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百年国势丕变，系“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国门洞开，波澜四起，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之下，中国已进入历史“三峡”，历时二百余年，至今还没有驶出峡谷，社会转型还未完成[1]（p17）。回眸百年，近代中国已发生剧烈的变迁。在此过程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基础与政治建筑、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逐步断裂与脱节，这种扭曲的近代化延续至今，影响深远。

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断裂

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断裂，萌蘖于鸦片战争后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南宋以还，东南崛起，但与内陆相较，并无径庭之别。19世纪中叶，发源于欧西的世界历史浪潮，开始猛烈冲击东南沿海。在列强船坚炮利的威慑下，东南沿海脱出旧榫，逐渐融入了世界历史进程。而广袤的内陆仍然沿袭原有传统踽踽独行。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变大部分仍只是在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之外，传统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很少受到影响”。[2]（p127）简言之，西方在东南沿海扩张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新社会，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开始脱节与断裂。

19世纪60年代，身处中西交冲变局的湘、淮大佬底定东南，掀起以“自强”、“求富”为鹄的洋务运动。洋务机器、设备、技术、甚至原料供应，都仰赖外国输入，这就使洋务近代工厂也多半分布在沿海通商口岸。据统计“在1865年至1890年间，清政府共建立了洋务军工企业21个，其中有6个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五口中，它们分别是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的福建船政局、福州机器局;广州的广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广东机器局。这些洋务军工企业规模以江南制造总局为最大，时间也最早”。[3]，以后洋务军工莫不沿袭其流。洋务企业开创了沿海近代机器生产的新纪元，这样的开局使东南沿海在近代化过程一马当先。

此后，接踵而至的一系列近代工业化亦主要在东南沿海展开。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开始起步。出于技术和资金的匮乏，为了取得原料、技术、机器、设备、运输和出口等便利，民族资本绝大多数企业集中上海、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民族资本的迅猛发展，使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逐步拉大了与内陆地区的差距。1914一1937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高涨期。除1922-1924年民族资本危机与1930-193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民族资本大幅增长。民族资本主战场东南沿海获得高速发展，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沿海更是狂飙突进，迅速与世界主流的商业、信息、文化潮流连为一体，1933年仅“上海30人以上工厂已达3485家，占全国12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总值为19087万元，占全国12大城市总资本额的60％，净产值72773万元，占全国12大城市总净产值的66％。近代上海确立了其全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纺工业的统治地位。”[4]（p8）1930-193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东南沿海工业受到极大的重创，这亦证实东南沿海已经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受外在的影响极大。从宏观来看，国民政府的现代化，与清末以来沿海洋务运动一脉相承，尽管历尽坎坷，困扰不断，但东南沿海重新发展起来。

然而东南沿海发荣滋长，却无涉于西部内陆的日臻衰微。实际上，与东南沿海繁盛相对的是，许多“内陆城市的发展水平大大下降了。比如，中国的古都西安1937年人口15．5万，不及1843年的一半。1937年太原人口13．9万，兰州人口10．6万，与1843年保持同水平”，[5]p433内陆大部分地区只有很少的或者几乎没有新式工业。1940年国民经济研究所在贵州调研发现：“黔省已有之工业，因多为农家副业，而各地有各地之农产，工业性质亦因之而异。严格言之，机械工业，可谓绝无仅有。[6]（p460）抗战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虽然遭受空前重创，沿海企业迁徙内陆，内陆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然而“两个世界”的差距依然明显。1940年重庆新华日报评论：“上海租界那么小的地方，现在竟有5000家的工厂，而西南各省这广大的领域，经过了几年的推动与努力，才有上海厂数的1/10。”[7]（p109）西南内陆抗战时现代工业内迁开始起步，而北方农村则仍以传统手工业为主，影响很大且辐射其它地区。聂荣臻曾任冀中根据地领导人，他回忆说：“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还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 、热南等地。” [8](p379)

沿海内陆的脱节不仅在经济方面，信息思想文化的不同步亦是内陆沿海差异的显著特征。“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的不同步现象是明显的，如果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个世界”。[9]沿海地处中西文化交流前沿，西方乃至东瀛形形色色的文化从沿海传播开来，逐步延伸内陆。这使沿海在信息方面先占一筹。山西举子刘大鹏1895年进京赶考后才知晓，“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竞以洋务为先，此亦时势之使然”[10](p68)。刘大鹏赴京之前，对洋务、西学毫无涉猎，科考失败后开始关注这类经世事务的言论。1903年刘氏再次应会试，又发现新学书籍“汗牛充栋，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他的西学显然是无法与沿海举子亦步亦趋。史家罗志田评说：“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土子”[11](p171)。刘氏的科场失利，很大程度上缘于内地信息的闭塞，使其无法与沿海举子在同一条起跑线。

