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探讨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对欧洲社会与思潮的影响。危机导致欧洲国家失业上升、收入下降、福利减少，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影响是不平衡的和微妙的。经济危机中，欧洲民粹主义泛起，但尚未对政府决策、社会秩序或政治体系形成根本性冲击，也未形成政治危机。欧洲反思资本主义，但不否定资本主义；反思其民主模式，但不改其民主理想；反思欧盟，但仍在缓慢推进一体化。危机暴露了欧洲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一体化等核心制度的设计缺陷，为此，欧洲正在摸索如何通过深化一体化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路径。

［关键词］经济危机 欧洲社会 欧洲思潮

经济、社会、政治是一个系统。经济出现危机说明整个系统有问题，危机将迫使系统进行调整。欧洲当前经济危机是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欧元危机的混合，本文统称为经济危机。从时间维度看，这场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危机后积累的问题的爆发。但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索，它将欧洲的社会沉疴、制度设计缺陷暴露了出来。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问题已与今天惊人相似。从空间维度看，全球对欧洲的影响越来越大。与20世纪初不同，欧洲的社会与思潮不再主导世界的发展，相反，欧洲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能“自持”。当前这场危机是上述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交汇。本文试图探讨欧洲当前的经济危机对欧洲社会与思潮的影响。

一、经济危机导致的欧洲社会阵痛

欧洲当前的危机源于2008年底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危机之初，欧洲出台了大量救市和经济刺激措施，这导致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在2007－2010年间平均上涨了20%。到2009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浮现。负债率较高的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被称为“欧猪四国”。为减缓债务攀升趋势，欧洲国家于2010年率先退出全球财政刺激计划行列，纷纷采取“铁腕”措施来减少财政赤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施以援手。但这未能平息国际市场的恐慌。2011年底，“欧元崩溃论”充斥媒体，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欧洲面临“二战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在对“欧盟稳定基金”、财政纪律等问题反复协商并达成初步一致之后，欧盟领导人在2012年1月30日的峰会上强调了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并开始回调其紧缩政策。但此时的欧洲已成为全球受危机打击最深重的地区，其2002年以来的经济爬坡势头完全中断。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欧盟2008年至2011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3%、－4．4%、2．1%和1．5%。

经济危机对欧洲民众的影响首先是失业。全球金融危机先是牵连了欧洲金融业与房地产业，随后不久，传统工业和服务业亦受到冲击。上述行业全部出现了员工“下岗”现象，欧盟各国失业率剧增(见表1)。2010年，超过1/3的欧洲地区失业率在10%以上，有4/5的欧洲地区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其次是收入下降。欧洲国家普遍出现了高管年薪受限、公务员遭减薪、企业出台“停薪留职”和“减薪减时”措施等现象。数据表明，欧洲国家的每小时实际最低工资自2008年以来呈大幅下降趋势(见表2)。第三是福利减少。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推出了各种“减赤”措施，如减少公共开支，削减公务员工资或岗位，提高退休年龄，增加税收等。在此情况下，欧洲民众的生活水平开始下滑。民调显示，1/5的欧洲人称难以支付日常生活账单和食品消费。90%的希腊人因此改变了个人食品消费习惯：少下馆子、少吃肉、少吃高级食品。欧洲民众普遍减少了在欧盟之外的度假计划。

经济危机对欧洲社会的冲击并不均衡。一是对不同地区的冲击不一样。失业率超15%的省市集中在西班牙以及法国的海外省，西班牙、爱尔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希腊的就业情况恶化最严重；而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北部和荷兰一些省市的失业率则低于5%；在法国、波兰、奥地利和英国，一些地方的失业率甚至有所下降。据希腊卫生部统计，2011年1－5月间，希腊自杀人数比2010年同期增长40%，希腊成为欧洲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与三年前是欧洲自杀率最低国家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二是对不同人群的冲击不一样。其中，弱势群体受危机影响最大。英国2010－2014年的福利和税收改革计划对低收入家庭伤害最大，而高收入无子女家庭受到的冲击最小。失业方面，青年成为主要失业群体。

从2008年到2010年，欧盟25岁以下失业青年增加了100万，该群体失业率达20%，个别成员国甚至超过40%。此外，在欧洲，贫困儿童、社会排斥、无家可归现象有所增多，靠救济金和养老金生活的人以及单身母亲，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恶化。

