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C·曼斯菲尔德(1932— )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政府教授，施特劳斯学派重要人物，研究领域涉及埃德蒙·柏克与政党本质、马基雅维里与间接政府的发明、执行权理论的发明与发展等，同时也是马基雅维里著作的翻译者。
“我们现在有一个美式政党，还有一个欧式政党。不是所有投给欧式政党的美国人都想成为欧洲人。但那没关系。因为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用投票选择了娇生惯养、固步自封和倾家荡产。”
很少有人能像政治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这样，以如此严厉、深刻的眼光来思考民主对个人权利与民族性格的影响。论及当今美国的自治试验，他的评价是惨不忍睹，批评起来毫不留情。
本周四（11月29日——观察者网注），曼斯菲尔德在哈佛教工俱乐部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今年正好是他在哈佛大学执教五十周年。在这座过去半个世纪日益左倾的大学里，当一名显赫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可非易事。“我生活在一党制国家的一党制大学。”这位八十岁高龄的老教授叹息道，“真恶心。我之所以能留在这里，只是因为这样能让外人以为哈佛还没完全左倾。我像个被专门豢养起来的异议分子。”
曼斯菲尔德的孤立处境也许和他做的学问有关。同事们都热衷于流行的定量分析或“身份研究”，而曼斯菲尔德则坚守传统，视西方经典为理解人事的最佳引导。在他看来，希腊哲学和马基雅维利、托克维尔等思想家的著作不是什么老古董，这些思想家是在钻研永恒、紧要的政治和道德难题。
“所有的现代社会科学都在处理知觉（perception）问题。”他说，“但实际上用词不当，因为‘知觉’与‘错觉’仍有差别。”
关于选举。“你可以计算选民和选票。”曼斯菲尔德说，“政治哲学做了很多相关研究，的确有用，因为选票可计量。一票就是一票。但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投票的意义，马上就会注意到，选民必须掌握充分信息。如果你继续较真下去，就会把投票看作一次理智的抉择。那才是真正的选民。其他都不选真正的选民，甚至可以说，投跟没投一样。那些人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信仰或一时冲动，而不是在做一个理智的抉择。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够聪明。”
如此看来，投票给奥巴马连任的那些选民可不怎么聪明。奥巴马“凭着下三滥的手段”赢得了胜利，曼斯菲尔德说，“民主党人只字不提未来如何建设国家的计划。他们只是在攻击另一方。奥巴马团队对美国人反复陈述同一句话‘我站在你们这边’，这话是说给中产阶级听的。无论如何，对于未来竟哑口无言，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曼斯菲尔德说，某种层面上，奥巴马的沉默揭示了进步主义的末路。奥巴马可谓是进步主义的精神象征。进步主义相信，“只要实现平等，事情就会好起来，世界便会逐渐进步。”2012年选战期间，进步主义者捍卫的“不过是他们业已取得的小小成果——助学贷款、自由使用安全套。民主党就是安全套党。这个比喻一点儿不过分。”
他补充道，民主党人拒绝以正面姿态讨论未来，还反映了该党试图构建“津贴国家或福利国家”的企图，“把本该放到台面上来的议题挪到了政治舞台之外。”曼斯菲尔德担心，其最终目的是美国宪政传统。美国的宪政传统“在实践中肯定了左派通过的进步主义条款。这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而非宪法——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曼斯菲尔德说，这是上世纪之交以来“专家与受害者联盟”发起的一项运动，“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参与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奠基项目。那些专家想方设法改善穷人、弱者的福利。穷人和弱者有权利投票，却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生活。迄今为止我们看到，民主党就是一帮博士和受害者组成的联盟。”
奥巴马团队把公共议题切割成种族、性别和阶级仇恨，这点至关重要。“受害者有各种类型。”曼斯菲尔德说，“所以，他们要分别处置。你必须按下不同按钮，才能激起他们的反应。”
自治精神受到的威胁显而易见。“美国的建国者希望人民生活在宪法之下。”曼斯菲尔德说，“但进步主义者则想让宪法处于美国人民之下。”
哈维·曼斯菲尔德1932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父母是罗斯福新政政策的坚定支持者。曼斯菲尔德在哈佛读本科时，自称是民主党自由派。
后来，他拿到福尔布莱特奖学金在伦敦呆了一年，然后服了两年兵役。“我没上过战场。”他说，“我在法国呆了一年，当时驻扎在巴黎周边的奥尔良市，比较轻松。所以，虽然我当时是军人，却过着赖利（美国乡村诗人——观察者注）般的生活。”