由于西学传播不同步，内陆沿海“两个世界”思想观念也呈云泥之别。19世纪70、80年代沿海洋务思潮腾播于世，内陆湖南则“风气未开，向来最恶洋务”，郭嵩焘1879年卸任回乡时，由于出使西洋而遭到绅民的排斥，地方官员“自巡抚以下，傲不为礼”，长、善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甚至“士绅至于直标贱名及督抚之名，指以为勾通洋人，张之通衢”，[12]（p853-854）甲午惨败使民族心理防线崩溃，沿海率先接受西洋野蛮与文明观念的分殊，趋洋之风日炽。至20世纪初沿海知识界的风气已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然而尊西崇洋思潮无法在广阔内陆地区与儒学分占壇坫，内陆士人仍以传统夷夏观作为对洋人勒迫和侵逼的回应。刘大鹏针对山西开矿务、筑铁路等新政痛愤地说：

前代多有矿务，积久而罢其业，以其无益于国也。今洋夷虽巧，岂能将精华发泄尽乎？洋夷无他知识，惟利是趋，中华为礼义之邦，尊尚孝弟忠信，似不必尤而效之也。[10](p130)

刘氏对开矿筑路等新政作出强烈抗拒性反映，这种回应与19世纪40年代士大夫对西人的回应如出一辙，仍以义理对抗利害，是传统夷夏观在内陆的残余。蒙文通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刘氏日记“假洋鬼子”尴尬处境也写照出夷夏观在当时内陆并非孤例，刘氏说：

“城内一生姓孟名嘉林，从英人学已三年矣，业既毕，给举人。去冬诣上海，欲游日本，因东洋学生之哄遂归，而服色竟易洋装。近日归乡，人皆目为洋夷，宗族亦待为异类，此华人变为夷者也。”[10](p149)

此时已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给予留学生科举的荣耀，然而夷夏之别使留学生无法得到内陆士民的心理认同。实际上，沿海内陆思想文化观念的鸿沟远比我们想像要深得多。内陆一些地域闭塞，一些士人观念直到抗日战争仍停滞于皇权时代。李宗仁1943年任汉中行营主任时发现，“凡我途经的市镇，绅民都排班迎于道左。有的甚至摆起香案，由穿长袍马褂的年高绅士，双手高举一茶盅，前来双膝跪下献茶。”[13]p569汉中绅商以专制时代跪迎封疆大吏的礼节来接待民国高官，细酝此节，光怪陆离，似已时光倒流。

经济基础与政治建筑的脱节

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建筑，但从实践来看，政治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力度更大。如洋务运动，引入西式工业，我们不能归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产物，主要是实权派官僚（政治建筑）推动的结果。清末新政，民族资本高速发展，亦是政治建筑推动。简言之，政治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特别凸显。瞰窥近代中国百年，内忧外患，兵连祸结，历尽劫波。经济基础变化幅度不大，政治建筑却风云激荡，变革频仍，政治建筑频繁激荡使经济基础无所依归，经济基础与政治建筑逐渐脱节。

洋务运动开辟近代化的新纪元，若假以时日，势必引起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然甲午之战洋务“自强”的迷梦灰飞烟灭。接踵而起是戊戌变法，救亡图存的急迫使统治集团分化，最终百日夭折。政治改良不行，排外的毛病又发。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京津大地掀天翻地。接着八国联军长驱直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就是二十世纪初世界送给中国的“献礼”。战乱中备尝流离之苦的慈禧痛感国破家亡的可能，下决心行新政以图自救。从新政施政纲领来看，它是戊戌变法的延伸，“甚至比戊戌时期的改革内容更全面，变革的幅度更大。”[14]（p329）清廷推动新政的力度与决心不可谓不大。民初时人回顾说：

宣统2年端方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皆为60年内仅见之盛举。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乃以子男爵奖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期诚稀世之创举。吾人于此不得不叹当时清廷望治之切也。即以南洋劝业会而论，规模宏大，收罗精备，为远东诸博览会之冠。[7](p8)