民众生存状况的恶化导致欧洲社会抗议活动风起云涌。粗略的文本分析(表3)表明，危机后欧洲社会抗议事件增多，当前总体仍呈增长势头。这与学者关于1919－2009年的欧洲骚乱研究结果吻合，该研究表明紧缩政策与社会骚乱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虽然经济危机冲击了民众生活，但有一定限度。不少欧洲国家的失业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10%左右徘徊，目前的失业率未构成“质变”。同样，欧洲国家2010年的每小时实际最低工资也仅是回落到2006年左右的水平。虽然危机使欧洲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恶化，但据OECD公布的欧洲国家基尼系数、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分析，2008－2010年三年间未出现明显变化，个别国家的不平等状况甚至有所改善。

在政治上，当前的经济危机虽和历次经济危机一样在欧洲引发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思潮、反全球化思潮，但这些思潮并未失控。危机期间欧洲国家政府更迭频繁，极右政党进入主流，但欧洲民主制度仍有生命力，欧洲一体化仍在缓慢推进。危机中最引人深思的，是一系列事件未按“常理”发生——左派没有兴起，全球化没有倒退，保护主义没有兴起。

二、欧洲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

危机下的欧洲并不否定资本主义，但在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过去30年，欧洲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程度弱于美国，其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独树一帜。全球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受质疑。2009年初，欧洲国家领导人欲借机批判美式“金融资本主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后来，随着自身危机加深，欧洲无暇他顾。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新世界、新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大致勾勒出了欧洲精英反思资本主义的“心路历程”：在2009年的研讨会上，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齐声声讨金融资本主义，并提议改革国际制度，德国建议联合国成立经济理事会；2010年的会议陷入低谷，几乎没有媒体报道；2011年的会议务实很多，直面欧元困境与欧洲的相对衰落；2012年已完全退出公众视野。

欧洲在反危机过程中也在探索新的发展理念，欧盟《2020战略》中提出了“智能、可持续、包容性增长”，成员国纷纷提出“幸福发展观”，法、德等国欲在欧盟推行金融交易税。但是，这些理念未能深入贯彻。新自由主义在欧洲虽然普遍受到质疑和抨击，但未被打倒。实际上，欧洲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和全球是同步的，许多人将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视为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生根的标志。一派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洲一体化是欧洲精英的策略，目的是为了改变欧洲的福利制度，解决欧洲70年代出现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问题；跨国家的治理模式是为了有效绕开国内的民主制度，更好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证研究表明，西欧贫富分化加剧的部分原因是地区一体化。可以说，欧洲实行的只不过是比美国更“柔和”、更“人道”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反危机过程中实际上占了上风，这突出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减赤”和“减福利”成为反危机的主要特征。在全球反危机过程中，欧洲是最早退出救市政策和“减赤”最坚决的地区。欧洲的“减赤”政策包含了很多削减福利措施，缩减福利因而成为危机中欧洲社会的最大变化。危机之初，欧出台大量救市和经济刺激措施，导致各国赤字激增。于是，新自由主义在2010年迅速回弹，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减赤”、优化投资环境、安抚金融市场等做法迅速取代了财政刺激计划和金融监管，直到2012年1月30日欧盟峰会强调增长与就业，“减赤压倒一切”的政治气氛才有所缓和。有学者认为，政府已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减赤”是金融资本主义用来制服“不情愿”的阶级和地区的工具。危机也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福利制度的机遇。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关于福利制度弊端的讨论日益增多，政治精英已意识福利改革的重要性，开始调整政治策略，如避免出台不受欢迎的政策、在改革时“打拉结合”分化各个利益集团、安抚政治上重要的集团、低调推进改革、分散改革责任等等。2011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土伦讲话中称，法国社会模式已过时，他希望民众改变过分依靠福利的心态，“在少挣钱和多干活之间，要相信选择后者更好”。

第二，欧洲左派未能提出任何替代性倡议，出现集体失语。20世纪的两次经济危机都曾促进了左派党和工会的大发展。但在此次危机中，欧洲左派出现分裂，失去了方向，也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武装。截至2012年8月，在欧洲议会社会党团“社会与民主党进步联盟”(S＆D)的27个成员党中，仅丹麦社会党(2011年9月胜选)和法国社会党(2012年5月胜选)是执政党，奥地利、比利时、爱尔兰、希腊的中左政党只是参与执政，而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斯洛文尼亚的中左政党则已在危机中下台。

