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从秦开始，不断上演的治乱循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两汉、唐、两宋、元、明、清，最多二、三百年，王朝就崩溃。其原因，除两宋外，都是农民起义。这比分封诸侯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短得多。每遇改朝换代，总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宁为治世犬，莫为乱世人”。这种治乱循环中，盛世固然能更快地崛起，但乱世破坏性也比欧洲日本大得多。这也是中国明初以前远比欧洲繁荣，但长期停滞不前，到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
黄炎培曾以此请敎毛泽东。毛回答是：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可以走出这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政府的松懈，让人们各负其责，避免产生“人亡政息”的情况。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这段对话，并引起广泛关注，说明直到21世纪的今天，“历史周期律”的现实意义尚未丧失。
为什么中国社会在秦以后会周期性崩溃？这是中外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反复探讨的课题。这方面的论文也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不过其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类：土地集中激化阶级矛盾说；人口爆炸超过土地承载量说；官逼民反说。
毫无疑问，土地集中、人口压力、气候变化，都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但那种因素才是最关键的，根本原因呢？
1、对“土地兼并危机论”的质疑
“土地兼并危机论”认为：在土地私有的制度下。因分得土地的农户，劳动力有多有少，耕作技木有高有低，勤劳节检的程度有不同，遇到的机遇不一，加上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一段时间后，个体农民必然会贫富分化。穷苦人家土地不足，只有成为佃户。富裕农民要增加收入，在缺乏低风险投资渠道时，自然会选择买地。当土地增加到自己耕种不了时，就会雇请长工或出租，成为富农或地主。地主富农比佃农收入更多，有更雄厚的资金，更能抗天灾人祸，从而加剧土地集中。
“土地兼并危机论”认为：在每次大动乱之后，往往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开国君主常采取移民垦荒、平均分配土地等政策。因此开国之初，自耕农多，佃户少，土地集中不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越来越集中，“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结果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矛盾激化，最后铤而走险。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按照这一理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根本措施是限制甚至取消土地私有制。因此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们，往往主张恢复古代井田制、禁止私人土地买卖；或者主张余粮收集制、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并进行了多次改革实验，可惜无一成功。
把土地收为国有，让农民共耕，在经济上必然造成低效益。集体劳动产生高效益的前提是分工。农民共耕只能同一时间从事同样的劳动，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本来农民在自己田里干得如何，收获是最公正的衡量者。如果让农民共耕，就必然要支付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检验员等管理者的补贴。让农民共耕，需统计每人劳动的时间、强度、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然后计算出劳动报酬。但不同农业劳动的强度和技术缺乏可比性，如大而化之，必然“你站我也站，工分照样算”。如严格评估又增加管理成本，激化管理者与社员的矛盾
把土地收为国有，随着农民独立经济地位的丧失，其人格尊严和政治地位也成了空话。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干部侵占集体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民实际上变成了政府官吏的长工和佃户。因此，农业集体化不代表社会进步，而是倒退，退回到农奴制！不少地方年终结算，一个壮劳动力在太阳下干一整天，所得的报酬只有几分钱，仅仅够买二根冰棒！人民公社下农民生活，比受地主剝削的解放前更苦！