端方推行新政，一扫“千年贱商之陋习”，给商人亘古未有的荣耀。清廷发展实业，借改良以自救的急迫可想而知。然而中国社会形态的老熟周密使舶来的西法很快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新政遂现一派乱相：“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人不安。”[15]（p240）清末新政犹如涛转危舟，掌舵手须极强的操控力。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是现代化引起了动荡，不是现代性引起了动荡。转型期间的社会最容易引起动乱，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建筑有序地推进改革。1908年光绪与慈禧相继离世，才具不足的载沣仓促做了监国摄政王。他的“臂力太小，常常握不住君权”，众多的贝勒，亲王与摄政王共管朝政，权力中心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序。在西太后五十年积威之后，接踵而来是一个庙堂来不及再造权威的时代”。倒持的权柄无法应对天下滔滔之乱局。于是，延续二百七十年的法度在新旧嬗兑中逐渐解体，而从西洋移植的新制却没有建立，“这个过程中既触发了利益与利益的冲突，也激成了理想与理想之间的冲突，种种冲突都在汇为惊涛拍天的巨浪。”[16]（p279）武昌的枪声随之响起，清廷改良的“美梦”破灭。

民元鼎革，革命没有带来晚清所呼唤的憧憬，却带着诸多的污秽与肮脏。革命摧毁旧的秩序，但却无法提供新的政治框架。没有权威主导的民国初年乱象纷呈。长久积累的矛盾与民初“新政”纠葛在一起，在新旧摩荡中演为“官乱于上，民乱于下”，而发展实业的煌煌巨想在争权夺利的政治倾轧中化为乌有。民初张謇掌农商部时“宣布其棉铁政策，定工业保息费章程，提倡制造，拟以2000万元为基金。当时耳目一新，颇有朝气。未几张氏因袁图谋帝制去职，棉铁政策亦成陈迹…云南起义，袁未帝而死，所谓振兴工商业资金者，亦与帝制同灭”。[17]（p9） 扶植工商实业的良政在政治颠覆中无法落实，奖励实业各项政措难以为继。时人回首晚清发展实业的宏图，以此量彼，相去悬绝。对其间盈虚消长不禁感慨万千：

自民国元年至10年，政争兵乱，无年无之，举清末奖励实业政策之成绩尽破坏之，而无以为继。各省军人官吏不特不能提倡保护其省内之实业，且加之以削剥摧残，兵匪劫掠，官吏敲诈，几于相习成风…故就政府对待实业之态度与影响而言，60年中清末之9年为黄金时代，而民初之10年为黑暗时代。[7](p7)

清末纪纲不振，但政治大体稳定，就发展实业而言，仍是“黄金时代”。民初世事翻覆，鹿鼎频争，其中既有新旧的争斗，亦有旧势力的反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连亘不绝，对经济损伤甚巨。以四川为例，“民国二年，四川岁出预算所列军费为704万多元，民五为602万余元。民十四年北洋财政部地方财政整理委员会编制的该年度四川收支预算表，所列军费预算为2630万元，民十五年四川全省军民会议通过的军费预算为3880万元，已比民国初年增长了四倍多。”[18]（p68）军阀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与其它行政费用，在辖区里暴敛搜刮，预征粮税，估种鸦片，走私贩运，滥征苛捐，强迫摊派。军阀连年混战，使农业生产下降，城乡贸易被中断。民初军阀割据，政治建筑与经济基础始终节节脱散，无法和鸣共震。

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北伐军兴，革命声势席卷全国。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党形式统一全国。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同室操戈。1930年中原大战，为祸甚烈，双方投入兵力数百万，战线绵延千里，持续七个月之久，给经济生产遭成严重灾难。据时事新报社论，“南北大战，民间以兵燹而直接损失之财产，以内乱而间接损失者，不可以数计。即就中央支出之军费之一端而言，已逾二万万元。”[19](p233) 蒋介石获胜，但国民党在大陆实质没有全面掌控中国，“南京时期国民党政权所能‘稳稳掌握’的，只有江苏、浙江两省…另外在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几省，国民党还有相常程度的控制力量，其他各省则只不过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而已。南京政府的真正版图，不出长江下游一带，此外的地区不是仍然在地方军人的盘据下，就是中共的势力范围。” [20]（p34）内讧使蓄谋已久的日本乘隙而入，1931年以后，东北与华北又相继沦入日人之手。

