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与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在白宫当政的那八年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说，从耶鲁(Yale)毕业能当总统，从耶鲁辍学能当副总统。今年有五百名中国尖子生会争夺耶鲁大学2012级的区区十来个学位，因为他们相信耶鲁文凭能带来一生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就像他们在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同伴们一样，这五百名中国学生似乎一辈子都在为了进入常春藤而努力。他们每天花两小时练钢琴、花一小时学游泳。他们不仅会解最难的奥数问题，而且还自学计算机编程。在北京四中、复旦附中或南京外国语学校里，这些学生往往是学生会主席；他们在艾斯特(Exeter)、安多佛(Andover)或者霍奇基斯(Hotchkiss)高中交流学习了一年，在青海的孤儿院当过志愿者，同时还上着最难的课、维持着完美的成绩、并拥有着2300以上的SAT分数。或许他们缺少睡眠，也没什么朋友；或许他们总是身负压力，并且没有安全感；但他们知道，只要进入了耶鲁就成功了，就不再会感到如此的孤单与忧伤了。
然而，事实真是那样吗？进入耶鲁或任何一所常春藤学校，对一个人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我们都知道进入耶鲁能获得什么：引人注目的履历；有钱、有名、有权的同学与朋友；以及最好的大学教育。可这一切的背后有没有代价，又需要怎样的付出呢？
18年前申请耶鲁大学时的我，就像今年的中国申请生们一样，相信进入耶鲁就是一切的答案。于是我上了学校里最难的课，在上学与回家的地铁上背SAT单词，加入了足球校队，当上了校报编辑，并且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在最后，这一切的压力与孤独似乎都是值得的，因为耶鲁和我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进入耶鲁后，我钻研最深奥的书籍，面对了最苛刻的教授，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analytical intelligence)——这让我得了不少奖，也备受教授们的赞许。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心中确信在耶鲁教育的武装下，我能够征服全世界。
而如今，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成熟之后，我没有当年那么肯定了。是的，耶鲁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但它也让我忽略了其他的领域。是的，耶鲁让我明白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但它也灌输给我一套狭隘的成功定义，这让我注定会失败、孤单与不快乐。是的，耶鲁鼓励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但它也让我对那些能帮我实现梦想的人们心生鄙夷。
当然了，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有至今的所作所为，并不全因耶鲁。耶鲁录取的学生是广泛而多样的——最终，我们在大学与生活中的经历取决于自身的态度与选择。许多经济学数据都显示，上哪一所大学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以及幸福程度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仔细回想过后，我认为耶鲁大学是一所自我选拔的(self-selecting)精英主义学府。掌管这所学校的学者们希望将自己的选择与态度复制到学生身上，正因如此，他们没能教会学生三个重要的人生道理。
那么，下面就是三件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事。
首先，我没能明白，正如哈佛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智能的结构》(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一书中所说，分析性智能——做数学题、分析书本与写论文的能力——只是许多种智能中的一种。城市理论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研究了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与城市，他发现这些社区往往开放而宽容，具有多样性与灵活性，并由拥有社交技能与同情心的人们维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理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情绪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解读并操纵社交情境以及他人情感的能力——在如今比分析智能更重要。
但是，耶鲁却只明白、只欣赏分析智能。耶鲁的招生官注重学生的SAT、AP考试成绩、高中成绩单、以及申请论文，这些都是学生分析智能的体现。耶鲁的教授们偏爱冷血而残酷的竞争性课堂，学生们在其中通过攻击彼此的逻辑而提升自己的思维技能。是的，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他们的情绪智能却被削弱了。在耶鲁大学，学生们你争我斗，为了得到法学院有限的学位，他们凶残地将彼此对《李尔王》的分析批判得体无完肤。在这种充斥着个人主义、竞争激烈的氛围中，我学会了如何将冰冷的分析智能作为盾牌，以伪装自己在耶鲁文化中所感到的痛苦与压力、不安与孤寂。在耶鲁大学，大家都认为我很聪明；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觉得我骄傲自大、高高在上。
其次，我在耶鲁没有学会生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趟知识的旅途。事实上，耶鲁教育学生们说，生活的意义最终在于成就与成功——正如前耶鲁教授威廉姆·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发表于《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杂志上的《精英教育之弊》(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德来塞维茨教授解释说，耶鲁的学生们在高中时往往规避风险、小成即满，这种心态在耶鲁更是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中，成功往往需要人承担大风险、追求大目标，这在大多耶鲁毕业生看来，是件超乎想象的事。