土地国有化政策，己被中外历史证明有害，难道由土地集中激化矛盾导致的周期性动荡无解吗？不！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何其多，为什么唯独中国产生这么明显的周期振荡呢？这说明土地集中激化阶级矛盾说，是个伪命题。
土地私有引发社会振荡理论的关键是：土地私有会使土地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最后引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然而实际情况是：私有制下，土地并不会无限制地集中。
因为农村还有子女继承造成土地分散的趋势。过去中国实行的是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大地主往往有多个妻妾，一般育有几个至十几个子女。加上实行女儿陪嫁、兄弟平分财产的传统，所以老地主去世后，财产很快会被稀释。过去人的平均寿命短，结婚早，更加快了土地分散的速度。使土地分布很快达到动态平衡。
那么在动态平衡位置，土地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 1980 年国家统计局曾经以各地土改档案综合推算，认为全国土改前地主占有的土地比例为38.26%。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则根据几百份土改资料，算得20 世纪20～40 年代地主占有的土地全国平均约为41％，而到解放前夕更降为32.16%。如果担心上述研究者思想右倾，那么毛泽东的1930年的《寻乌调查》应该没问题。该调查证实：地主占地30％，农民30％，公田40％。
据秦晖教授的研究，假设某地主占有全部土地，农民所交地租为收获的一半，那么土地基尼系数为1，而收入的基尼系数只有0.5。而中国古代平均0.53左右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只会使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0.26-0.3上下波动。远低于今日中国分配基尼系数0.5！在社会统计学家眼中小于0.3的基尼系数属于平等社会。中国古代多次因为严重社会不公而崩溃。肯定另有原因！
因此：“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甚至是根本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结束封建社会、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志，是没有根据的。”（见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
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然后收取适当的地租是合理的。但过高的地租，如50％，显然与高利贷一样，不能允许。今天我们将钱存入银行可以合法地取得利息；将房屋出租可合法获得房租；工厂主提供设备原料让工人生产，产品出售后，可合法获得利润；那么将土地租给农民获取适量的地租，为什么就不合法了呢？
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缺一不可，让提供生产资料的人分享部分劳动成果，对提高社会生产力有利。所以即使在今天，也要遵循“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今天，农村允许收“土地转包费”，就是允许土地所有者收取适量的地租！
即使是打土豪分田地时代，毛泽东也承认分得田地的农户收取租金合法！毛1930年11月15日在《分青和分租问题》一文中写道：“正当的政策应该如下：……那些完全不能耕田的人，应准许他们在下列条件之下，把田租与富农中农耕种：（甲）废除分谷制，规定固定租额，凶荒无减。（乙）规定最低租额（百分之五十），务使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剝削’不得过多。（丙）不准富农借口只耕己田，不耕人田。如富农不愿租田时，乡政府应将本乡必须出租的田，分配租与本乡富农中农，强制他们耕种。”
为什么地主向农民收50％的地租叫剝削，要打倒。而土地革命后，分到田的原贫农把田给原富农种，却要规定租额不得低于50％，不租还要强制耕种？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土地革命”、“消灭剥削”只是“发动群众”的手段而已！这也是无数农民起义领袖，发动群众百战百胜的成功经验。通过土地革命斗争，使农村出现一批既得利益者，使这些人别无选择，只有跟着革命到底。这与毛夺权后，讲阶级路线，家庭成份，是一脉相通的！
所以秦晖教授指出：《暴力土改的实质就是让农民交“投名状”》。秦敎授在该文中指出：当时，辉县南平乐村“张自如，人三口种地产量二一石，每人平均七石，比全村平均数多百分之五。”丁国平的“儿子当教员，每月有一笔工资，儿媳妇戴着首饰。”两家竞被《人民日报》认定有严重问题。其原因，刘少奇1947年4月到晋察冀中央分局道破天机：“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为富不仁的地主固然有，但总的讲地主与佃农矛盾并不尖锐。只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多年的宣传，把地主富农妖魔化了。