国民政府前十年，尽管国共对峙，内忧外患，然而主要控制区江浙沿海基本保持稳定，经济发展极为迅猛。此外，国民党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规划还政於民，先后制定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商事法，公司法等现代法律体系，与清末以来的经济法制建设一脉相承。这足以说明，只要政治建筑稳定，经济是可以有所作为。可惜天不假年，时不我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八年抗战经济遭受重创，无须赘述。仅以浙江为例，“直到战后的1952年，整个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21]

八年抗战已使经济疲惫不堪，亟需休养生息。蒋介石却自恃武力，大打出手，第三次国共内战又起。为打内战，在农村国民党抓兵拉夫，使农村劳力匮乏，兼之繁重的苛赋使人们不堪重负，致使田园荒芜，十室九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 在城市，官僚资本空前澎涨，官商勾结，这种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使官办企业控制了大部分工业，使民族资本日趋式微，国民经济趋于崩溃。国民党的政治空前腐败，最终使其在大陆统治崩盘，蒋氏王朝逃往海岛，另谋生计。

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的断裂

传统社会士处于中心地位，与民众保持有机的联系。春秋战国，士多无恒产，如无根之浮萍，游走觅食于诸侯王相。自汉以降，“士已脱离了游士的阶段，…开始恒产化，在乡土定居。这样一来，士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凭借，在所居郡县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22]（p71）《荀子•儒效》曰∶“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这大致概括作为四民社会之首的士担负的政治文化功能。科举兴起后，士人多在乡下读书，进仕后以儒学治理天下，做官之人最后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回归故乡，与没有进仕的乡绅共同维持当地的治安与礼乐教化。士是民众的道德楷模，士绅“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10]（p69）大众以士为师，亦步亦趋追随士绅。双方紧密接触，士与民众尤其是农最相熟且相亲。中央命令往往只达地方政府，士代表民众与皇权沟通，地方完全由士绅主导。桂系黄绍竑回忆晚清时说：“乡村里除了人命官司，或的抗粮造反以外，官府的法令人员，是不容易到达的。一切的权威，都操在有钱有势的绅士手里。”[23]（p7）几千年皇权时代，士民维持紧密的联系。

千里之流，必有徊徘反复。在剧烈的近代社会变迁中，知识阶层逐渐与大众疏离。最先从士脱颖而出的是口岸知识分子。口岸知识分子最先在江南地区孕育而生。江南人文鼎盛，科举竞争激烈，大批士人被摈弃于官场之外。“上海开埠后，西人出于经商传教的需要，给江南下层士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以丰厚的报酬把他们吸引到了口岸。”[24]口岸知识人生活于口岸城市，空间迁徙使其与故乡民众渐行疏离。

口岸知识分子人数较少，真正促使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知识人与民众疏离是1905年废科。废科后新式学堂兴起，造就一拨无所依归的知识人。拥有二十四史经验的士人，为应对列强船坚炮利，“师夷长技以制夷，”新式学堂随之兴起，至清末新政逐渐递接旧式书院。而学堂随朝廷诏令以城市为中心而布局：“着各省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25](p520)这些新式学堂汇集于县城、府城、省城，教育重心由城乡并重转移到城市之中，并顺着由低到高向大城市归趋。新式学人“沿着等序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府城，从府城到省城，而后入南北都会。”[16]（p355）他们离农村相去日远，知识人所学ABCD、声光化电、欧罗巴等源于西学的新知，与传统社会不仅陌生，而且遥远。知识人与民众隔阂渐生。20世纪初，上下流社会昭示出二者脱节，林白水在1904年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25](p909)传统民众视士为同路，并无高下畛域之分。上下流分殊的强调，凸现出民众与知识人的疏离与界限。由疏离引起“闹学毁学”在清末民初不绝如缕：

值天气亢旱，有高陌社等处十八村民众，于六月二十日祈雨进城，由学堂门经过，该堂学生在外聚观，私议愚民迷信。祈雨人闻之，即与辩论。斯时人多势重，遂拥入学堂，将门窗器具均有砸毁。[26](p64)

学生奉西学为圭臬，批判旧有文化。而民众由于历史的惯性，绝大数仍然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再则，学堂占用庙宇地产，办学经费源自对民众剥夺。二者矛盾激化酿成“闹学毁学”千年从未有过的景象。1927年毛泽东在回忆民初说：“‘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农民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宁欢迎私孰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7]（p39-40）清末民初知识人亢奋激昂地引领潮流，但在民众的眼里，他们始终不属于自己圈子的异类。五四前夕李大钊痛且愤地说：

