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从世行到北大，林毅夫回来短短几个月，《新结构经济学》、《从西潮到东风》、《繁荣的求索》等三本新作相继问世。其“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华盛顿共识带给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应者甚众。然而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潜力、政府在产业升级发挥的因势利导的角色等观点，均在国内引起不少争议。
11月12日，林毅夫应上海外滩三号之邀，到上海参加其新书《繁荣的求索》的小型讨论会。被主办方簇拥着走上讲台的林毅夫，斯文干练，又带着学者特有的谦和。从他到世行的上任，讲到30年来世行的减贫工作，为何未能让全球贫困人口减少、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再最后提出发展中国家繁荣的“林氏药方”。报告不长，但听众反响热烈。
论坛后林毅夫就一些争议问题接受了《社会观察》的访问。
8%的增长潜力
《社会观察》：回到北大之后，你提出中国经济8%的增长还将持续20年，引起很大争论，你做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林毅夫：首先我要重申我提出的是“潜在增长力”，并非“实际增长力”，被个别媒体 “断句取义”。
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拥有“后发优势”，可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只要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是发达国家的二到三倍。
目前中国和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以及亚洲四小龙60年代末、70年代初与西方的差距。上述东亚经济体，在和我国相同的发展水平上都维持了20年8%-9%的年均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发展路径和它们相同，因此，可断定我国还有20年维持8%增长的潜力。
其次，潜在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跟实际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并不一样，从潜在到实际还需要付出努力。比如说必须完成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原来走的是双轨制改革，双轨制改革有好处，一方面给没有竞争力、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一些保护补贴，维持了稳定；另一方面放开了对中国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进入，所以保持了快速增长。
但是对那些旧企业的保护补助就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所以必须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消除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扭曲，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8%的增长潜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实现的。市场化改革是前提。要发挥“后发优势”，就必须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消除掉，改善收入结构、收入分配问题，也要解决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中国金融体系目前主要是大银行加上股票市场，而这基本上只能为大企业和富人拥有的企业进行融资，构成了一种“穷人”补贴“富人”的格局，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且使得收入分配更加不平均。所以必须进一步推行金融改革。
理性看待宏观调控
《社会观察》：你还特别提到，中国维持经济增长，投资拉动还要管20年，这与当前比较流行的说法相悖。一个主流的说法是，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是饮鸩止渴。比如说4万亿，以及9月份推出的稳增长1万亿投资计划都饱受舆论批评。批评者认为，当下中国经济要长期可持续发展，要改变三驾马车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要以内需来拉动经济。投资拉动似乎充满原罪，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这可能诱发低效，寻租，地方政府平台贷款债务、挤压民间投资发展等等弊端。你怎么看这种论断？
林毅夫：国内对此有些意见。宏观调控确有可以改善之处，但也不应否定上一轮调控。我觉得是利远大于弊。如果没有当时的调控，2000多万民工失业，经济急剧下滑，结果会更糟。大家诟病的主要问题是，上轮调控以放松货币政策为主，很多能从银行拿到贷款的国企去投房地产，去抢本该属于民企的领域。如果有另一轮宏观调控，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资金流向就比较容易控制。
目前的财政赤字，包括地方投资平台的负担，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40%，在世界上属于低水平。上一轮刺激政策所投资的基础设施，是否会像很多外国评论家认为的都是坏项目，这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增速。如果维持8%，那些项目都是好项目，如果降到3%，则许多会是坏项目。
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政府负债一定会增多。但如果是有效投资，当年创造需求和就业，未来提高经济增长率，财政税收增加，就能弥补现在的负债。我称之为“超越凯恩斯主义”。
我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此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因此，拉动经济增长应该以投资为主体，但并非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就像现在不少强调中国应该以消费来拉动增长的学者，并未强调要以政府消费来拉动一样。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提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消费是无源之水。欧美国家当前的债务问题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
其次，我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也并非把政府在产业升级中“歌颂为主角”。实际上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中产业升级选择的第二、三、四步，是正如我的批判者所认为的“由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为自身福利而不计血汗代价的冒险犯难、拼死努力中来决定的”。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无数微渺的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成功的概率。
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30年来除了易于收费的无线通信以外，其余基础设施未见改善，成为增长的瓶颈，就是因为误认为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能自发协调解决这些外部环境条件问题的结果。我在世界银行时，经常听到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抱怨，其投资和企业经营环境已按“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改善了十几、二十年，但是没有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出现，原因也在于此。
当然，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使更多国家有机会摆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最后，我同意一位批评者所强调的“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经济体引进、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其实，这正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政府发挥辅助性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及中国应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完成从双轨制向完善的市场单轨转型的原因。
不过，我也认为就当前国际经济情势而言，中国经济因外部冲击和周期因素而处于低谷运行。民间投资意愿低迷时，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长期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潜力的同时，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直接投资，或启动民间资金投资于像道路、地铁、管道、污水和垃圾处理和社会工程等会影响消费潜力、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升级的增长瓶颈限制领域，是一石双鸟、化危为机的政策。
在国际比较中定位中国
《社会观察》：你在讲座和书里面都谈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与该国比较优势的变化相一致。在产业升级中来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样就能有最大竞争力，创造最大的市场。拿中国来讲，改革开放前30年，普遍意义上认为中国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展成了一个世界工厂。不过，现在，我们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已经比较明显，东南亚一些地方能生产出比中国还便宜的东西。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未来20年，要维持8%增长，我们下一个比较优势在哪里呢？
林毅夫：比较优势是比较，跟过去比较，跟其他国家比较。跟自己过去比较，经过这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资本积累非常多，而劳动力相对变少。这种情况下工资一定涨，跟过去比，需要升级到比原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
但跟发达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资本比我们丰富，劳动力成本比我们更高。如果要跟韩国比，或者跟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比，我们的劳动力还相对便宜，我们的比较优势还处在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区段，或者产业上。跟美国，欧洲、日本相比更是这样。因此比较优势的概念永远是比较，跟自己的过去比较，跟国际比较，然后找到自己的定位。
《社会观察》：你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总是很乐观？
林毅夫：我对我国实现高增长的潜力是乐观的。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都是相当大的。就以短期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当大，投资回报高的项目很多。
同时中国作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尤其是大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北京这样全球化都市，下场大雨都有可能死人。基础设施落后，这在东部的大城市都普遍存在的情形。
除此之外，还有环境的改造、社会工程的改造，这些都是需要投资的，而且都可以有非常高的回报。
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还非常好，政府的负债加上过去这四年地方投资平台10万亿元的贷款，总共也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在各个国家当中，这种政府财务状况是属于非常好的，所以就给政府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不仅是政府有钱，我们的民间储蓄也非常高，再加上还有3万亿美元的储备，在投资的时候，不管是机器、设备、原材料，中国都有足够的资金。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几年，中国靠这些有利的条件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而更重要的，如前所述，我觉得中国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
但我也同意，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中国过去30年发展得很好，现在确实碰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在居安思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视存在的有利条件，必须看到我们可能的前景，因为过度悲观容易使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不利于政策选择。
本文已经发表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