在危机中胜出的是主流中右政党。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所属政党皆为欧洲议会最大党团人民党党团。2009年德国大选，基民盟总理默克尔连任。2010年英国选举将保守党选上台，彻底结束了工党1997年成为执政党后推出的“第三条道路”。2012年5月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当选总统才打破了欧洲“向右转”的局面，但其当选被普遍认为是得益于民众的“反萨科齐”情绪，未来能否带动欧洲“向左转”还要看其实际政策，以及2013年德国大选的结果。

左派的集体失语有如下原因。一是中右党并无意识形态窠臼，而是因势而动。危机初期，中右执政党增加公共开支，保护就业，推行经济刺激政策，实际上成了中左政府。在债务危机出现后，削减赤字、减少福利成为欧洲共识。左派党传统优势无从发挥。二是左派在新形势下未能提出系统性理论。因技术进步、移民涌入、工作岗位外移、劳工市场僵化等种种原因，欧洲的劳工市场已变成“体系内的人和体系外的人、有技术的人和没技术的人、有组织的人和没组织的人相隔绝的世界”，而左派党无法为劳工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在福利制度改革问题上也一样，左派党并未找到能兼顾福利和竞争力的两全之策。此外，随着欧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阶级政治已经式微。到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对西欧后物质主义选民的强烈吸引力”，政治的极化由阶级导向变为价值导向，近几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上升以及以网络自由主义为号召的“盗版党”兴起皆反映了这种趋势。

三、欧洲民主制度面临挑战

危机凸显了欧洲领导力的缺失、决策程序的冗杂低效，以及民众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从决策效率看，欧洲民主制度在应对危机时毫无竞争力，似应向“威权”转型；相反，从决策合法性看，“危机决策”使欧洲“民主赤字”愈发严重，似应进一步强化“由民作主”。如何看待欧洲的民主制度，如何作出调整，对欧洲的精英是个挑战。

欧洲民主制度在危机中的表现可大致归纳如下。第一，欧洲各国政府“稳定性”差，甚至出现“无政府”状况。2009年1月，冰岛政府成为首个因金融危机而下台的政府。进入2011年，爱尔兰(3月)、葡萄牙(6月)、希腊(11月及翌年5月)、意大利(11月)、西班牙(11月)、斯洛文尼亚(12月)相继因债务危机而更换政府，其中，除西班牙外，皆提前举行大选。波兰中右政府于10月胜选连任，成为危机爆发以来的异数。比利时2010年6月议会选举，但六个主要政党竞争至2011年12月6日才选出首相，创下了541天“无政府”的记录。

第二，欧洲国家领导人或受民主体制掣肘，或主动以民主体制来分散决策风险。2010年3月和2011年4月，冰岛两次公投决定不向英、荷两国政府支付赔偿，“合法赖账”。进入2011年底欧债危机关键时期，“意外”层出不穷：五位德国知名教授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起诉“救希腊”违宪(6月)、斯洛伐克议会反对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扩容(10月)、英国下院动议要以公投来决定是否退出欧盟(10月)、希腊拟对金融救助计划进行全民公决(11月)。这些事件延误了救助时间，大大增加了欧债危机恶化的风险。

第三，欧洲民主制度因应对危机而“停顿”。如“民选”领导人被技术官僚所取代。2011年11月，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帕帕季莫斯和马里奥•蒙蒂先后从被迫下台的“民选”政治家手中接管了意大利和希腊，成立了过渡政府。《纽约时报》透露，法国总统奥朗德及其前任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私下敦促”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选择蒙蒂。意大利的过渡政府内阁部长均由专家担任，未起用任何有党派背景的政治人士。英国BBC援引学者称，“市场和这两个国家的国际伙伴希望看到一致、有力的回答，但是政治家给不了他们这些”。又如国内民主决策被国际集团的决策所取代。欧债问题的相关决策基本上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吉(及其前任特里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及其前任卡恩)、欧元集团主席容克作出。

第四，社会出现了以“反体制”为特征的活动或思潮。如和平的抗议活动。始于2011年5月5日大游行并延宕数月的西班牙“愤怒运动”以及受美国2011年9月17日“占领华尔街”启发而在欧洲遍地开花的各种“占领运动”，皆打出了“他们不代表我们”的口号。希腊的军队、警察、公务员参与示威、罢工。还出现了社会骚乱和极端行为。2008年，希腊出现了大规模无政府主义骚乱；2011年8月，伦敦的“打砸抢烧事件”迅速蔓延到多个大城市，成为英国自1995年布里克斯顿骚乱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2011年7月，挪威极右恐怖袭击案导致77人死亡，凶手以此来宣扬其反移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思想。此外，反精英、反移民、反体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入欧洲主流政治。二战后，欧洲彻底反思“纳粹”，使极右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边缘地位。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极右思潮快速回潮，并借经济危机大张旗鼓，扩大影响。