一入此阶级，一得此身分之后，乃以此阶级身分之故，社会反与为冰炭之质，枘凿之势，…一般耆旧老宿，一闻“学生”二字，即摇首蹙额，似一为学生，即于中国社会为无用。[28](p426)

知识人在空间疏离民众，其知识结构使其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情感上无法与民众桴鼓相应，逐演为民众眼里“于社会为无用”的另类。20世纪前十年，知识人掀起了滔天巨澜，然而这浩大的呼声只在城市回荡，乡村里绝无回音。正是知识人与民众的隔膜，鲁迅笔下的夏老栓，才会以知识人的人血馒头来疗治儿子的痨病。

五四后，知识人与民众疏离已引起众多的反思，一些知识人以疚愧表达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厌恶，以及对民众的尊崇与褒扬。时人在《平民教育》里忏悔地说：

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蠹民吗？……我们这些人，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的可怜的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知识分子。[29](p270)

这些话透出对民众的艳羡与自身的落寞。传统社会，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绝无羡慕民众的必要。新式知识人无法返归农村，同时工商不甚发达，他们多数亦无法融入城市。五四时“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知识人在无所傍依中自渐形秽，自我矮化。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一些知识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向民众宣讲教育，这从侧面反照出五四知识人与民众、城乡之间的疏离。疏离产生隔阂,隔阂使民众对知识人在农村的搅动漠然置之。据记载，五四学生在京郊宣教教育时，“有一位年轻的媳妇，方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那媳妇马上关上门了。”[30]（p532）今天看来，五四仅是学生，市民、与工人的运动。广大农村与农民始终是局外人。鲁迅强调改造国民性，注重知识分子对国民的启蒙，然而两者隔膜使他无可奈何地说“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31]（p26）

尊崇民众的知识人不占主流，绝大多数知识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众抱臂冷眼相待，保持与大众的疏离，表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与胡适私谊甚笃的北大教授张佛泉，鼓吹民主，但认为“一般的大众，很少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而多少是待环境来改造他们的。所以我觉得要解释历史迈动的方式，我们须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大众。”[32]主张“民治的力量更应注意向受过新式教育的分子中求之。”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渴求西式民主，但又不相信民众的智识，表现出与大众的隔膜与疏离。四十年代，朱光潜谈民主时强调民意的权威，但同时又声称:“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底未来，中国真正底民意还要借社会上少数优秀底分子去形成，去表现。”[33]原因在于“人民绝对无力量，其意见绝对被‘无视’，才更需要自由分子、主要是大学教授，主动担负起‘替人民说话’的责任。”[34]在他们看来，民众智识未开，是需要拯救、改造的群氓。而具备理性与现代知识的少数知识分子理应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些知识分子在思想学术领域与社会上，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在1949年建国以前，知识分子企图以大学与媒介为阵地，重建社会重心，特别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以英美模式打造一个新的国家。然而，与民众的疏离使他们的梦想无法实现。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疏离大众，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则沦为被民众改造的对象。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络绎不绝。长久积结的隔膜使外来知识分子与下层民众及下层民众出身的工农干部间存在巨大鸿沟。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描述了知识分子与民众间的罅隙：

陕北人的举动与话声都非常迟缓，而他们这种安闲与懒惰，的确使人感觉到特别……在文化上，还非常落后。因为文化低落，虽然政治飞跃进步，可是在他们的性格上或者生活习惯及别的方面，还有黑暗的一部分力量，非常自私褊狭排外、关门，也有一点原始的残暴。[35]（p239）

生存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差距，使根据地知识人与民众及民众出身的干部在情感上存在难以逾越的隔障。在陈学昭看来，小生产者出身的民众带有诸多的流弊。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知识分子在战争中作用有限，而拿枪杆子的农民在军事政治中占据优势。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整合思想的革命战略，使二者疏离逐演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改造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27]（p841）要求知识分子不仅外表工农化，内在思维方式、心理情感，生活方式都彻底工农化。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蜕变为改造与被改造，一方‘化’掉一方的关系。” 知识分子通过延安整风，被界定为宣传的工具，其任务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然而改造由于战争没有彻底进行。二者隔膜依就，这为建国后知识分子改造打下伏笔。

辐辏上述史事，我们可知，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东南 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基础与政治建筑、以及知识分子人与下层民众节节脱散，深刻地说明了百年以来的近代化是一种扭曲的近代化。论史鉴世，疏通知远。我们对历史宏观脉络的清淅洞察，有助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得失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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