对此有人可能会以“白毛女”的事例反驳。不错，农村确实有不少鱼肉乡里的劣绅。正如今天有许多心狠手黑的私营企业主一样。然而即使按古代法律，黄世仁的行为也构成了犯罪。他放高利贷，犯有“取息过律”罪。古代即使诸侯取息过律也要削去爵位。如“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前116年）坐贷子钱不租，取息过律，会赦，免。”魏晋以降，法律禁止“收利过本”。因此只要官员按律令行政，杨白劳就不会欠下无法还清的债务。据唐律疏议第３９９条：“负债强牵财物”和第４００条：“以良人为奴婢质债”可知：黄世仁强迫喜儿当丫头违法。因此只要官员能依法行政，白毛女可通过法律申冤，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也不会到势不两立地步。所以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政府狂征暴敛和官员贪赃枉法、不作为。
在地租制度下，农民与地主是契约关系。供求关系决定，农民交租后应可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否则，农民就会弃租逃亡，地主找不到佃户，就只有降租。遇到灾年，乡绅地主常会施粥赈济。其原因有三：首先不救济自己的佃户，今后就难找到人承租。其次中国农村多为家族聚居，地主和佃户常共同一个祖宗，救济同宗族人，是道德和族规的要求；第三：中国古代佛道“行善积德”观念深入人心，儒家“仁义”思想广泛传播，因此地主多半会舍弃不多的陈粮，换取心灵的满足。
这时如果政府也积极赈灾，矛盾就不会激化。即使有少数地主仍一味追租索债，那也只是个别地方闹事，而不会酿成大规模起义。相反，如果灾年政府不但不赈济，反而加赋增税。因乡绅要向官员交钱粮，自然难有捐赈。农民为了不饿死，只有“吃大户”，这时官府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乱。明末农民起义之所以越演越烈，就是在连年受灾情况下，政府不但不赈济反而加征“辽饷”、“练饷”的结果。
总之：私有制下，土地不会无限集中，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不很尖锐。造成古代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与农民矛盾。
2、对人口爆炸引发社会振荡说的质疑
人口爆炸超过土地承载量，这种说法其实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人口增殖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摊薄，使“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这样，一次很小的干扰，都会产生大量饥民。引爆社会动乱。战乱一起，进一步破坏了生产，加重了民众负担，造成更多的饥民，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社会崩溃。根据这一理论：在失业者充斥的社会，要避免社会动乱，就必须迅速减少人口。如果不想利用战争和瘟疫来减丁，那就只有一胎化。十年浩劫后的中国，由于毛28年的瞎折腾，百业凋敝，就业无门。一些人错误地归之为人口太多。于是按照马尔萨斯理论，实行了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独生子女政策。
独生子女政策，严重侵犯了最基本的人权；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使国民性格扭曲，人口素质下降；使中国人口急剧老化，最终使我国老年人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需要扩充兵员时，独生子女父母舍不得孩子上前线，将使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巨大挑战；独生子女缺乏亲情，使传统文化中的“孝梯”、“仁爱”等观念，失去了承载基础；断送了传统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破坏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独生子女政策，改变民族结构，影响了民族的凝聚力。独生子女政策，从来没有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愿。
事实上，“人口密度大就会带来贫困，导致动乱”，这种观点首先是不符合事实。2011年，世界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有172个。其中78个国家人均GDP大于我国。占45.3％。这172个国家中，人口密度大于中国，超过每平方公里139人的有34个国家，其中人均GDP高于我的有15国，占44.1％。两数据相仿。可见，人口密度大不一定会带来贫困。
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朝鲜与韩国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基本相同，南韩人口密度还是朝鲜的2.4倍，而韓国人均GDP却是朝鲜的23倍。日本、英国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远高于我国，但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比我高得多。在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后，十三亿人跑步进入小康，但在毛泽东时代，仅仅七亿人都不能解决温饱。是七亿比十三亿更多吗？
