资产收入能够抵消那些短期成本。
2、来自于较快增长的收入。
在进一步鼓励消费这样一种考虑的影响下，由于通过税制改革或者撤销管制规定提高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普遍被政治右派接受。例如，几乎没有保守派会反对后续可能来自于简单化税制改革和降低边际税率的额外收入，简单化税制改革和降低边际税率会扩张经济，并且在税后个人收入和政府收入方面引起“税基”的增加。当然，许多共和党人已经对预算中立的税制改革表达了他们的开明态度（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记录），这刺激了经济并且引起了家庭收入和政府收入的增长。
当然，实现简单的税制改革立刻引起了一场讨论，讨论为了扩大税基和适用更低的普通税率需要取消什么样的贷款和税收扣除。保守派在免税代码中发现了许多可疑的贷款和扣除，这些原本应该是适用低税率和高税收效益的——例如鼓励美国人民购买政府支持的产品和服务的贷款，如电动车和高等级的社会保险。但是他们看到了其他的方面，例如个人退休账户的减少，而这是健全的有利于增长的税制中减少对收入双重课税的重要因素。
保守派提供与增长相关作为交易中的一部分收入，以及让自由主义者接受这样的提案最主要的困难是，这样的收入如何能够被记录下来并且获得保障。在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如果要作为对削减支出的补偿，如何能够使得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认可这部分额外的收入事实上取决于一个有利于增长的税制改革特许权，而不是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全球经济的增长）呢？
3、来自于削减补贴的收入。
也有这样的情形，在会计意义上“收入增长”和“支出削减”是可互换的条款并且可以应用于政策上同样的改变。例如，要求高收入的人们支付更高的B类和D类医疗保险费更符合实际成本，可以说是富裕阶层的收入增长（即政府获得更多的保费收入）。但是同样的政策改变也可以看成是支出削减，因为政府在同样的这些人身上花费的津贴会减少。这种灵活的语言往往是向选区证明一项协议的关键。
在所谓的税式支出领域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一些经济学家坚持的特殊税收优惠无非是通过税收代码的支出。但是，保守派普遍已经更加反对这部分税收代码的倡议。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反对“税式支出”的组成成分以及在一个健全的税收制度中的合法的扣除。用特定的联邦信贷购买某些类型的汽车是一回事，但不太清楚的是投资偏好。另一个理由是尽管保守派允许结束税收优惠，作为税收中性的税制改革的一部分，许多人仍然担心接受任何形式的“税收增长”（与某些其他形式的收入形成对照）将会打开其他税收增长压力的政策闸门。
所以保守派关于收入的观点要比通常描绘的更加复杂。就像为了促进解决债务问题的行动，右派政治家需要更好的理解进步主义和社会稳定的细微处，所以左派政治家需要理解税收和“收入”的许多其他含义的区别。简单的规劝保守派同意增税不是打破持续僵局的良方。
（三）案例三：“以土地换和平”问题。
如果要想成功，任何一方的时间和顺序步骤对于一个拟议中的协议也很重要。例如，比方说为了方便论证，保守派正在琢磨用上面讨论的这种收入来换取对支出削减的承诺。即使是在这种几乎双赢的情况下，许多右派人士仍旧不情愿接受协议，因为存在一个所谓的“以土地换和平”的问题。
就像中东谈判者所了解的，让一方同意一个有形的和潜在的不可逆的直接步骤是很困难 的，譬如土地换取未来承诺的行动，譬如一个在和平中生活的承诺。这是因为如果之后协议破裂了，那么一方将会失去土地也没有实现和平，但是另一方将会在没有实现和平的情况下获得土地。类似的，明智的武器谈判者不会放弃今年的一类重要武器来换取对手明年消除同等的武器系统的承诺。如果一个协议中所需步骤的时间是不对称的，那么一方就能够在另一方做出让步之后通过违约来获益，这样的协议就不太可能会成为一个稳定的协议。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部分的右派人士反对需要承诺有形收入的预算协议（例如永久性的改变税收代码）来换取未来实现津贴和其他项目的支出削减的承诺。理由是，如果左派违约，那么右派将很难坚持法规上的税收增长而不兑现未来支出削减的承诺。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恐惧，因为几十年来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熟悉的预算“妥协”模式：永久性地提高税率来换取未来可能需要国会颁布的津贴支出的削减，然而很多这些支出削减并没有实现。