接着便是重返校园，到哈佛读博。曼斯菲尔德还经历了一次政治立场的转变。“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我与自由派决裂了。”他说，“我本能地反对共产主义，并认为，民主党人对待共产主义过于手软。这话可能让人不舒服，但确实符合实情。”他还开始质疑国内的进步主义运动：“我看到大政府接二连三暴露出的问题。大政府的措施没有效果，反而让我们的处境越来越糟，习惯于依赖那个日渐虚弱的机器。”
他的第一份教职始于1960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在加州认识了德裔美国人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施特劳斯是我变成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动因。”他说，“不单党派属性，我的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
施特劳斯曾研习希腊古典文献，强调“民主内部有好有坏，有自由，也有奴役。”，“民主会产生奴隶心理和奴隶国家。”曼斯菲尔德认为，每一代人的政治任务就是“捍卫好的民主。你必须要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有差异和不平等，尤其是智力上的不平等。”
如今的美国精英喜欢拒斥人类不平等这一“不可变更、不符合民主精神的事实”，他说。进步主义者则更为极端：“他们觉得自由权的主要用处就是创造更多的平等。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过度平等’这么一回事。他们不知道民主的平等化作用的限度在哪里。”例如，财富再分配不单会使得公共财政破产，还将腐蚀民族精神。
“美国人忽视不平等。”曼斯菲尔德说，。美国人常常“通过投票来维护不平等，不去剥夺最富有的富人阶层的财产。他们并不总是投票支持平等主义政策。常有人因此指责美国人的‘错误意识’。但那实际上是真实意识，因为美国人希望民主正常运转，这同时也是保守主义者的期望。而自由派只想让民主体制变得更民主，别无他求。”
没有任何权利限制的平等将招致大祸，他说。“构建一个像样的政府，和构建一个可行的政府，两者不是一回事儿。”曼斯菲尔德说，如果把政府推向极端，民主就会导致“由既无知、又无情的政府实行群众统治”。
以津贴危机为例。“津贴是对公共福祉的攻击。”曼斯菲尔德说，“津贴的意思是，‘不管这个国家怎样，我就是要拿到属于我的那一份’。所以，这和债券、年金差不多。津贴相当于政府证券，有政府信誉做抵押，胜过私企发行的债券。”
一旦政府破产，情况就不那么妙了。看看现在的欧洲。
“共和党人希望复兴公共福祉这一概念。”曼斯菲尔德说，“一个办法是，让大家知道津贴的成本负担不起。‘成本’是公共福祉的经济学名词。如果共和党人能把‘津贴动不得’的想法扭转过来，重新放到政治领域进行协商和改革，那么，我想他们能够做成一些事情。”
福利国家的规模不是担忧的原因，曼斯菲尔德说。“政府变得危险的原因是，公共福祉成了向民众许诺津贴，你根本不能去质疑其成本或后果。”政府开支和税率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用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来判断好政府或坏政府，这不是明智的办法。两者有一定联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有无改革的可能，改革是否是一个可行的政治选项。”
接着，曼斯菲尔德谈到保守主义阵营的作为。“保守主义者应当注重决断，而非原则。”他说，“当然，有许多保守主义的原则——自由市场、家庭伦理、巩固国防——但这些原则应当以明智的决断来捍卫。保守主义者要变聪明，不能用原则代替思考。原则的用场是，保证政治决断不会沦为机会主义。你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不等于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对于本次选战失利，态度灵活不等于抛弃保守主义的宗旨及其文化价值。“民主党人有自己文化议题，即攻击富人和冷酷无情的人”，曼斯菲尔德说，“共和党人也要创造自己的文化议题来反击民主党。例如，维持美国的福祉和正义，不等于把资源统统转移给穷人和弱者。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让穷人和弱者更加独立，并鼓励人们独立生活，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支票过活。每个人都要自治，如果缺少了道德、责任感和宗教，自治怎么可能实现呢？”
美国还有没有机会逃脱“欧洲化”的悬崖？曼斯菲尔德态度乐观。“复苏的实力已经具备。”他说，“首先是进取心。我教课的大学里，每位学生都颇具进取心。他们都想干出一番事业。”这与他在欧洲遇到的学生形成强烈反差，“我看到年轻人碌碌无为，有教养、有才智，却没有抱负。真是让人沮丧。”他笑着说，“美国的另一大法宝是宪法。”
（本文原刊2012年12月1日出版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观察者网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