把什么问题都归之为人口太多，是不负责任的行为：首先，技术进步可扩大资源范围：古人只能利用天然铜和含铜50％以上的孔雀石；今天，前人炼铜的废碴，也成了富矿。尽管今天铜矿中铜含量己降到百分之一以下，但按人均收入衡量，铜的价格比古代更便宜。其次，科学发展将替换短缺的资源：玻璃纤维代替铜电话线；核反应堆取代燃煤锅炉。化学纤维取代蚕丝和棉花，燃料电池代替汽油……第三是变废为宝，重复利用：现在伦敦污水处理厂已经成为泰晤士河的最大支流，废钢铁己成为一些钢厂的主要原料。
马尔萨斯主义者看到了人有一张嘴，但没有注意人还有比计算机更聪明的大脑和比机器更灵巧的双手。人不仅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农田、气候、矿藏是人生存的重要资源，但不是全部的资源。道路、产业、技术等人类劳动产物也是资源！归根结蒂受过教育、勤劳而又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今天远胜于古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来源于科技。科技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思考。在分工越来越细致的前提下，无数人持之以恒的研究改进，使我们有了更高效的生产方法，更节省的销售方式，更小巧的电子产品，更可口的烹饪窍门。
科技进步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多少。人口不仅刺激技术创新，同时也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因为更多的人口将带来更大的市场，更细致的分工，更齐全的生产门类，生产更多的产品，更有利于技术改进，使先进的大型设施可更充分发挥效益。美国朱利安.西蒙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也发现，人口增长率与科技进步往往是同步的。所以，虽然大城市人口密度更大，房价更高，资源更紧缺，但大城市劳动生产率更高，生活质量比小城镇更好。同样的道理证明：发达国家人口越多，其制造业的人均效率也越高。
人口爆炸引发社会振荡说的另一论点是：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会引发粮食危机。然而直到明末，缺乏可耕地资源的情况从未发生过。据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从秦统一到唐五代，这千年中国人口峰值从没超过7000万。按当时国土面积计算，平均每平方公里最多也只有10个人。要说从秦末到唐末爆发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太多，恐拍很难令人信服。要知道，直到北宋，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都没有得到比較充分的开发。
至于宋、明、清三代，人口峰值分别为1.45亿、1.93亿4.36亿。以人口最多的清末为例，只要政府鼓励垦荒，不说使耕地达到今天的18亿亩，仅仅达到明代耕地峰值11.6亿亩，清代人均耕地就有2.66亩。如全部种粮食，按亩产367斤计算（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每人可占有976斤。超过人均800斤的要求。因此按当时的科学水平，辅以移民开荒，发展商业交通等措施，就完全可解决国民吃饭问题。
今天中国人口达到13亿，许多人又忧心忡忡，其实，耕地面积限制中国发展是杞人忧天。首先，城市高层建筑显然比农村民居节省土地，4亿农民迁入城市，老宅基地复耕后，至少可增加1亿亩耕地。其次，进行土地垦复和整理，目前待垦复的矿山土地约5000万亩。加上废弃道路的垦复，农田明渠改暗渠，重新规划村、渠、田、路，坡改梯等，可望增加1亿亩耕地；另外提高农产品价格，可使目前被抛荒的约0.9亿亩耕地重新得到利用。如果实施从雅鲁藏布江调水到新彊青海的“大西线”计划，还可增加农田10亿亩。
另外还有一条思路，就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2011年全国粮食单产344公斤/亩。现在单季杂交水稻可达800公斤/亩。小麦玉米两季接近2000公斤/亩。如果加强水利建设，把低产田改为旱涝保收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舍得施化肥。那么粮食单产提高的潜力将是很大的。到了这一步如果粮食产量还不足，那么可以采用温室（不是塑料大棚）和无土栽培技术。每平方米每年可生产10公斤粮食外加500公斤桔杆饲料。每人只要30平方米的农田就够了。这样如果粮食还不足，最后可实行立体农业，占地一公顷的立体农场，可以为1万人提供食物和饮用水。届时地下室、废弃的坑道都可成为粮食生产基地。
当然，如果人类局限于地球一隅，那么人口的无限膨胀之下，总有一天，全人类的质量将超过地球！不过这一推论的两个前提都不成立。首先人类已经小心翼翼地冲出大气层，未来必将以整个宇宙为舞台。另外人口不会无限膨胀，这倒不是人均占有资源的减少，引起贫困所致，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生儿育女对个人来说，无疑是得不偿失：不仅要降低生活水平，还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失去寻欢作乐的机会。何必为种族的延续，浪费了自己唯一的人生呢？所以经济发达国家，每名妇女平均所生孩子已少于2人。这些国家现在愁的是人口减少，政府纷纷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他们却同时大把地掏钱，支持中国计划生育！未来五年中国也将面临人口萎缩问题。所以现在根本不必担心人多。