这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后从不追求风险较高、利润较小的事业。但即便在他们追求这些事业的时候，他们也比其他人放弃得快。这似乎不合逻辑，因为精英大学的学生们在毕业时往往负债较少，并更有机会能靠家中的经济支持过一段日子。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现象，直到有一天我部门里的两名研究生——一个来自耶鲁，一个来自哈佛——提起了这件事。他们在谈论尝试写诗的事情：他们的大学朋友们在写了一两年后就放弃了，可他们认识的一些学校名气较小的人们却还在努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来自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刻成功。从定义上说，他们只体验过成功。他们的自我认识也建立在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力上。“不成功”这个想法让他们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1999年5月从耶鲁毕业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所高中当英文老师——这是一份我既喜欢又擅长的工作。然而，作为一名耶鲁毕业生，我感到这份工作的薪水与地位都太低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耶鲁学习英文文学专业的时候，我十分享受写作。然而，我的目标不是享受工作，而是获得成功——这意味着给《纽约客》(New Yorker)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最出名的美国刊物写文章。作为一名老师与一名记者，我自己过得还不错：我受到学生与同事的尊敬，周游世界，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同时也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才对。然而，身为一个年轻的耶鲁毕业生，我想要立刻成功。于是，当我没能出版自己的书，没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感到迷茫、愤怒，并对这个世界困惑不已。威廉姆·德莱塞维茨说得没错：“不成功”这个想法确实让我感到恐惧、迷茫与挫败。
但我认为， 二十多岁时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快乐，主要原因在于我将生活看做是一场个人主义的奋斗——这种心态高度体现了耶鲁的精神与态度。我的教授们、我读过的书，以及我与同学的晚餐交谈都让我确信，耶鲁学生是被选中的一个团体，命中注定要升至社会顶层，去统领那些愚昧而粗俗的大众——这一切应验得有多快，这个社会就有多么公平与公正。我决心要靠自己独立取得成功，以证明我有多么出众——正因如此，我不仅觉得愤怒与沮丧，而且还感到迷茫与孤独。这便是第三条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人生道理：幸福与意义并不来自成功与成就，而是来自家人与朋友们的关爱与支持，正如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一书中所写的一样。虽然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想通这个道理，我很幸运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明白了过来，于是我回到了中国教书。这是我一直以来都热爱的工作，在这里，我认识了一群与我抱有同样教育理想的学生、家长与同事。
老实说，耶鲁和常春藤确实有着一流的教授、上进的同学与世界一流的资源。那些有幸被它们录取的学生们一定会经历一场改变人生的教育。但进入常春藤并非一件生死攸关的事，而申请这些学校的竞争却又如此激烈。在一头扎入其中之前，我们应当先理清头绪。
首先，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常春藤学位会影响毕业后的收入。研究者发现，虽然常春藤学生与其它学校的学生在毕业收入上有差距，但是常春藤学生与被常春藤录取但去了其它学校的学生相比，在毕业收入上没有任何差别。这也就是说，如果你既聪明又用功，无论上哪所大学在生活中都会成功。
其次，为了取得成功，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来自生活中的困苦与挫折。最终，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与人合作的能力，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克服挫折的能力——决定了我们能有什么样的成就。
最后，个人经历告诉我，常春藤教育——因为它热衷分析智能而鄙夷情绪智能，因为它与现实世界的分离与隔绝，因为它的品牌与名望带来太多自负——有时会让学生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成功、幸福与意义。
如果一切从头来过，我在高中仍会上最难的课程、踢足球、当校报主编。但我会因为自己真心享受这些事情而去做。同时我会确保自己有时间与朋友出去玩，并且保持充足的睡眠。我不会被耶鲁录取，但我会成为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人。
别误会了：对上了耶鲁这件事，我还是感到很高兴的。每次失败只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究竟是谁，让我们更努力地奋斗，以成为自己想做的人。对于我而言，耶鲁是一场挫败——可到最终，它只让我变得更坚强、更明智、也更忠于自己。
江学勤是教育工作者，毕业自耶鲁大学，先后创立和管理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国际部。本文最初由英文写作，周业然翻译。周业然是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大三学生，正在与江学勤合著《创新中国》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