这是一个经典的“以土地换和平”“你的武器系统第一”协议，没有一位认真的谈判者会接受这样的协议。但是有时候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会这么做，真为他们感到遗憾。罗纳德·里根在1982年的时候描述了这样一个预算协议，立刻停止了一些减税措施以此承诺未来的支出限制措施，这可能是他作为总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六、程序为什么很重要
至少在理论上，以土地换和平的问题不只是关系到右派。如果左派的政治家认为右派政治家对收入的承诺会被打破，那么他们对于作为交换的医疗保险改革承诺将会持谨慎态度。历史上，这种情况并没有成为典型的违约情况。通常获得承诺的未来津贴削减似乎更是个挑战。双方仍旧需要确信长期来看一个预算协议需要以某种方式获得保证——和武器协议区别不大。因此，对于任何重大协议的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存在很高的可能性使双方以及他们的继任者能够坚持协议。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合理的担忧，未来某一方会抛弃协议或者将协议扭曲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那么这个协议必然是靠不住的。这个担忧是造成现在这个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以土地换和平”问题，如果双方都自认为是易受伤害的一方，那么没有一个长期预算协议是可靠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真正成功的预算协议，下面三个操作规则很重要。
（一）必须分阶段采取平衡步骤。
必须同时采取各方承诺的渐进步骤，以至于当一方没能履行承诺的时候不会给另一方造成重大的损失。这减少了一方通过毁约能够获得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武器谈判者很好的理解同时性和分阶段的共同步骤对于一个健全的武器削减协议是很关键的。
（二）必须有双方认可的监测和执行。
必须小心的监测任何一个包含一系列同步步骤的协议，如果一方没能跟上，则要调整双方的承诺——“信任，但要核查”，里根总统所强调的方法。核查和执行的规则对于任何一个预算协议来说都很重要。为了防止一方不履行协议，这个相似的循序渐进的步骤需要一个可接受的第三方——可能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来保证所有的承诺都是在协议生效的下一阶段前兑现。
（三）将长期默认预算应用于津贴和收入。
在预算协议中，除了提出用于确保不违约的策略之外，也需要建立谈判者之间的信心，使他们相信每个人都会坚持约定的支出、收入和债务水平。当一位国会议员不能够约束另一位国会议员，当许多预算信手拈来，根据计划的设计和人员资格，而不是明确的预算金额来决定支出和收入的时候，做到信任是很难的。所以需要制定更加可预测的长期预算，也需要制定默认自动遵循长期支出和收入的协议。那就意味着将会产生一个真正的长期预算（比如说30年），其收入和支出计划将会自动调整到约定的数目，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需要未来的国会进行调整。这样做事实上意味着可自由支配开支和法定支出（或者说津贴）之间的区别没有了，尤其是退休金计划。这些计划现时的状态意味着他们优先于其他形式的可自由支配开支，例如住房援助、国防、道路建设和大部分联邦教育基金。更有甚者，既然津贴计划要求政府来支付指定的效益成本，那么它们的成本仅仅只是一种预测，而不是从属于可预测的法定预算。
七、结论
直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政治学问题大于经济政策问题后，我们才会开始解决我们的结构性财政问题。事实上，政府的规模和范围，现在或未来的收入承诺所能资助的程度最终是由美国人民来决定的。这些广泛而根本的问题需要通过选举来解决。但是就像我们在最近几年所看到的，立法程序越来越不能将公众情绪考虑到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这已经导致了公众对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信心在稳步惊人的丧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立法程序重上轨道来贯彻人民的意愿，认识到人民的呼声常常是微妙的甚至矛盾的。像其他领域应用博弈论的人们学习来取得进展实现共同目标可能是开始这项任务的一个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