人口密度大，不是贫困的根源。因为人往高处走，什么地方生活富足，什么地方就会吸引大量人口流入。所以越是富裕地区，人口密度越高。就像今天人们千方百计挤入北京、上海、广州、琛圳一样。中国古代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往往经济最发达，生活最富足，社会最安定。宋以后，长江三角洲人口最稠密，人均农田最少，上缴的赋税最重，而生活水平却最高。爆发李自成起义的陕北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都不是人口稠密地区。在允许国民自由迁徙的国度，一旦某地区人均生活水平较低时，就会促使人们外迁。所以只要政府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能，积极赈济救灾，以丰补歉，就不会引爆大规模的民变。
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主要原因不在于连年干旱，而是政府乱作为：大旱来临，明政府不仅没有及时赈济，组织饥民到条件好的地区落户，反而增税，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与此相反，光绪年间北方大旱，死亡2300万人。但由于能利用赈济将饥民引导至适当地点安置，结果没有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可见，历史上多次动乱，关键不是土地承载不了人口，而是政策失误，吏治腐败。
3、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
“土地集中激化阶级矛盾说”；“人口爆炸超过土地承载量说” 难解释中国历史周期动荡。这启示我们另找原因。考查农民起义原因，最直接的是看起义宣言，看起义领导人进行起义动员的内容。其次看起义军的斗争口号，战斗檄文。如果上述两方面的资料都欠缺，还可以从分析起义领导人的行为入手。从起义领导人的出身、经历，联合谁，打击谁来分析起义原因。下面就根据上述观点，分析以上各次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原因是繁重的劳役和苛法！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就指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秦律规定：没按时到达服役地点，役卒要全部处死，“法皆斩”。那么陈胜、吴广就不会铤而走险。即使他俩要起义，其他戍卒，也不会跟随造反。秦末起义不仅农民参加，就是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旧贵族也纷纷参加。如刘邦出身为泗水亭长，是基层小官吏。而项羽就出身于旧贵族。他们都薄有资财，如果秦末农民起义原因是地主剝削，那么农民军就不会与地主、旧贵族并肩作战。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反抗的是王莽暴政。王莽本想通过改革，缓和社会矛盾。但不切实际的政策：禁止土地买卖；恢复井田制；违反经济规律的币制改革；“五均六管”，以行政手段胡乱地干涉经济等，激起了全社会的反对。地主出身的刘秀兄弟散尽家财起兵，与新市、平林的农民军一道反抗新莽政权，说明当时农民军反抗的不是普通地主，而是新莽政府。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说明起义的目标是改朝换代。
隋末杨玄感起兵，是隋炀帝与杨氏家族矛盾激化的结果。袭爵蒲山公的李密，追随杨玄感，可见他最初起兵，并非是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所致。窦建德初为里长，后充二百人长，有田有牛，至少属富农或小地主。从他劝孙安祖造反的理由：“黎庶穷困，而主上不恤，……今重发兵，易可摇动。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矣。”可知窦反的是隋朝政府，而不是地主。
唐末黄巢为不第进士。他家“世鬻盐，富于赀”。他造反不是为饥寒所迫，攻下广州后，“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可见黄巢军主要是反抗唐政府，而不是针对一般的地主。
北宋方腊有漆园，本属于地主阶级的一员。他在鼓动农民起义时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可见方腊起义反抗的是政治腐败敲骨吸髓的北宋政府。
元末朱元璋在北伐文告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朱元璋严禁掳掠，大力开展军队屯田。他还网罗大量的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并委以重任。可见朱元璋起义军起义反抗的是元统治者，而不是普通地主。
李自成“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之语。愚民皆感之。李岩复私作民谣，令党诵之云：穿他娘，喫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以故所至风靡”。这证明：农民参加起义的原因是为了摆脱政府苛捐杂税；所以李自成进京后会“拷饷”，打击明政府的各级官员。有资料说李自成曾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均田不等于反对地主阶级。据现有资料，无法证明李自成曾大规模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给农民。