奥地利自由党和“未来联盟”两个极右政党在2008年大选中合计获得29．5%的选票，法国国民阵线在201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17．9%的选票。21世纪初还相对沉寂的英、德、瑞典和芬兰的极右党均在地区、国家或欧洲选举中有所斩获。在200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多个国家的极右党得票上升，丹、荷、英、法、芬、希、意、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的极右党议员组成了欧洲自由与民主党团(EFD)，该党成为欧洲议会七大党团之一。危机中欧洲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也达到战后顶峰，但与右翼相比，左翼民粹主义各政党之间理念差异较大，整体影响较小，只在个别国家有影响。危机后表现最突出的极左政党是在2012年5月大选中民意飙升的希腊“左派政党联盟”。

其实，欧洲的“合法性危机”、“效率差距”、“民主赤字”由来已久。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权威衰落和个性解放，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政治议题越来越复杂，民主制度已很难应对此种复杂局面，这成为“欧洲的民主国家摆脱不了的两难”。随着欧洲进入后现代社会，自由流动和多元认同正进一步削弱建立在现代性理念上的代议制民主的根基。例如，在危机中，欧洲极右势力的活动虽仍在民主框架下进行，但已挑战了“民主”中的“民”，它们认为只有某些族群才有资格成为“民”。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问题，并被认为是“民主超载”(overloadeddemocracy)的结果，即民众出于短视的利益而在民主体制内要求太多的福利。当前危机中出现的情况则不同，欧洲民主制度最大的失败，是政治家从根本上丧失了激发广大民众支持其决策的能力，反精英、反欧盟的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抨击政治家用牺牲民众利益(“减赤”)来维护资本家利益(“救市”)，用牺牲国家的长远发展能力(减赤会扼杀经济活力)来满足外部势力的要求。

显然，欧洲民主制度到了必须直面其困境的时候。但应该指出，欧洲人并不质疑民主理想。长期以来，欧洲人对民主价值观高度认同，而对欧洲民主的表现则多有不满。危机中，欧洲人对民主原则的推崇更为坚定，而对民主的现实运作更为不满。危机后，欧洲人尽管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也只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其“合理性”，而更多质疑其“合法性”。

四、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方向

当前危机直接冲击欧洲一体化。欧盟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称危机“影响了欧盟的物质和符号核心——欧元”，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虽然法、德在修改欧盟条约和严格财政纪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前行，但人们普遍认为，危机以来的一体化发展落后于反危机的需要。经过20年高速发展，欧洲一体化积累了不少问题，在本世纪初已显露疲态。法国、荷兰2005年公投否决《欧盟宪法》、爱尔兰2008年公投否决《里斯本条约》都说明了问题。除了决策低效、民主赤字、欧盟机构权力不足等常见诟病外，当前危机还暴露了欧盟的几个新问题。

其一，欧洲一体化本质上是欧洲精英的理性设计，但随情势变迁，此设计再难弥补欧洲千差万别的国情，也未能制止欧洲实力的相对衰落。南欧国家因加入欧元区而难以通过货币贬值来缓解危机，欧盟版新自由主义在提振成员国竞争力方面差强人意。科尔、密特朗等老一辈政治家不顾阻力推动欧洲一体化，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欧洲经济已进入一个与全球经济相互关系中的结构性危机，经货联盟可以使欧洲经济变得更强大”。但如果欧盟不能让欧洲更强大，一体化的动力必将减少。

其二，欧洲精英对一体化前景缺少共识。欧洲精英对欧盟信心减退，他们之所以仍坚持推进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倒退的成本太高。这与当年欧洲政治家看好一体化的高昂情绪形成鲜明对比。欧洲一体化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民族国家乃至全球化关联密切，既然欧洲目前在如何改进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问题上未有定论，一体化也难有清晰思路。