太平天国领导核心中洪秀全、石达开是耕读传家，小康；冯云山，家道殷实；韦昌辉，富厚之家，大地主兼典当商；太平天国吸收地主、商人入敎。目标是推翻清政府，是因为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税费倍增，吏治腐败，加上水旱虫灾，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迫使农民起义。
由上述分析可知：农民起义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不是地主阶级农民的压迫与剥削，更不是人口太多和气候。但有的学者认为：古代各级官僚几乎都是地主，农民反对官府就是反对地主阶级。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所以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与地主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
对此我们说：古代普通地主属于民，与官不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古代官僚本身多为地主，但在所有地主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不等于整个地主阶级。另外，古代在举荐制下，“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官僚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与寒门地主有很深的矛盾。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官僚又为商人代言。因此认定官僚就一定代表地的利益是没有说服力的。
中央集权制下，其各级官僚只对君主或上级负责。他们自成一体。与普通地主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政府官僚有扩大自身权力的利益冲动。而包括普通地主在内的民众，显然反对官僚的权力任意扩大，鱼肉百姓；官僚集团有自我扩张的冲动。但官员越多向普通地主收的税就越多；官僚集团不反对增税，税收名目越多，就越好上下其手。而吃亏大的往往是有产者；在古代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占有土地，官僚要积敛财富就要从中小地主和非赤贫的农民手中夺取。历史上爆发的农民起义，每次都反抗官府，每次都有地主参加，甚至成为起义发起人。
所以在专制社会中，社会拫本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帝王官僚与除此之外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这一事实，并创造了一个专用词汇----官逼民反。回到本之开头，可知毛泽东给出的解决周期律的答案是正确的，然而他执政后沒有实行其承诺。
4.专制社会管理层演变的趋势
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就一天就离不开调解矛盾，维持秩序，组织生产，救灾御侮。官员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成份，成立政府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物极必反，如果管理机构不受限制，也会异化变成癌症。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血儿。官员虽然多是社会精英，但毕竞还是人，在权力的腐蚀下，没有制约，很少不被魔化！最后迫使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二千年来中国社会周期性崩溃的根本原因。那么“官”是怎样从慈祥的长者，变成令人厌恶的“老爷”呢？
首先，管理层会为自身谋利益。人性就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政府机构、党派团体由人组成，所以也会追求自身利益。在人际交往中，损人利己要受道德谴责；但为团体夺得权益，却会得到团体成员的赞颂。而且团体越大，团体代表在追求本团体利益时，就越没有顾忌。因为政府决策者的权力来源于管理层，他们在制订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官员的需求。相反，如果损害了团体利益，就会丧失团体赋予的权力，被他人取代。尽管有时高层从政权的延读考虑，会提出限制官员利益的改革方案。但社会地位决定人的思想，这些改革往往得不到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从而造成官员利益膨胀得不到遏制。
官员的收益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收益。如：明初官员只免徭役；到嘉清二十四年《优免则例》规定：“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到万历三十八年《优免新例》规定：“一品免田一万亩……”。管理层延续时间越长，官员与百姓收入差距就越大，官场作风就越奢侈。这种现象至今未能避免。改革开放以后，公务员一次又一次地调增工资，在退休、医保等方面也有更优惠的政策。政府还让官员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买“集资房”，一套即可获利几十万到二百万元……这一切导致八十年代官员辞职下海，今天千军万马考公务员；
另一种以工作需要形式供官员消费。古代皇室大修宫殿、坟墓，如今各级政府争盖豪华办公楼。古代官员让亲友享受驿站便利，当今公车泛滥。北洋时期，有军阀声称：县衙比县学好，杀县长。现在有些贫困县农村学生连张课桌都没有，县委书记的“坐骑”却身价百万。现在连中学都配小轿车。一辆小轿车一年费用少说5万元，多达10万元以上。其作用无非就是接领导上下班、开会、赴宴、钓鱼等。比乘出租汽车要高得多。试问：城市基层领导怎么就不能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上班呢？
此外：官员带薪休假；以开会、学习、考查的名义公费旅游；能给亲友安排工作，儿女能越级提拔；私事只要略微暗示，就有人搶着代劳；还有收不完的“纪念品”，吃不完的“工作歺”：某乡长妻子在公婆面前状告丈夫：“一年只有9次回家吃饭！”另一位局长自陈，一个晚上赶7个饭局。现在宴请规格越来越高，“三千还可以，万元不稀奇”。熊掌、鱼翅、燕窝、穿山甲、驼峰……，甚至中华鲟都上了餐桌。而且酒醉饭饱之后还常常意犹未尽，要加上“卡拉，OK”，桑那、泡脚、送“纪念品”、“打麻将”甚至“开房间”等节目。
其次，管理机构都有自我膨胀趋势。政府官员政治地位高、经济风险低，收入至少达到中等水平。因此在专制社会，人们总是千方百计朝官员队伍中挤，这是管理机构膨胀的外因；另一方面，增加下属不会减少个人收入，相反却减少了枯燥的事务性工作、扩大权势。而唯一的下属，又是天然的竞争对手，所以本来一个人的工作必须分给几个下属完成。而同意增加下属，还可收获一份感谢；但辞退官员，至少要树立一个敌人。这是管理机构膨胀的内因。管理人员增加了，但每个人却更忙。因为政出多门，从而产生更多的座谈协调、总结汇报、考核监督、文件报表……。开可有可无的会议，进行不必要的检查、评估、考核、达标、升级……使基层穷于应付，劳民伤财。
在缺少制衡力量的情况下，机构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3月在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写道：“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目前我国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人员约1316万人（不包括编外人员），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一名干部。农民1985年种一亩田的负担才十多块钱，到2000年，一亩田的负担已超过200元。造成农民入不敷出，田地抛荒。
目前，我国吃皇粮的人数之多，比例之大，已是前无古人，举世瞩目！据官方统计，目前全国行政事业单位成员达4500多万。这意味着包括老人小孩在内，每28人中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回顾历史，我国官民比例：汉朝1∶7948；唐朝1∶3927；明朝1∶2299；清朝1∶911；1949年1∶294；现在1∶28。至于其他国家：印尼1∶98；日本1∶150；法国1∶164；美国1∶187。
现在我国控制机构膨胀的方法是：把进人权控制在少数领导手中。但审批者自己也有增加嫡系下属的愿望。而且一二个领导也难以对抗整个官僚机构的张力。中国精简机构走过的“精简”---“扩张”---“再精简”---“再扩张”……经过几轮精简之后，人反而更多的事实说明：必须要有能与官僚机构相抗衡的组织，才能抑制官僚机构的自我膨胀。
第三，官场中总是劣币驱逐良币。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机关历史越长，腐败就越严重。从“八旗子弟”到“湘军”，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军队”；开始都比较能打，但很快就因腐败而不堪一击。历史上一个个团体，走马灯一般，前赴后继地烂掉，就是因为：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在草创时代，管理层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官员的腐败有切身体会和本能的厌恶。而且面对生死存亡的竞争，不励精图治就被淘汰，最后总是较廉洁的逐鹿成功。如：朱德元帅叮嘱炊事员，吃萝卜不要削皮；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从不领取薪水，卖字为生；都是例子。创业成功以后，投奔者趋之若鹜。其中虽不乏兼济天下的志士，也不免有为列鼎而食来的淘金者。他们一般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磨练，对腐败的抵御能力较弱。在管理层新老更替的过程中，廉洁的领导，也会因为观察不深入，提拔不够廉洁的干部；而腐败的官员，极少会提拔不“孝敬”的下级。凭工薪收入来“孝敬”，是填不满腐败者胃口的；在上司收礼的示范下，下级很少能坚持不收礼的底线。开始以“收”养“送”，然后“索”、“拿”、“卡”、“要”。