其三，尽管欧盟制度已经建立，但欧洲认同远未达到相应要求，一旦出现危机，民族国家仍是“心理避风港”。德里达指出，超越理性的信仰是权威的支撑；任何坚固的共同体，都不能仅靠“知识”来维系。欧盟不是一个国家，因此认同的基础只能是共同价值观。欧洲人“搜遍自己的历史去寻找共同价值，如果最终无法找到，他们也会努力地去建设一种共同价值”。但这种方式似乎并未激起欧洲人的“同胞之情”，危机中幸灾乐祸、与邻为壑的情绪相当普遍。极右思潮的兴起，反映了欧洲人日益强烈的、寻求权威、传统价值和安全感的心态。

以上三点，将慢慢界定欧盟发展的“边界”。在此背景下，法德轴心的衰退、“德国问题”的凸显、多速欧洲的固化等等问题，都已相对次要。

对欧洲的发展路向，欧洲人一直有三种设计。一种是新民族主义——为使民族经济和福利政策不丧失所谓行动空间，须大大压缩欧洲化的范围；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为了改善欧洲市场的功能，须彻底放弃民族福利国家政策；一种是世界主义——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提倡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从当前危机看，新民族主义正在与新自由主义激烈博弈，而世界主义的理想已迅速衰退。但这三种选择都前景堪虞。新民族主义将把欧洲变成一群二流、三流国家的松散集合；新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已受到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世界主义在欧洲民众心理边界迅速回调的危机年代已经失去了土壤。中国学者看欧洲，多认为欧洲要强大，就应将欧盟建设成类似民族国家的实体，然后强力推行自由化改革，且在此过程中民主制度应让位于决策效率。这是中国人“推己及人”的想法，其实并不在欧洲精英的讨论范围内。

结语

本文探讨了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对欧洲政治与思潮的影响。本文认为，危机导致失业上升、收入下降、福利减少，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这种影响是不平衡的和微妙的。此外，经济危机中欧洲民粹主义泛起，但未对政府决策、社会秩序或政治体系形成根本冲击，并未形成政治危机。欧洲反思资本主义，但不否定资本主义；反思民主运作，但不改民主理想；反思欧盟，但仍在缓慢推进一体化。

此次经济危机未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危及欧洲整体政治构架和社会机理。加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洲、西方乃至全球层面并未出现挑战现有西方核心制度的思潮，欧洲的核心制度将得以维系。但是，此次经济危机触碰了欧洲核心制度设计———福利国家、一体化，乃至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需要欧洲作出修补；此外，欧洲在危机中的表现输给美、中等大陆规模的主权国家，进一步触发欧洲对其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反思。德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12月2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欧元危机是“信心的危机”。

欧洲当前的最主要问题是，在历史需要欧洲速作决断的情况下，欧洲弥漫反体制情绪、反历史进步主义情绪、反精英情绪，加剧了危机。早在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就指出，欧洲陷入了精神危机。在精神危机中，公众的态度会在三个方面发生变化：突然失去了历史方向、对任何党派的政治领导层都感到不满，并质疑社会进步主义。

从欧洲的情况看，这三种态度在今天愈演愈烈。2011年底公布的“全球希望与绝望”的民调结果显示，欧洲已然是最“绝望”的地区。欧洲精英的焦虑感也日益明显：前德国联邦银行董事扎拉青称穆斯林移民使“德国自取灭亡”；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呼吁“欧洲要成功地衰落”；意大利财长特雷蒙蒂称“我们失去了希望”。

未来欧洲要做的抉择是根本性的。有学者认为，世界经济中有三者不可共存：深入的经济一体化、强大的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同时达成这三者。当经济高度融合时，要么削弱民族国家，要么削弱民主。这是欧洲必须面对的抉择。又有学者指出，经济平等、个人自由、民事和平不可能同时共存。在历史上，只要其中二者结合，第三者必然会被牺牲掉，这几乎成了“政治的铁律”。这也是欧洲福利国家必须面对的抉择。

欧洲一体化是二战后才出现的，它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有过相对停滞的时候，但其发展已挑战了人类的想象力。“欧洲的现状是流动的、未固定的。它是一个可变的地理概念，有着可变的民族利益，可变的关联系统，可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可变的国家形态，可变的认同模式。”在历史上，欧洲各民族分分合合，“欧洲”的边界时张时缩，“欧洲帝国”的控制力时强时弱。一旦情势合适，一些外部输进的理念或欧洲历史上的理念就会结合新的条件而生根发芽，改变欧洲的形态。在欧洲现代史上，这种转变甚至往往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欧洲的未来是开放性的。（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2.8）