当腐败风险很低而收益巨大时，许多人会情不自禁、跃跃欲试。有些人认为：艰苦奋斗几十年，现在是享受“红利”的时候了。他们想的是汽车比别人高档，房子比别人宽畅；追求“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这样，合法收入自然欲壑难填，于是就铤而走险。还有的人本来也想保持清白，面对诸多的诱惑，加上周围的人为各自利益，千方百计送来财物、美色，这时稍不注意，就会从贪图安逸开始，发展制到攀比浪费，最后贪污腐败，一步步滑向深渊。
其实，吏治的腐败并不仅表现在受贿上。更多的是家族分工，官商勾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外，官员的腐败作风和特权也同样令人憎恨。一年三节给上级送“奖金”，已成为官场的潜规则。少数人想洁身自好，也因没照顾到“左邻右舍”而视为另类，遭到排挤和打击。至于让同为官场一员的检察机构去监察同僚，等于让白猫监督黑猫不去偷鱼吃。反腐败要让检察部门脱离党政体系，对直选的民众代表负责。所以在缺乏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靠政府机关自己遏制腐败，就象自己给自己开刀割瘤子，困难重重。
最后，在缺乏制衡的社会，管理层自我牟取福利，自我扩张，加上自身的腐败，必然要不断增加对社会的索取。其吸取社会财富的方式大体有四种：
1、税外收费，以权生钱。明中期后，赋税征银，上缴时，政府要把百姓缴的碎银熔成银锭，其中熔炼损耗要百姓补足，名曰“火耗”，熔炼损耗实为1%-2%，而官府“火耗”最多要收到70—80％！如果只收20％，就算是“青天大老爷”了。所以尽管官员名义上奉禄不多，但“三年清知府”也有“十万雪花银”。
2、政府垄断经营，与民争利。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造成百姓淡食，无钱买铁农具，私盐横行；王莽的五均六管名义上是“齐众庶，抑并兼”，实际上是政府把持工商业，最大限度的获取垄断利润。结果引爆了农民大起义；今天的烟草专卖，石油等利润丰厚的部门，也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民间资本流入。另外，各纸政府以极低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三通一平后以十倍以上的价格倒卖牟利。这与白居易“卖炭翁”诗中批判的“宫市”行为，更加恶劣。
3、管理层设下重重限制，使百姓动则得咎。官吏趁机“以罚代法”小民只好“破财消灾”。深圳市计划生育部门规定：超生一胎，征收“社会抚养费”20万元。为聚敛财富，有的部门还下达“罚款指标”，发现民众“违法”太少，完不成任务，则“钓鱼执法”。诬人违法，诱人违规。甚至明目张胆地借政策索要财物。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使农民在青黄不接吋，免受高利贷的剥削。可有的官吏却将钱强货给城里商贾，获取利润。
4、专制政府主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侵犯私人财产，毫不愧疚。造成“窃钩者诛，窃国者候。”故刘邦洋洋得意地夸耀：“某业所就，孰与仲多？”毛泽东则通过合作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又用“工商业改造”，以极低的“定息”“购得”全部私人企业。文革中农村曾掀起瓜分地富子女财产的歪风；不久前薄熙来等利用职权“黑打”。乱入人罪，把民营企业家当作待宰的肥羊。
管理层的以上做法自然会激起民众的不满，专制政府于是从限制言论自由入手，钳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一术；个人崇拜，愚民政策；以虚幻的天堂，诱使民众沦为驯服工具。三千年前周厉王“弭谤”，以言入罪，使民众“道路以目”后来“国人暴动”实现“周召共和”。那时古人就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然而直到今天，自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还在为“焚书坑儒”辩护，说是“统一思想”。然而，思想能统一吗？马克思回答：“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在国内君主专制时代，尽管有过文字狱，但私人出版还是允许的。可大陆报刊出版社全被官方控制，连网络也被封杀。民众拥有自由的程度，还不如满清末年！这在当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中，虽不是独此一家，也至少屈指可数了。
专制政府宣传国外“水深火热”，害怕民众知道真像，于是闭关锁国。另外还采取“分而治之”的法宝，在百姓中制造矛盾。从秦汉的重农抑商，元政府把民分为四等；毛泽东划分“黑五类”和“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民众对官府矛盾，转移到企业家与地主身上。
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随着社会从“伟人治国”向“常人治国”转化，加上官僚集团腐败程度的加深和吸取社会财富力度的增大，社会不满也越来越强烈，对社会控制力也趋于下降。明朝晚期，受廷杖罢官的常被民间视为英雄。国民党统治大陆末期，其高官子女份纷加入共产党，就是例子。今天，大陆高官子女纷份移民美国，己经没有多少人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了。这时管理层如果顺应潮流进行改革，那么原管理层大多数人就可与时俱进，重新得到民众的拥护，出现中兴。否则就会爆发革命，原管理层就如同满清王室，最后求君主立宪亦不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